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套单田芳40（1956年首次登台连讲二小时）

1952年，18岁的单传忠遇到人生难题：到底是说书还是继续学业。

单传忠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评书大家——单田芳。单出生于评书世家，母亲王香桂是解放前，关内的大鼓艺人，江湖人称“白丫头”。父亲单永魁则是母亲背后的男人，负责弹三弦。

大鼓艺人一般是夫妻档，一人在前唱，一人在后头控弦配乐。

单传忠是单永魁家的老大，对于儿子今后的安排。早在他出生前，单永魁就跟妻子商量：一定不能让儿子走他们这条老路，江湖卖艺。

那时江湖艺人有这么一句话：流落江湖，便是薄命人。

年幼的单传忠经常搬家，到一个地方，往往不足三个月就得收拾东西，跟这边的人还没相处熟，又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说书艺人说的本子大都来自师传。一部书往往有数百种武器，上千个人名。江湖艺人普遍文化低，不识字，没法抄下来。只得一句一句跟师傅学，将师傅传授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

评书艺人在茶馆说书，一天两小时，两三个月刚好把一部书说完，由于所会的东西有限，再呆下去便无法吸引听众。只能这会跑长春，说完了去营口，或齐齐哈尔。关内，关外，被逼无奈全国各地跑。

江湖艺人属下九流，得不到尊重，你说得好，观众人品好的，夸你给你钱。碰上歹人，别说给钱，不给你个耳掴子，就算客气。

单传忠至今记得：有次在长春。有个刑事将一个扒手推进茶社，用水龙头灌那人的嘴。茶社坐满了人，现被这么一搅合，弄得满地都是水，桌子椅子都倒了，底下观众吓得不轻，说书的买卖没法继续，单父母内心恨透了这个刑事，但他们不能发火，得跑过去跟那刑事说好话，让他别处去。

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有发生。每当母亲受窝囊气，回家便对儿子说，要出人头地，考大学，跳出这个屎坑。

那时大学生稀少，当差的警察看到大学生，嚣张气焰立马收敛，对着大学生点头哈腰，因他们不知道这大学生将会有怎样的出息。

在单传忠十八岁的时候，不负父母所望，被两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东北工学院就读。

然而上学不到半年，家里就遭遇变故。

母亲王香桂已和父亲单永魁离婚，带着两个妹妹去了齐齐哈尔，留单传忠在沈阳照顾奶奶，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父亲单永魁交友广泛，解放前，认识一个名叫王子明的人。

此人声称是北京人，后流落到沈阳，希望单永魁能帮他找个落脚点，好方便他开店，卖猪头肉和烧酒。其实王子明是个化名，他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少将督查处长，职位不小。解放后故意打着开店的名义，阴谋策划反革命。

单永魁直到被捕才知道原因，判决书写了三个理由，每条判二年，总共判六年有期徒刑。

在父亲失踪一年零三个月后，单传忠收到一张来自外地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香桂，我现在在北京，正交代问题，一切很好，望不要挂念。

此前单传忠曾到当地派出所，求熟人帮忙，打听父亲的下落。“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不同于一般罪犯，抓捕属于秘密行动，当地政府不知情。派出所没有单永魁的消息，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距离单永魁出狱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王香桂顺着明信片的地址，跑到北京西什库13号。要求关在牢里的单永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理由是：跟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没了母亲的经济支援，单传忠只能在继续深造和说书之间做出选择。

恰巧李庆海来访，李是父亲单永魁的磕头把兄弟，他问单传忠“你能读完五年大学吗？即使大学毕业又能怎样，每月工资不超过百元，与说书比起来差远了，你现在要考虑经济收入，有了钱才能养家全小”。

1954年，单传忠拜入李庆海门下，正式改名为单田芳，田是字辈。一年后，单田芳带着一家老小，搬去鞍山。辽宁鞍山素有“评书之乡”的美誉，时当地政府组织游散说书艺人成立“鞍山市曲艺协会”，单田芳便成了当地一名临时演员。

1956年的大年初一，单田芳人生第一次登台评书。为了这次演出。他准备一个多月，大年除夕晚上，单田芳没了味觉，吃不出饺子的味道，走路说书，坐着说书，甚至做梦也在说书。

单田芳并不是没有实力，此前为了成为一名正式演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文化艺术科领导的称赞“单田芳完全可以做演员哪。”

单田芳首次面对茶社二百五十多号人，他两眼发花，台下的观众似乎都长着两颗脑袋，单田芳十分紧张。

只听醒木啪的一响，单田芳朗诵一首上场诗，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忘了停顿。这时茶社的经理跑了过来，敲书桌“单先生你跑我这过书瘾，你看看现在几点？”。

茶社说书，按理每隔半小时需歇一下，让底下听众走动，抽烟，上厕所。那次回来，单田芳得了第一笔收入，四块二毛钱。他买了一斤肉，十个鸡蛋，一包烟后，口袋还剩三块多钱。

单田芳盘算着：一个月起码也有一百多块钱的收入，当时鞍钢工人一月的工资才四十多元，这算待遇高的。一般人一月只有二、三十元。

从那时起，单田芳开始觉得说书是个不错的营生。

父亲单永魁得知儿子要成为说书艺人，感叹自己命太苦，当初他发誓要改换门庭，结果儿子又走回自己的老路。

单永魁出狱后住在沈阳，不跟儿子单田芳住一起，除反对儿子说书，他还跟媳妇王全桂合不来。

王全怪与儿子

媳妇王全桂大单田芳八岁，未结婚前，她叫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大姑”。儿子的婚姻大事，正是母亲一手促成的。当王香桂跟单永魁闹离婚，她要求儿子有事去找王全桂，王全桂也是一名说书艺人，在单田芳最困难的时候，她就对单说“有困难就找我，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

父亲单永魁痛恨前妻“这个女人太毒辣，太自私，扔下老小一家人”。对于这桩由前妻促成的婚姻，单永魁的态度是：不承认王全桂这个媳妇，不允许她踏入自己的家门。

自妻子王桂香离开后，单永魁对儿子单田芳说“我要混出个样来，让她看看”。于是从弹三弦，改去说评书。

沈阳曲艺团对单永魁的遭遇很同情，在他被释放不久后，就让他回到艺术团，每月给他开八十四元的工资，但有个条件：每月的收入必须超过工资才能满资。

曲艺艺人收入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登台表演的收入，另一部分则是单位发的工资。

但单永魁登台表演的收入常常达不到八十四元，工资不满额，他只能找儿子要钱，每次来拿钱，吃顿饭，下午就赶回沈阳。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儿子说书的事实。

单田芳自1956年第一次登台表演，到1957年已然成为鞍山一带的“小红人”。不仅擅长说长袍书，比如像《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薛刚反唐》，另外像《三侠五义》、《小五义》等传统武侠书他也会。

但令单田芳不平衡的是，自己的工资居然比妻子的低。妻子王全桂是每月98元，而自己只有84元，要知道他登台说书的收入是工资的五倍多。

单田芳很不满，私下跟人议论自己的遭遇。

正逢“十年浩劫”时期，单田芳的言论，让他成为“现行反革命”。1970年，单田芳从鞍山市区搬到农村杜达莲泡，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正当单田芳为春耕忙碌时，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父病重，速归。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百业萧条，说书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靠说书挣钱非常困难，曲艺团进行重组，精干地留下，单永魁则被送到沈阳大东区塑料八厂当工人，每月工资六十元。虽比以前少，但单感觉很轻松，不必每天去说书，担心自己说不好。

就在单永魁当工人不到两年，他因帮同事修房子，靠在墙边小睡，结果不幸中风，落了个半身不遂。工厂只能安排单永魁提前退休，在家养病。

1970年元旦刚过，单永魁来看儿子，临走时嘱咐单田芳“田芳啊，我看遭罪的事还在后头，不管你是个什么，你还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一定要咬紧牙关挺住。”没成想，这是父亲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单田芳与家人

等单田芳赶到沈阳，在旁的妹妹指着单田芳的鼻子“你好狠心，爸爸病成那样，想你想得用头撞墙，结果到死也没把你盼来”。

单田芳直到收到第三封电报“父病故，速归”，才开始动身，因当时的书记不批假。但他并没有见到父亲的遗体。塑料八厂考虑气温逐渐升高，尸体不好保存。便自作主张，趁死者家属还未到齐，便将单永魁的尸体送到火葬厂火化。

单田芳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感觉盒子质地一般，这骨灰盒八块钱一个，殡仪馆最便宜的那种。

1988年，单田芳用大编织袋，装十四多万元，雇四个年轻小伙，去天津取一台进口夏利车。八十年代，市面上主要流通二种币值：五元，十元，尤其以五元最常见。单田芳买私家车的新闻轰动一时，大家称他是“曲艺界买车第一人”。

早在五十年代，单田芳就一身貂皮裘衣，戴在手上的表，讲究奢侈，劳力士、欧米茄等名表他换着戴。

自单田芳于1979年落实政策，得以重回曲艺界。个人专场评书、出版评书作品、电台录书，让单田芳名利双收。

兜里有钱，单田芳便想改变过去灰头土脸的形象，买辆车好好犒劳自己，谁知有车之后，家里矛盾不断。

妻子王全桂咒骂单田芳乱花钱：买车的钱还不是热一口冷一口辛苦挣来的，现在车买来了，完全是给自己添负担。

王全桂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每到春秋两季，必是她重病期。自家里有车后，妻子王全桂一晚上得醒来好几次，下楼去查看自家的车。

没有车库，夏利停在楼下。一来怕丢，二来怕被人用东西刮伤车漆。

1992年，妻子王全桂病逝。儿子问单田芳，给母亲买哪种骨灰盒。

“买最好的”。

单传忠上小学时，经常被老师罚做“勤劳奉公”，比如栽花种树，打扫马路或清扫机关单位。有次星期天，单又被老师拉去做义务劳动。这次是老师自家的杂货铺。

当众人对着一辆自行车擦得正起劲，忽然从隔壁传来三弦声。单老师的杂货铺紧邻茶社，单田芳的父母此时正在里头说书。

单田芳童年照

同学们很好奇，伸长脖子往茶社里瞅。老师从里屋出来，对学生说“这是唱大鼓书，你们不知道这是单传忠他妈”

“哦，原来你妈是唱大鼓书的”。

单传忠一听顿时臊红了脸，半天没喘不过气来，他感觉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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