2001年12月8日北京大雪（丁燕4月4日北京大雪）
那一刻我相信人没有来生；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灰飞烟灭；那一刻像是电影里的反转镜头：此前看过的影像都具有了双重含义，要再细细地捋一遍。
此外，最重要的是：现在我活着。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怎么可能体会到生命是以倒计时的方式在滴答滴答？你以为一天会比一天更美好，因为你在天天向上，而其实，你在天天减少。要过多久，你才会哭得浑身发抖——那哭声像春天的伊犁河水混着冰碴子呼啦啦炸开——你看到死亡时那样怯懦，根本无丝毫气力反抗。
这是4月3日下午。在老师家的客厅。你看到茶几被挪开，空出的地方刚好供客人拜祭。黑框相片、花圈、挽联、香烛。这是死神画下的最后一个句号，然后，它便将那巨大而独特的空白，以及莫名的混乱和真切的贫乏，留在人间——留给我们。
必须要从早晨说起吗？
2018年4月3日。我从家出发时是凌晨五点四十，六点刚过已赶到办公室。坐上约好的车到达深圳宝安机场。九点起飞，十二点至北京。一切都那么精准，然而，一切又都完全不一样。到北京去过无数次，可哪一次是为奔丧？北京总是和最美妙、最激动、最熠熠闪光的时刻联系在一起——旅游、开会、领奖——好像那里的快乐总是那么多。
我穿着黑裤子、黑长衫、黑马甲、黑棉衣，黑色与褐色交织的条纹状披肩，像是从黑洞里走出的黑影子。这个时候，我害怕任何闪烁、明亮和鲜艳之物。可我称之为“黑色”的颜色却容纳不下我的悲伤——那悲伤的劲儿越来越大，一直压迫着我不断叹气。但我却不想转移注意力，只想紧紧地盯着死亡思考——我好像是在享受自我惩罚。我听不见别人说话，看不见窗外的景色，感受不到气温的冷暖，而只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如此渺小，我的生活如此沉闷琐碎，我在抵抗周围压迫时如此单薄。
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我从首都机场坐出租车往市区赶的时间，是第二天和老师告别的时间。他的遗体真令人震惊——脸变白了，身材变小了，眼睛已经闭上，嘴角没有微笑，穿着严整的西装——根本不是平常的模样！记忆中，他总是穿着带拉链的夹克，体型高大，不怒自威。一想到很快那身西装就要被点燃，我便浑身哆嗦，脑袋像要炸裂开。
返回东莞后，女友陪我散步时，讲述了更为惊骇的场景。她父亲去世后，她等在炉子外。“拉出来时，骨灰是一个完整的人形。”“其实，骨灰是一粒一粒的。”她的眼里没有泪，面庞平静，语调像是讲解员。我们在昏黄的路灯下对视一眼，之后，陷入长久的沉默。她的两条狗儿，在我们脚旁窜来窜去，汪汪叫着。
目睹死亡之后，人们会用新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也深深陷落到那个网中，而对方如果想收紧，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早晚要收的——你可以继续吃饭、浇花、跑步、看落日、睡觉，然后到了那一天的那一时刻，那网子便用力一收。你一天天地衰老、变丑，貌似受人尊敬，但实际越来越遭人嫌弃。你自卑得要命，痛恨那倏忽而逝的青春实在短暂。你不想屈服，可你不知该怎样抗争。那么，你只能妥协吗？想到那一刻早晚要来，你觉得干什么都百无聊赖。可你终究还是转念一想——既然还活着，就要“此时此地”；甚而，还要热爱“此时此地”。
你在北京的午饭时吞咽下一块饼。你赞美这饼和岭南不一样。那碗羊杂汤因为有辣椒，你只喝了两口就作罢。你虽感受到死亡的忧郁，可你身体的其他器官仍然保持着极强的体验能力——它们马不停蹄地抓紧体验，而非等着忧郁过去后再开始工作。你吃了这样一顿午餐后返回宾馆，等待和别人一起汇合后，再一同到老师家祭拜。“不要一个一个去……”你在心里默念。每去一个人，师母就会疼痛一次。
一个人待在宾馆那逼仄的房间，你比上午的任何时候都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你试图躺下，让自己睡着。事实上，昨天夜里你基本没睡，一直被焦虑控制。可你却一点都睡不着。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像运动员一直在努力奔跑，试图抵达终点，可他实在太努力，居然在跑过红线后，还是收不住脚步，继续往前冲。你整个身体就处于这种“过了头收不住”的状态。时间变得格外滞涩，因为你的脑海反复出现这句话——老师不在了。
你们按照高德地图的导航找到老师家楼下——以前如果找不到，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风吹得过道里有种鼓风机呼呼的声响。你们站在那里定了定神，才按了电梯——你们觉得自己已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承受死亡。可电梯门一打开，就看到了花圈。老师家的门是敞开的，屋里也放着花圈。原本是美丽的花朵，扎成一个大圈后，就有了别样的寓意。
黑色相框里的老师微笑着，和平常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目光从油光纸和玻璃中穿透，落在我们的肩头。返回宾馆后，我对同去的女子说“老师什么都能看得见”时，她略显吃惊。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此前，我从给养父母办丧事的经历中，清清楚楚地知晓到这一点。老师就在他的屋里，正在半空中俯瞰。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对峙场面——老师确然存在，而我们当然也存在，但老师的肉身却不在这个场域。老师变成了一张照片，变成了照片上那缕顽皮的微笑。老师被定格在了某种状态（他自己期望的状态）。
师母讲述了老师的最后时刻——上午还属正常，中午十二点多时感觉气短，自己躺在了床上。很快就开始翻白眼。叫救护车。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在下午三点时停止了呼吸。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就这样在一瞬间一刀两断。一切都变得祥和宁静，无声无息。是在明亮的午后，而不是朦胧的黎明或暗黑的午夜，死神开始收网。“3”是多么暗黑的数字：3月31日3点。
很快……很快……简直像是做梦。
不仅是知道病情的家人，还有从不知道病情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读者，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个消息如陨石从天而降，无任何征兆。也许这正是老师文章的风格——强悍、敏捷、凝练。他写这样的文章多了，整个人便也浸染上这样的格调，甚至感染了他的死亡。他才不愿躺在床上凄凄惨惨切切蜿蜒半年一年，不，他不愿那样。他不愿在医生那里露出怯懦，而愿意让死神在瞬间降临。他是坚强的，也是骄傲的。
我恍然大悟——何以老师做事总是如闪电般迅疾，因为他知道……他早已知道……他的每一天都是从死神手中夺过来的。他知道那一刻早晚要来，可难道要躺在重症监护室，被各种管子插着，一秒捱一秒地等待？那种像是被石化的日子，他受不了。
——“再住下去我宁可跳楼！”
他坚决要求出院，并写下了“绝不找医院麻烦”的保证书。已经到了暮年，他需要一个漂亮的收梢。他不是不怕死（我揣测他是怕的），只是，他不愿那样等死。从出院到最终撒手人寰，他与死神玩着捉迷藏，又奇迹般地夺回了十几年，已属医学奇迹。事实上，这最后的阶段他过得高度紧张，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人却太过粗心，对这种紧张无知无觉。唉，他对学生总是鼓励又鼓励，神情总是明朗而欢快，出语既温和又十分小心，绝不表露出一点自己的痛苦和迷茫。他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
他的书房那样狭小——像个儿童房。原木色的书架包围着原木色的书桌（桌面除电脑电话外，还有些大大小小的药瓶），原木色的椅子靠背极矮，窄窄的单人床，窗台上摆着一排书。床头柜上摞着的是他的新书，在他去世前一天刚刚面市。他一直催促责任编辑“快一点”，难道早有预感？他多么喜欢这本书——他的最后一本书——赞扬它“厚重、大气、素净”。
老师是评论家，也是散文家，但最为重要的是，他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为杰出的见证者。他的严肃、灵巧、才智和活力，总能激发后人去追随。谁能想到，他的战壕就是这间袖珍小屋。在这里，他以笔为旗，试图寻找出中国文学的律动频率。从这个巢室里敲打出的每一个字，都如黑天鹅绒上的钻石，让人们的眼神发亮。
老师对学生们的影响，并非是具体指导创作的某个步骤，而是自信心的灌输：“相信你自己”。搞文学创作的人，脑子里大多会产生很多凝缩的想法，好像是一些无法确定但又有创意的原生质。这些无法估量的事物需要和极强的自信心融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老师曾苦苦摸索，所以他从不吝惜肯定。当然，他也会适时地提出批评。
女友以医生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向我解释了“肺纤维化”的治疗——“肺就像一棵树，某些叶子干枯了，要从嘴里深深地探入一个仪器，在那些枯叶上搅动，让它们恢复收缩功能。”她淡淡地说：“非常、非常痛苦。”沉默许久后又补充：“其实，也没多大用处。”我纳闷：因何原因会得肺纤维化？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疗？不知道！原来，这是个荒诞不经的疾病。女友询问：“他抽烟吗？”我记得老师是抽烟的，后来又戒了。她叹息：“也许不戒还好。抽烟的人，最后都是在肺上出了问题。”
我是读了老师“西北往事”的系列散文后，才知悉他三岁时父亲便病逝了。那时，我觉得这个节点可以解释他何以敏感、天真又睿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师在写作上的种种探索，都是在寻找他的父亲。但现在我知道了，还有另一个原因——肺纤维化。我无法想象他写下保证书，从医院离开的那一刻——他要单挑。“来吧，死神！”他怒吼。他那样倔强。若他不是这种个性，这个早早失去父亲的孩子，就没法长大。
这是4月4日上午的北京。
这个硕大的北方城市在冷冽的春风里醒来。市民们一如既往地赶往包子铺，看大妈揭开包了塑料布的加厚白纱布，裸出婴儿般的小包子——白嫩肌肤冒着热气，比拳头稍小，一两三个，皮薄馅多，味道足实。无论猪肉大葱、韭菜鸡蛋或羊肉胡萝卜，皆受人欢迎。馄饨的个头居然和包子类似，面皮滑爽劲道，而小米粥紫薯粥，简单而简洁。哦，世界多么辽阔，历史多么悠久，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可看的事情接连不断……没有人会特别在意，这一天，有一个人要彻底离去。
在去八宝山的出租车上，我体验到了一阵“产前阵痛”——我想起那一刻，自己挺着大肚子，坐在车上到妇产医院的情形。那时，我赶着去制造一个生命；现在，我赶着去告别一个生命。
我是我母亲的孩子吗？她生下了我，又在我三个月时“送”给了她的姐姐——那属于我的一个微妙的历史转变时刻。我将我的二姨妈叫“妈”，将生母叫“小姨”。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错位的混乱中。我的儿子诞生后，我紧紧地搂住他，害怕自己会像生母那样，有一天弄丢了他。我简直像是在对他发誓：“我们永远不分开。”因为分开那样残酷——我不是抱怨生母将我过继给别人，而是她，打乱了原本属于我的平衡。
我的成长史，是一个人努力维护其自身小宇宙平衡的历史。童年时，我是个不愉快的小女孩。我原本应该撒娇，却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活。长大后，我长时间沉迷写作，只是为了能清晰地界定自己——我试图去寻找那个“完整的我”。我不能肯定我的作品会有什么作用，可当我创作它们时，我并非只是为了别人，还包括对自我的拯救。
难道这就是老师要急切写作的原因？和死神作战，肉身早晚要缴械投降，但精神却可以长存。对死神来说，“那感觉真的很糟糕”——它并没有真正地收走一个人；可对人来说，“这可是场意外的胜利”——写作让生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延续下去。
“等等，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可死神听不到这样的请求。
所有的规划都遭到了讽刺。
一开始，我们占有了那么多好东西——阳光、鲜花、青春、荣誉、地位、喝彩。那些日子，我们过得像个醉鬼，明知已迷糊了，可还是要喝。我们热情地拥抱目光所及的一切，以为可以天长地久地占有它们。到了最后时刻，我们发出请求：“等一等……”回首往事，我们发现自己的一生充满悖论——完全是一次没有灯塔的航行，一个没有账本的公司，一部没有情节的小说。
我们能留下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在未来的某个时日，是否会打开我的一本书，看到我做的那些眉批？他必须十分有心，才能获得那个时刻。而成年后的他也许一直很忙碌，从事着和我的职业不搭界的工作，根本没时间打开那些书。也就是说，连他——我的儿子——也会很快地忘记我——当我不在人间时。想到这些，我又浑身一紧。我经常会感到孤独——那个发现父母不是亲生的女孩，那个住在宿舍的女记者，那个凝视广场的中年妇女……一直一直都很孤独。我根本没有勇气想象我的晚年。我害怕。
事实上，从四十五岁发现第一根白发开始，我的生命已走过春和夏，到了秋天的初始，可我希望自己麻木些，不要多想，否则就没办法往前迈步。清醒是主动，混沌是被动——而我愿意被动。我害怕冒险，害怕失去，害怕遭受羞辱——人一旦不再年轻，他所遭受羞辱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老去是个无法逆转的过程，是个向身体告别的过程。浑浊、退化、皱褶、弯曲、迷蒙。你的世界一点点坍塌，像城堡下陷于沙滩。秋毫之末，白驹过隙，你一点点地离开了年轻时的自己。
出租车从潘家园到八宝山，耗费一个小时，九十九元。人越来越多：老人多、黑衣人多。买好花圈后，等待那个穿西装、头发吹得纹丝不乱的中年男人写挽联。格式是固定的——“沉痛悼念××同志/××敬挽”“××兄长千古/挚友××敬挽”。台阶上的长桌铺着本子，专门用来登记。每个人都领到一朵小白花和一页小册子（内有老师的生平简介）。
事实上，每一个到达八宝山的人，都只是“部分的我”，而不是“完整的我”——“部分的我”和他人站在一起，或签字，或往衣襟上别花，或抽烟，或低语，或流泪，但“另一部分的我”则陷入无止尽的悲伤。每个人都恍恍惚惚、昏昏沉沉，像犯了一个大错，想要麻木不仁，但又惴惴不安。每个人都脸色乌黑，疲乏地点点头。说什么呢？没有安慰，没有温暖，没有帮助。面对死亡，我们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大厅内，花圈摆放两侧，人群聚拢其中。简短的开场白后，每四个人一排，向前鞠三次躬，绕遗体一周，和家属握手后告别。整个仪式简朴而简短，不到一个小时。
——没有念悼词。
那个四方形的盒子神秘至极，散发出可怕的威慑力——所有待在这个空间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来自那个尺寸的压迫。老师虽然变得和平常不一样，但看起来仍然像是个陷入深度睡眠的健康人。每个人都感到分外窒息，都承受不了这过重的负荷。唉，这是最后、最后的时刻。当泪水和哭者合二为一时，悲伤便爆裂开来。人人都痛彻心扉地明白——没有任何一条道路能避开这里；这里是我们所有人最后的归宿。
也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人，有的只是魂魄。也许我们相识一场，不过是魂魄附体在一个肉身上，相互凝视一番而已。最终，我们还得交还那肉身，再次恢复成魂魄。也许我们身为魂魄的时间更长，而依附于肉身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感慨自己在失去，因为一开始就是空，结束时还是空。
也许人类的世界可以分为两部分——殡仪馆之内，殡仪馆之外。你在外面时，感觉到被欣赏、被肯定、被赞扬；你在里面时，发现这个世界了无趣味、毫无生气。即便火化炉可以分为高级和不高级，墓地也可以分为高级和不高级，但最终的结果都指向了那个词：灰飞烟灭。像钢琴按键在“当”了一声之后，便再也没有了任何声息。
雪大约是从下午四点开始飘的，到五点，雪已凝结成粒子往下打，让柏油路面湿滑得像面镜子。八点时，雪变成指甲盖，以慢镜头般的恍惚感，细细密密地悠然飘落。“很久都没下雪了。”2016年11月我来时，刚好赶上那一年的第一场雪。雪将白杨树的叶片打落在地，风又将它们刮起，吹成一群跑步的士兵，呼啦哗啦。那一次，我们一干人到了老师家，喝茶、聊天、拍照、吃饭。那时我压根没想到，老师只剩最后一年半的时间。
大雪软化了这个城市，赋予它一种童话色彩。大雪落在汽车玻璃上，勾勒出优美的弧线；大雪渗在灌木丛中，像给大蛋糕撒上糖粉；大雪飞入人的脖颈内，像精灵在轻言轻语；大雪裹住树干，让黑钢条披上白斗篷；大雪让桃花瓣挂上冰霜，让粉色愈发晶莹。大雪啊大雪，你何以要在4月4日莅临？难道这些洁白的字词，是上苍吟诵给老师的悼文？
北京的11月和4月何其相似——天空迷茫，大地肃杀，手裸在外面会感觉到冻。而南方——南方再冷，手都不会觉得冻。这些“冷啊热啊”……这些“原始的”感觉方式，正是人的方式，而哲学的方式，则是抽象的方式。哲学就像成语，如果没有亲自体验，很难真正领悟其深奥蕴义。
譬如——灰飞烟灭。
你很早就学会了这个词，懂得它的笔画，它的读音，它的表面含义，然而，直至4月4日，在北京的大雪里，你才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残酷性。上午你目睹到的遗体，到了下午，果然已是“灰飞烟灭”。而谁又能置身其外！每个人的结局，不都是“灰飞烟灭”？
有时，我抱怨语言的无能为力，而有时，我又坚信语言的坚韧顽强。也许人生就是一个体验语言的过程——在学校里，我们学习了语言的皮毛；到了青年时代，我们不断体验语言的内涵；及至中年，我们将突破语言的第一层次，进入其深处——我们看到了词语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啊，原来那些词真的只是冰山一角。你的太阳穴如撞钟般发出轰鸣——铛。
死亡是一条鞭子！你被抽得浑身发抖发疼，感觉自己活着多么羞耻。现在，你在冷风中呼吸，你的手感觉到寒凉，可另一个人已永远、永远无法体会到这些在你看来，最简单、最不值得一提的感受了。结束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人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以四方框的形式。
老师总是感慨：“我还是个甘肃人。”他说这话时，眼睛闪着银质的光，嘴角挂着孩子气的微笑。他的外表是强大的，但他的弱质也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老师在首都工作了大半辈子，却深感自己没能融入到北京圈里，像寄居在一块浮冰之上（但他却又旁逸斜出，自成了一番天地）。
如果城市是迷宫，那北京则是迷宫中的迷宫。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城市时，就像我们的祖先进入一个新的森林。各种陌生地名的指示路牌，就像各种不同姿态的植物。这个环境让初到者既不安，又兴奋。当我置身于北京——这个千万块石头堆起而成的城市——却感受了某种限制：地铁的限制、暖气的限制、城墙的限制。北京处处散发着“北京味”——人们说话的腔调、衣着、礼仪皆和西北或岭南大相径庭。要弄懂北京，需费很大的功夫；要适应北京，更需费很大的功夫；而要让北京接纳并承认，则不是费些个人功夫就能办到的事。所以当汪峰唱起“北京，北京”时，“京漂”们会热泪滚滚。
要离开北京了。那些覆雪的农田、低矮的平房、杂乱的茅草、破损的街道……都将变得不存在，像是玻璃窗上闪过的影子。在一个即将离去的人眼里，北京已成为景致，而时间已退入到空间之中。虽然，你还置身于城市之中，但却已到了最后的观望状态。这些边缘地带的一草一木，无不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过去了，一切都会过去。很快，对你而言，北京不过是个词语而已。
我在返程的路途中慢慢意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想一想有一天死亡会收走一切，人怎能不悲伤。人被巨大的沮丧感包裹，为自己的渺小伤心哀叹。当人强打精神开始新的一天时，显现的状态虽然是“积极”，但那不过是消极中的积极，因为，根本就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积极。
写作何以重要？我想，人还是有点自以为是的劲头。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天真的梦里，日复一日地过活，无法用定格的方式挽留下什么，可仅仅凭借一支笔，一台电脑，人就会一点点地建构起自信——当我提供出我的经验我的证词时，我的渺小便不再突兀。
也许“敬畏生命”不仅包括面对他者——爱护花草和动物，对弱者施以同情，对不平之事发出呼吁，让卑微之物闪光，同时，也要面对自己——让自己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而不要在平庸、固化和沉寂中怠惰下去。
返回东莞，返回家，返回到东江的那条小道——好像我根本没有去过北京。
路灯下，我向女友讲述4月4日凌晨做过的噩梦时，她静静聆听，清丽的面庞散发出修女般的光芒。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东莞美得简直不真实。耀眼的阳光闪烁着，让一切物体都均受着它的浸润，并因接受了这新火焰而抖动。那么多的绿叶和鲜花，那么宽广的街道，那么闲适的人群。尽管我的内心还被一丝懒惰牵扯，可这些新鲜的景象又催促着我，像破茧而出的蝶般行动起来。
我这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节奏——我一边自责，一边开车。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悲痛中停留更长的时间，可车轮的速度裹挟着我，不断不断地向前。但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疼——那种让浑身发冷、脑袋爆裂的疼。就在这个凌晨，我一口气敲打下一堆文字——“没有写作我也会跳楼”——那些词语是从火山的唇缘冒出的岩浆，还裹挟着其内核里的灼烫。
现在我活着。
现在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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