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木心上海往事囚徒）

编者按：

作家、画家木心的艺术生涯，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上海时期，从他20岁离开家乡乌镇来到上海，直到1982年远去纽约，长达35年；二是纽约时期，从1983年至2006年回到故乡，历时24年。

木心的纽约时期，完成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作品、绘画作品，尤其在陈丹青以及国内外众多木心研究者的热心推广下，崇敬木心的读者们得以一窥木心当时的生活与生命。占据木心生命更长阶段的上海时期，却因为木心本人的缄默而始终不为世人所知。

机缘巧合，当时尚年幼的铁戈得以结识上海时期的木心，难得地成为木心的忘年之交，并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木心还是“孙牧心”时的上海生活。“正是在上海，木心同朋友之间交往最频、饮酒聚餐最多、恩恩怨怨或推心置腹甚而深夜密谈或手书墨笔互赠诗词最多。”

但也是在上海，木心度过了人生最艰难也最隐忍的一段时光。直到被平反前，木心都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做着最脏最累的差事，还坚持把自己收拾得齐齐整整，不让身边好友看穿。只是偶然一次，他向救命恩人胡铁生之子胡晓申透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白天被人斗，被人打，干最脏最苦的活，都没有关系，晚上回到家里，是我的世界，我就是王子，我可以写我喜欢的，画我喜欢的。”

木心把隐痛藏在心中，从未向上海的好友提起。在2006年从纽约返回故乡经停上海时，木心也没有拜访任何一位上海时期的好友。而好友们过去就明白木心的怀揣心事、深藏不露，此时也尊重木心的有意回避。

时过境迁，木心和他几位上海时期的老友都已故去。当时一群人中最为年幼的铁戈，也已过古稀之年。几番犹豫之后，他终于提笔写下《木心上海往事》一书，以期梳理木心上海时期的生活状态，从记忆中探索他精神世界的轨迹。

下文节选自《木心上海往事》一书，文章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木心上海往事》，铁戈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

撰文丨铁戈

摘编 | 肖舒妍

一

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从前的木心，这个字也许是“难”。在《从前慢》这曲慢悠悠的旋律背后，有一位无声的《从前难》的木心。“声声慢”，怎一个愁字了得，从前的木心，怎一个“难”字了得。

在木心漫长的上海时期中，直到他在被平反之前，有一段最为严峻的时刻，如今无论怎样回忆木心，缺失了这段时间的记叙，将是一位不完整的断层了的木心，这也是木心最为沉默的时期，对再好的朋友，他也从来只字不提。

木心在《云雀叫了一整天》中说：“倪瓒的‘一出声便俗’，他用了一时，我用了一世。”木心佩服倪云林辈羞辱后“不出声”，这是他一生的境界和写照，从不诉苦、抱怨、伤感。

从 1972 年 2 月到 6 月，木心曾被关禁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防空洞里，隔离审查。审查暂告段落之后，开始了漫长的监督劳动。那段时期，白天他必须一早到厂里报到，然后开始一天的监督劳动。到了傍晚下班，才拖着劳累的受尽侮辱的身心，疲乏地回到住所，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写作或作画。只要可能，他也会同个别的朋友见面，吃饭饮酒，放松自己，获得极大的慰藉。

即使我见到木心，或去他住处拜访，这段时期所备受的折磨，他也从不吐露所受的遭遇。当时朋友们只知道他在创新工艺品厂上班，当问起他干什么工作时，他总是轻松地回答说干些杂活，其他一字不提。如今他在那段时期里受到的凌辱虐待，略有披露，当时朋友们都一无所知，具体的情景，偶然之间只有一位朋友亲自见到，那是绝对真实的见证。朋友名为梅文涛，如今还在，也是朋友圈里出色的画家，同木心也很熟悉，性情温文儒雅，他在虹口区溧阳路的家，也曾是朋友们经常聚会聊天小天地。

木心早年照片。

梅文涛当时也在设计公司工作，与木心所处的创新工艺品厂属同一个公司，一次他到木心的厂里去联系设计业务的工作，刚进厂门，一眼看到木心穿着打了补丁的工作服，弯身低头，用双手在厕所通到墙外的阴沟里捞污秽堵塞的垃圾，其景不堪入目。这时的梅文涛惊讶不已，完全出乎意料，难以相信这就是平时见到的、衣冠整洁令人起敬的木心。正巧木心无意间抬起头，一瞬间看到了梅文涛，尴尬不已，立即低下头，避开碰撞的视线。其心情复杂悲哀，可想而知。见此情景，惊讶之中的梅文涛也不敢上去同木心打招呼。两位平时熟悉的朋友如同陌人，擦肩而过。这一瞥将木心当时的处境展现无遗。

平时木心总是微笑地说在厂里“打打杂”或“杂务工”，原来是每天都在打扫男女厕所，干最脏的活。事后梅文涛也没告诉任何朋友，替木心“保密”，木心也从不提起见到梅文涛的事。

2016 年春节期间老朋友聚餐，在座恰好大都为木心当年的朋友，我同陈巨源、唐焘兄妹、林正平夫妇都在，席间不知不觉又提起了木心。时过境迁，梅文涛终于忍不住向大家吐露了此事。听梅文涛这么一说，当时的我不禁感同身受，朋友们也都为此叹息。

如今大家几乎都知道，木心在获得平反之前，有过一段漫长的苦难经历，尤其是从 1972 年到 1979 年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段时期，但具体细节很少有人知道。

当年的这个厂，是那个时代小小的历史缩影。该厂位于市区中心地带的石门二路 266 弄，简陋的厂房处在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居民弄堂里，由旧时名为“同善堂”的尼姑庵改建。大约 1964 至 1965 年间，经历了一番历史的变迁，同善堂关闭了，不久成了一家安置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原庵里的尼姑大多进厂做了工人。刚开始的时候，厂名为“工艺美术模型厂”，1966年之后，厂名顺应红色潮流，改为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家不足百把人的小厂非常奇怪，听弄堂里居民所说，这家厂有三“多”，一是曾经的尼姑和尚多，二是各种残疾人多，三是有问题的人多。所谓有问题的人，就是各种运动的对象，所谓“牛鬼蛇神”。据当时弄堂里的居民说，虽然那些和尚尼姑还俗了，但其装束还是和常人有点不一样。残疾人一看便知，不是哑子跷脚，就是智力不全精神残疾。而那些可能有问题的人，常常是居民中阿姨妈妈们指指点点的对象。不久，厂里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最让人觉得好奇的，是他不同寻常的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份里，所有的人都衣着相近，极其简朴，而这位高个子中年男子却与众不同，不仅眉清目秀，每天穿过弄堂上下班时，人们总是见到他身穿笔挺的风衣，头戴一顶深藏青色的法兰绒帽，就这一身穿着，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

弄堂居民们很快有人打听到，这人名叫孙璞，还没结婚。于是有热心大妈想帮他介绍女朋友。那时厂里还俗的尼姑有好几个嫁给了同厂职工，连法慧师太都嫁人了，厂里的厨师，娶了弄堂里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一些残疾青年也一对一对地谈起恋爱。可是孙璞从来不理人，热心的居民大妈们连一句话都同他搭不上，于是立即就有了另一种风言风语 ：“这家伙像煞有介事，扮得像个艺术家，其实是个有问题的人。” 于是就没人敢凑近他了。

有位曾经居住在这条弄堂里的居民岳群，在《世纪》 2016年第 5 期撰文回忆道 ：“有天听到模型厂里人声鼎沸，口号阵阵。我便随大家跑过去看热闹。只见那个孙璞

（当时人们不知道他的笔名木心）

，被人反扭着双臂，强制跪在车间的水泥地上。听到前面几个凶巴巴的戴着红袖章的人七嘴八舌的训斥，看热闹的我总算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弄堂里厂门边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孙璞绘制的体温表广告画，在大大的体温表画面上写着一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天天看到这张广告牌，从未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个造反派却说，将语录写在表上是别有用心。只见孙璞涨红着脸，认真地辩解。双方争得特认真，却十分滑稽，引得围观者哄堂大笑。这时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冲过去，对着孙璞一顿乱打，有人喊起了‘打倒孙璞’的口号。但无论造反派怎样羞辱和折磨他，孙璞始终都没有承认。弄堂里的人私下议论说，这个人看着斯文，倒还是蛮吃硬的。”

“后来孙璞被关进了公安局，听说是什么‘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不知同我所见到的那幕闹剧有没有关系。再后来，看到他回到了厂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不再穿挺括的衣服，成天穿着旧工作服，提着拖把、扫帚，或打扫卫生，或干粗重杂活。那时的他更是低头不看人，以沉默面对世界。”

二

木心即使在平反之后，也从不向朋友们提起往事，只是告诉大家，是新上任的手工业局的局长胡铁生帮了他，让他获得平反，从创新一厂里捞了出来，他对胡铁生充满了感激。就这么寥寥数语，没有任何细节。也从不提起怎么会一下子就任令人羡慕的工艺美术协会的秘书长。对于木心来说，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一概宠辱不惊，不值得一提。

尽管木心坚守倪瓒的“一出声便俗”，从不向他人具体地诉说自己所受的屈辱和折磨，以及其中的细节，但仍有昔日同事、朋友、亲眼所见者的回忆。有位当年创新工艺品一厂的职工，有更为详尽的回忆，曾经发表过《木心闭口不谈的隐痛岁月》，文章署名秦维宪。从细节上看，基本上同胡晓申、我的朋友梅文涛，以及其他目睹者的回忆符合，比较详尽，值得摘要引用。作者秦维宪认为 ：“木心对这段岁月守口如瓶，在所有文字记载中唯独‘遗失’了这段炼狱般的‘断层史’。这也许反映了这位奇才‘孤傲、独特、飘逸’的个性，还是他不愿揭开自己的伤疤呢？如果缺少这段路途，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现我以切身经历、真实的笔触尝试着还原他那段‘遗失’的隐痛岁月。 ”

木心画作。

秦维宪是 1972 年 12 月下旬从培明中学毕业分进了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家小厂，在石门二路 266 弄 13 号，曾经是破尼姑庵，是做塑料花的车间，几无劳动保护，注塑的毒气无孔不入地侵袭着工人的肌体。他回忆道 ：

“一次卸完货，从拉料车间的破门帘后闪出一位年近半百、风度儒雅、着补丁整齐的劳动服之人，他双目如炬，深藏的眸子冲我一笑。我自幼喜读古书，讶异于此人颇有仙风道骨，遂脱口一声 ：‘师傅，您好！’不料，他脸色骤变，连连摆手，示意我不能这样称呼。以后，我们多次相遇，他总是一迭声说咱俩有缘。我从老师傅口中得知，此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才生，其知识之渊博，在上海手工业局无人能望其项背，但也是每天要请罪之人。任何人都可以侮辱、欺凌他 ；而他却整天佯装笑脸，对任何人都得点头哈腰；特别是每逢元旦、春节、五一等节庆时，更被训得狗血喷头。”

“且不说他经常挨打受骂、被批斗，单以强劳力而言，他干的是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除了倒便桶

（厂里没有正规厕所）

、通阴沟、铲车间地上的机油外，还经常跟着铁塔似的装卸工扛原料 ；其中通阴沟、铲机油最累，我曾帮他通过阴沟，阴沟内彩色的胶水般的污泥，足以将得过肺病、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木心击倒！”

“而木心一生中干得几近垮掉的重活，是 1975 至 1976 年的翻建厂房，他每天要推无数次的垃圾车，又经常加班加点，生病了也不敢上医务室，悄悄地去药房买点药。有一天黄昏，正发高烧的木心，涨红着脸、喘着粗气，从工厂后门推车挪向山海关路，可怜他双腿打颤，扶着墙慢慢倒在地上 ；少顷，他又咬紧牙关爬起来……”

“木心为了排遣痛苦，便大量抽烟，似乎烟雾会带他遨游在无限美妙的艺术世界里。令人心酸的是，木心拿的是生活费，为了省一角四分车钱，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都是走十几公里上下班，因为抽了大量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以致给肺部留下严重的隐患。”

“记忆中，无论木心经受多少打击、劳作多么辛苦，下班后一定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冬天，他戴一顶黑色的鸭舌帽，系好围巾，披一件整洁的旧黑大衣，从容走向晚霞燃烧的前方 ；他还在极其有限的生活费中省出小钱，慰劳自己，如他喜欢吃‘凯歌’五分钱一只的葡萄干面包、西海电影院对面小吃摊上一角钱一客的生煎包子，在夏季买一根八分钱的雪糕，立马像顽童般兴高采烈。这时，木心凸显了他单纯、幼稚、可爱的一面。”

木心照片。

三

紧接着作者写道 ：

“1982 年，木心飞赴美利坚，瞬间从工友们的眼中消失了，当 2006 年他在乌镇旅游公司总裁陈向宏的安排下落叶归根后，乌镇便像磁铁般吸引了不少工友，他们多想见见这位可敬可爱的睿智老人啊！”

然而，木心拒绝见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任何人！

我深深理解作者的心情，他们怀着一颗迫切的心想再见木心，并非以为当年对木心的“滴水之恩”，今日应有回报。但木心拒见当年工艺品一厂的任何人，确实令他们一时难以理解。

“2007 年仲秋，我们小兄弟聚会，小华兄叙述了木心拒见工友的经过。第一个去见木心的是巧生师傅，这是一个古道热肠的直筒子，他作为我母亲的学生，从启蒙教育中灌输的恻隐之心，依然沉淀在血管里。已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家回忆道：木心家里成分是地主，自己又成了‘黑五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肯定被厂方抓了阶级敌人的典型，但他的美术设计水平很高，不要说厂里了，就是全上海都无人可及！我对木心总的看法，此人心气很高，有技术、有才华，过去的种种遭遇没能让他放弃所掌握的知识，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有了这层看法，所以当木心回国后，我立即坐火车去看他，遗憾的是，他客气地让秘书回拒了。”

“木心怕见工友，是为了不再揭开业已流逝的伤疤，将那段痛苦的岁月，永远封存在心底。人们只要看一下木心故居他自撰的生平就明白了，他自踏上社会的工作单位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唯有 1967 至 1979 年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那段经历是空白，即用了‘我厂’作为替代。 试想，如果木心见到了昔日的工友，即使如我这样算他的学生，他立即会产生蝴蝶效应，联想到昔日的苦难，乃至浮现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与事。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扰木心呢，让他在归隐田园的桃花源里安度晚年，不是很好吗？由此，我真诚地希望工友们理解一个曾经差点被整死的老人，恐惧迟暮之年噩梦缠身的悲苦心境！”

木心拒见当年苦难时期友善对待他的工友们，作者分析道 ：“不难推论，木心时刻在想念昔日关照过他的工友，只因创新厂对他的伤害实在太深了！”

的确，这是木心拒见当年工友们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毕竟不知其所以然。更没明白，在实际上，木心并不是他们的“工友”。戴着“帽子”的木心同他们之间，实际上属于社会上的“异类”，同所有其他的群众处在一个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时代因素所形成的，同“友”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情谊确实十分珍贵，但毕竟没有大到足以弥补木心的伤痛，且是任何人难以弥补的。他们很难理解 ：在那段时期，戴着帽子、被迫接受监督、强迫劳动，那种他人即地狱式的最深刻的感受，远比监狱更为折磨人。

如果单独关禁，你只与自己相处，一切自己承受，面对的只是自己。如果关在大牢里，周围的人也都是囚犯，所以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无论怎样，你是同人在一起。但在社会上，孤身一人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任何人都有权侮辱你，欺凌你，打骂你，不需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你是异类。稍有反抗，定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此外，你还得干他人所不齿、最苦最累最脏、人格最受羞辱的活，包括众目睽睽之下，每天都得去打扫男女厕所。这时候的你，既如一个人处在鬼蜮之中，又如一个“鬼”处在人群中，同时遭受着这双重的酷刑与荒谬。这种强烈的对比，会最大限度地碾压一个人的自尊，精神的摧残所造成的心灵伤痕，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严重，既难恢复，也永难抹去。

我理解木心为何在乌镇幽居期间，拒见当年那个工厂的任何人。但那些工友也绝没想到，那时真正给予木心精神支撑和安慰的，是他下班之后，偶尔能与自己的朋友们饮酒会面，这是那些善良纯朴的工友们所无法知悉的，也是木心无论如何不会向他们透露的。对于木心来说，那是相互隔绝的阴阳两世界。

本文节选自《木心上海往事》，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 铁戈

摘编 肖舒妍

编辑 徐伟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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