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故事无人不知（导河积石的源头原来在这里）

河关古城遗址积石峡远眺，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无人不知?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大禹治水的故事无人不知

河关古城遗址

积石峡远眺

禹王宝座

大禹支锅石

禹王祭祀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临夏是黄河流域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州——河州。黄河经积石峡从青海流入我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滔滔东去。在黄河的历史与地理文化中，积石山是一个古老而颇具文化底蕴的地名，早在史前时代伴随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名闻华夏。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就有：“导河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的记载，《史记·夏本纪》《水经注》《山海经》《括地志》《太平御览》《集解》《汉书》等史籍都有积石山或大禹导河积石的记载。

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分，是临夏州境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走向排列山峰的总称，南起土门关，北至黄河边，全长50余公里。小积石山北端被黄河拦腰切断，形成一条长约二十五公里的峡谷，这条峡谷就叫积石峡，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传说是大禹治水开凿而形成。作为孕育了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在临夏流经124公里，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大禹精神的发祥地。让我们结合相关史料和遗迹，去探寻大禹导河积石、造福中华儿女的故事。

一、甘肃临夏是大禹的故乡

大禹是哪里人？出生在哪里？可谓众说纷纭，争论不断，其主要围绕一个“禹生石纽”的感生神话及其文献记载、大禹遗迹、祭禹习俗等进行考证、研究，由于古文献中关于石纽这一地名的记载较多，特别是近年随着大禹研究的深入，又发现一些新的石纽的地名，因此，有关大禹出生地更是观点频出、扑朔迷离。目前代表性的主要有四川北川说、四川汶川说、重庆宜宾说、河南登封说、河南禹州说、山东说、江苏说、青海说等几个观点。

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甘肃学者又提出大禹出生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是大禹的故乡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有古文献记载，又有众多遗迹与神话传说佐证，还有史前古文化遗址和文物支持。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并作如下浅论。

（一）古文献记载

一是关于“禹生石纽”的记载。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戴良传》：“仲尼生于东鲁，大禹生于西羌。”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羌也。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帝王世纪》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

这里“禹生石纽”是绝大多数专家认可的记载，关键是“石纽”在什么地方。目前有四川北川、汶川、茂县，重庆宜宾，河南登封市，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等说。

甘肃临夏也有“石纽”之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说：“洮水右合二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地源合舍而乱流，经金纽城南。”这里所谓金纽城者，在和政县蒿支沟口，遗址尚存。《甘肃通史》载：“据《寰宇记》所引《十道录》说，‘石纽是秦州地名’，在甘肃东南部。”《寰宇记》载：“大夏县西二十里金剑山，亦有金剑故城，一号金柳城。今按金纽、金柳、金剑，皆一也。当在今河州东南。”《和政县志》记载：“公元325年（晋太宁三年），前凉在和政地置金剑县，治金纽城（又名金柳城，今蒿支沟口）。”有专家论述金纽乃石纽之转音,以金纽山得名。考甘肃东南部，只有临夏和政县有金纽之地名。

据临夏学者马志勇先生等考证，“大禹生于叫石纽的地方，石纽就是大夏县西10公里的今和政县蒿支沟，因石山为红色，历史上因此曾设过金纽县。《元和志》《寰宇记》并云，大夏县西北至河州七十里。金剑山在广河县西二十里，后改为金柳县、金剑县（隶属大夏县）”。

二是关于“大禹出西羌”“禹兴于西羌”的记载。

《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出于西羌”。

《太平御览》记载：“伯禹夏后氏，娰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

西汉陆贾《新语·术事》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

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于西羌，长于西羌。

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繁衍生息于河、湟、洮、岷间，古代文献中把羌人称为氐羌、羌戎、西羌、西戎等。《后汉书·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河关”是河之关塞，在今临夏州积石县大河家镇，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这里置河关县。“河关之西南”，就是甘肃和青海河、湟、洮、岷一带，这里是古羌族的繁衍生息之地。据《元和郡县志》载：上古时期，河州（临夏古称）为“罕羌侯邑”，居住着罕羌、幵羌、钟羌、枹罕羌、罕幵羌等羌族部落，这里应当是大禹的故乡。

三是关于“大夏”“禹出大夏”的记载。

《水经注·河水》引《晋书·地道记》云：“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

《汉书·地理志》记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其县名因临大夏水而得名。前凉政权张骏时，升大夏为郡，属河州，后改为大夏县。

《太平寰宇记》云：“大夏县与郡同治，取县南大夏水为名。”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一度改大夏县为“顺夏县”。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刘秀又恢复大夏县名。公元345年，前凉张骏始设河州，取“大禹导河之州”之义。隋、唐朝时都置大夏县。

《元和郡县志》：“大夏水经大夏县南，去县十步，大夏县西北至河州七十里。”根据这一记载和出土文物，经专家考察确定，一致认为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的古城遗址为大夏县故址。

大夏水是古称，即现在的广通河。广通河流经的川道古称大夏川，大夏县因大夏人、大夏部落、大夏山水而得名。今广河县有禹王庙遗址、大夏古城遗址。前文所说的“金纽”也在大夏川范围内，所以“禹生石纽（金纽）”“禹出大夏”“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是不矛盾的，指的应该是同一件事，即临夏的广河、和政县一带是羌族首领大禹的出生地。

四是关于“禹所积石”的记载。

《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焉。”

《山海经·海外北经》载：“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这里的“禹所积石之山”，也称“禹所导积石之山”，指的是《禹贡》所记载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海”的积石山。“所”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处，地方，住所。“禹所”，应该就是大禹的处所、住所、所在。简而言之，就是大禹的家乡。许多专家表明，《山海经》中的“禹所积石”就是今天的积石山县一带。

从禹生石纽、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禹所积石等的史籍记载，说大禹的家乡在西羌、在大夏、在积石山也是有其道理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临夏的积石山县或是广河、和政县一带就是大禹的出生地，临夏是大禹的故乡。

（二）史前文化遗址和文物

根据大量古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和一些专家学者研究，古羌人是仰韶文化的参与者之一，当仰韶文化发展至中期，一批古羌人沿渭河、黄河西迁到甘肃、青海，创造了黄河上游即西北地区最大文化干系——马家窑文化。临夏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区之一，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丰富，特别在大禹导河的积石峡、禹王峡、寺沟峡黄河两岸的台地上发现了众多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

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于西羌，长于西羌，是古羌人杰出的部落领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丁新博士研究认为马家窑文化就是禹夏文化。他认为在治水过程中，马家窑文化的大禹部族应邀到中原一带治理洪水，在中原站稳了脚跟，成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从此诞生。“远处西羌的禹受邀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区东进陶寺地区，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控制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

甘肃著名学者冯国瑞在其《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言：“所以从汉代追远的传说，夏禹的事迹在这条水上（即大夏水），甚至说是夏的发祥地。郦道元引《晋书·地道记》说：‘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我们这次到宁定，看见当地人收藏的彩陶多种，有四双手人的画像，当然是象征劳动创造的意义。还有宁定人普遍把彩陶叫‘夏陶’，又在临夏地区民间话有‘好夏家’‘这夏家难惹’等，也是有力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博士认为，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专家都认为古羌人是齐家文化的缔造者，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这些论述无疑是深刻和有他合理性的。

临夏众多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和丰富出土文物以及许多专家的论证都支持了大禹可能出生于临夏、临夏是大禹故乡的观点。另外，临夏众多神话传说及传说遗迹也佐证了文献记载，佐证了临夏是大禹故乡的观点。

二、大禹导河积石的史籍记载

大禹导河积石这是专家学者肯定的事实。许多古代文献中追述记载了大禹导河积石这一彪炳千秋的大事。

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尚书·禹贡》还记载“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著名社会科学家、西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先生在《大禹导河之州——临夏文明古今谈·序》中说：

《尚书·禹贡》述雍州水路之贡道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因为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以南），尧的活动中心也在今晋西南一带，皆靠近黄河。那一带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故治河要“至于龙门”。胡渭《禹贡锥指》云：“雍之西北境远近不同，各从其便，以至龙门。不尽有积石。其曰‘浮于积石’者，举远以该近耳。”看来从远古之时开始，积石即为中原同西部水陆交通之起点。

之后的史籍记载的内容基本沿袭《尚书·禹贡》所言，如：

《太平御览》引《尚书·帝命验》：“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锡佩’。”

《史记·夏本纪》：“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汉书·沟洫志》：“《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唯是为务，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至于大伾”。

地方志也记录了大禹导河之事。明代嘉靖本《河州志》中河州人吴祯在《禹王庙记》、明代总制唐龙在《重修禹王庙记》、明代尚书彭泽在《重修积石禹王庙记》中都有大禹导河积石的论述。

从以上史籍、地方志记载中可以看出，大禹导河从水患最大的黄河开始，而治理黄河水患从上游的积石开始，这就是“导河积石”的论断，正因如此，积石以大禹导河的源头而彪炳史册。

三、大禹导河积石的传说与遗迹

积石山县及周边一带民间流传有许多大禹导河的传说，主要有《禹王爷治黄河》《大禹导河得延喜玉的故事》《禹王石的传说》《大禹斩蛟崖》《大山庄峡大禹导河的传说》《大禹赶石的故事》《大禹王斩蛟龙的故事》《大禹洞和龙凤山的故事》等。这些传说与史籍记载有许多吻合之处。

积石峡中留下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积石峡口南侧大墩峡中有禹王石、禹王洞、禹王泉等；大山庄峡中有大禹支锅石、锅盖石、禹王石等。

禹王峡过去称寺沟峡，在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峡口村和甘肃省积石山县的石塬乡三二家村、柳沟乡上坪村、关家川乡白家湾村之间。位于峡口村的禹王峡景区中有禹王宝座、禹王脚印、禹王膝印、禹王石臼、擂鼓台、禹王岭、洗脚池、洗脸池、禹王仓廪、储水池、灶台、禹王洞、禹王祭祀台和岩画等关于大禹的传说遗迹。

积石峡以东的黄河支流大夏河流入黄河的一个峡谷叫泄湖峡，也相传是大禹疏导而成。传说很早以前，临夏是一个大湖，称为“夏湖”。大禹治水时从夏湖下游凿开一个口子，将湖水导入黄河，使临夏成为米粮之川，这个峡谷称为泄湖峡。峡谷最深处约30米、最窄处约1米，两岸峭壁如削，巨石嶙峋，鬼斧神工。这里有桥窝、禹成桥、大禹脚印石、大禹支锅台、大禹坐卧石、大禹跳崖印等传说遗迹，泄湖峡附近有禹王庄、禹里家、禹成桥、桥窝等地名。

四、大禹导河积石的考古佐证

考古成果和专家研究证明，古羌人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而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寺沟峡等两岸的台地上发现有众多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古学和专家研究还证明，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050年—3950年，大体与夏文化时间相当，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在甘肃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积石山、广河、东乡、永靖、临洮、兰州、榆中等地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120多处。而位于积石峡东口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河之隔的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就是一处著名的主要为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喇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无疑给四千多年前尧舜时代的大洪水和大禹治水的英雄壮举提供了有力佐证。

所以，根据考古资料和成果佐证，再加上《史记·夏本纪》等史籍中“导河积石”的记载，大禹导河积石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可信的。

五、大禹精神源远流长

笔者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有个推论：“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然后“导河积石”治理好黄河上游的水患，再受尧舜之邀或指令东迁治水建功立业，夏族发展壮大，之后建都或迁都“禹都阳城”。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大禹“导河积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看到家乡遭遇水患，特别是像喇家遗址反映的那种大灾难，作为部落或邦国首领，大禹带领属下民众治理黄河水患。他熟悉这里的山川河流地理，水患发生后，通过考察分析找出导致水患发生的原因，因此凿开积石峡和寺沟峡，把黄河水泻出去引入河道，消除了水患，由此也总结出疏导的治水方法。治理完黄河后，他带领治水大军治理江、淮、汉、济等江河的水患，完成惊天动地的治水事业，赢得九州百姓的拥戴和舜帝的高度赞扬、赏识，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成为部落联盟领袖，成为上古时代“五帝”之一。

作为黄河流域的临夏地区，大禹精神长存民间，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大禹出生临夏，治水于临夏积石，大禹受到临夏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大禹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胸怀天下、体察民情、勤政为民的民本精神；二是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三是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四是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自律精神；五是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滋养，尤其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精神成了无私奉献精神的典范，深刻影响着后世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大禹精神已经深入临夏人民骨髓，大禹精神与临夏精神的融通，既彰显了大禹精神的深沉与厚重，也体现了临夏精神的源远与流长。

董克义，知名文化学者和“花儿”学者。中国民协会员、中国民协“花儿”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省民协理事、省民俗学会理事、临夏州民协名誉主席。长期致力于地方志、地域文化和“花儿”研究，主编或编著出版《积石山县志》《积石山史话》《积石山民间传说集》《甘肃保安族史话》《大禹导河积石》等20部著作。荣获“全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甘肃省第二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来源｜临夏民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