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弦名家赵玉明近况 单弦名家常澍田逸事

曲艺界老前辈白奉霖先生，官称白五爷，去世已经五年了，当年我颇受他老人家的教益。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回忆一些他讲过的北京曲艺的掌故旧事，供好古者与好曲艺者品读，也算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白五爷是曲艺世家出身，自己也是著名弦师，给当年的一众宗师名家都弹过。说起单弦的各位前辈，可说是如数家珍，近百年前旧事，讲来颇觉可笑可叹。

单弦“常派”的创始人常澍田唱得确实不错，在民国时期颇大红大紫了好多年。但是，角都有角脾气，常的角脾气就体现在“闹弦儿”上。什么叫“闹弦儿”，就是老嫌弦师给他弹得不好，弹得不准。这有点像说相声的，有的“逗哏的”一下场，就埋怨“捧哏的”没给他捧好，没配合好，没“翻”好包袱。其实两人配合当然很重要，但如果一场演出“泥”了，效果不佳，主要责任当然在逗哏，逗哏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才对。

单弦的伴奏只是一把大三弦，而且从技术性上来说，伴奏单弦比伴奏京韵大鼓什么的容易多了，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而且到了常澍田这种级别的演员，一般也不会出现节目效果不好的问题。说我们行话，就是“蔓儿保着呢”，用平常话解释，就是有“明星效应”。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白五爷给常澍田弹弦。当年的常澍田已经垂垂老矣，但毕竟红了一辈子，说现在话，是曲艺界的老牌明星；而当年的白五爷只是二十左右的青年。所以常澍田这“闹弦儿”的毛病就加了个“更”字。

五爷说：“常澍田这‘闹弦儿’，又可乐又可气。这个人挣包银不少，但是他在钱上最清楚。我们是按‘三大堆’分，就是剧场把演出的钱给他了，他给我这个伴奏的三分之一。比如给他八块钱，三八两块四，应该给我两块四。他能跑出去一里地换零钱，就为这四毛钱！他也不给你三块，也不给你两块，准就是两块四。但是跟着他确实挣得多，人家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傍着他’（专门给他弹）。我们那会儿下午晚上演两场，白天给他弹完喽，我连晚饭都不吃，骑车上他家去，跟他学晚上他要唱的段子。在家里弹的时候，他也挑不出毛病来，他也给你说得头头是道；就是晚上一上台，他演的跟在家给你说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对一般观众来说，这可能不太好理解，为什么排练的跟舞台上演的不一样？因为曲艺是讲故事、唱故事，要随时根据观众的情绪随机应变。相声更是如此，同样的节目，甚至同样的台词，在面对不同观众的时候，处理都是不一样的。但学的时候要按“板眼”来，要按“谱子”来，不能有一丝马虎。就像学书法一样，临帖的时候，必须临得像；自己创作的时候，就得随机应变了，如果自己创作的时候也要按“写的和帖子完全一样”要求，写出来就死板了。

之所以以前相声演出很少写节目单，就是演员要看观众的反应来决定演什么节目。上台说一个小“垫话”，就能试出这场观众喜欢什么节目，后边就随机应变地“转入”适合这个场合说的段子。现代演出一般都印节目单了，但在节目单上，也多印有“以现场演出为准”，就是这个道理。

有一次我跟王文林在后台对词，我说：“《歪批三国》，咱们老没使了，待会使这个吧。”王先生说：“好啊！我跟着我跟着。”因为我们配合了十几年，非常有默契，所以我说演什么，他都摇着秃脑袋说：“我跟着我跟着。”这在后台都成包袱了。我说：“咱们老没演这段了，得对对。”后台年轻演员一听，都说：“那我们可得听听。”就都围过来了。因为对词的时候，是最标准的时候，哪是重点，哪是关键，哪是“节骨眼儿”，哪是“包袱口儿”，都真而且准。我也不能让人家失望，仔仔细细把这段跟王先生对了一遍。

结果一上台，没说完“垫话”呢，我就发现，今天的观众都不是知识阶层，而且不太了解相声，大概以南方的旅游团居多，如果还说这段，效果不能保证。于是我就把话题转到“我们两人谁聪明”上，说了一段类似《打灯谜》这种“薄皮大馅”、能保证现场效果的节目。

效果到是不错，就是演完鞠躬一到后台，王先生就乐了，说：“你跟我对了半个小时的词，我问你，刚才你说的这些，哪一句是《批三国》呀？”

年轻演员也过来了，说：“徐老师，我们仔细学习您台上说的了，跟刚才对词时候说的吧，似乎有那么一点儿不一样。”其实他们也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就是使包袱，故意逗笑的。

说回到常澍田“闹弦儿”，五爷说：“他最不讲理的地方，是他在‘怯快书’这个曲牌上挑毛病。伴奏‘怯快书’的弹弦方法是‘敞弦儿’弹，就是弹弦子的空弦，没有按得准不准这些问题。他唱《驱怪》，唱到‘猛听得吱扭光当门开放，吓得个公子他往被窝里头藏’，后边是腔，‘唉……’，这块就是弹弦子的空弦配合，可他老唱得比弦儿低一点。他手里打着节子板，嘴里唱着，回头瞪着弹弦的。那意思是你按弦按得不准，你听着我这音高，得按照我这个来。可问题是这里不按弦啊，定多高就是多高。”

五爷说，常澍田老嫌他弹得不好，又说不出不好在哪里，就在后台黑板上写了“朽木不可雕也”几个字，五爷说，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加了一行，“纽襻儿不可解也”。每次提及此事，他都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也是常澍田艺术生涯的末期了，由一个青年给他弹，可能让他多少有点怀念从前，他老跟白五爷说：“当年韩德全给我弹，我就跟驾云似的。”那意思就是伴奏得好，他唱得那么舒服。

五爷跟老人儿们一打听，其实当年韩德全给他弹，他每场下来也都发脾气。

后来韩德全也养成习惯了，每场演出之前到后台，摘帽子，把帽子挂在挂弦子那里（当时曲艺的后台墙上有钉子，弦子都挂墙上）。等给常澍田弹完一下场，拿弦子把帽子捅下来，挂上弦子、戴上帽子就走。常澍田是角啊，每场下来，都有人给递过条手巾来，他擦完脸，回头再找韩德全，走了！

你不是“闹”么？我在后台一分钟都不多待，让你逮不着我！

常澍田也真有主意。第二天下了台，他接过手巾来，拿着那手巾就站在后台门口了，你不是走么？我等着你！韩二爷要走，一看他在后台门口呢，连想都没想，转身上台一掀台帘，顺台前就走了。

一般后台人要不演出，是绝不能上台的，这对台上演员的表演有很大的影响。看来韩先生也是实在受不了常先生的“闹弦儿”了。

当年常澍田确实“大火”过一阵。二三十年代，他在南京著名的曲艺园子鸣凤茶楼演，李广武给他伴奏，弹得也好，他嗓子也好，唱得也火爆，园子的生意好的不得了。鸣凤那楼也老点，说是楼，就是一般老戏园子常见的样子，有点像湖广会馆那样，所谓二楼，就是围着四边的墙，出来一块，底下就是一个四方柱。那天观众也多点，柱子也糟点，哗啦一下，柱子都折了！这下报纸上这么一宣传，《常澍田唱塌了楼》，嗬，那观众就更多了。

常澍田这一火，脾气就更大了。给他伴奏的李广武号称北城的白凤岩，脾气也大着呢。常澍田这一“闹弦儿”，李广武那一还言，两人话赶话就吵起来了，李广武一弦子就抡到常澍田的腿上。弦子也折了，李广武也走了！

这可把前后台两个老板都急坏了，这么好的生意，包银也都给了，现在两个人这样，这怎么演啊？没办法，得给了这个事啊。两位先把李广武找着了，直央告：“他是个攒底的角，您看我们前后台几十口子都指得他吃。无论如何，我们同着您到他那去，见面也别打架了。说点好的就得了。”说好了，一起就去了。

到常澍田的住处，二位老板没敢让李广武进去，说：“我们先进去，给说合好了，你再进去。”二位进屋一看，常澍田躺坑上抽大烟呢。二位战战兢兢，站旁边就说了：“常先生您看，本来咱们生意挺好的，今天一闹这事，晚上怎么演啊？我们把广武同来了，给您陪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同来了”是北京话，意思是“同着一块来了”。其实这都是二位老板中间了事的话，人家李广武也没说这话。常澍田抽着大烟，也没言语。二位一看他有允意了，赶紧出去，让李广武进来。

没想到，李广武一进来，常澍田就站起来了：“嘿，广武，我这烧好了烟等你呢，你怎么不来呀！快来快来，咱们一块抽！”

了事的一看，人家敢情没事啊？“得了，那我们走了，你们二位聊吧。”

这也是艺人之间“了事”的方法吧，都是快一百年的旧事了，说来还是很有意思。

常澍田确实够个大角，在单弦界，到今天都数一数二，但是他的臭脾气坏习惯也确实不少。他在电台唱──那个时候都是直播──左边是弹弦的，右边是给他报广告的，他坐中间。唱着唱着，他把弦子“蹭”抢过去了，他自己弹，自弹自唱，弹弦的空着两只手，在旁边看着──那意思就是嫌弹弦的弹得不合适。唱着唱着，“蹭”，又把弦子塞过去了，那位赶紧接过来，还得接着给他弹。

报广告也是这样。过去电台直播，都是唱一会，报一段广告。报广告有时间限制，不能你老报广告啊。有一个专人在旁边负责报广告，就是照着念。人家报着报着，他可能嫌人家报得慢了，“蹭”，他把那张纸抢过来了，他要报。可他直接拿过来，又找不着“趟儿”，就是找不着报到哪行了。好歹报一条，“蹭”，又推过去了，人家接过来再报，也找不着趟儿啊。他就这么折腾。

常澍田红了一辈子，最后的结局挺惨的，五爷说：“我们有缘啊，最后见了一面。”那是日本时期的末尾了，常澍田在北京演出生意不好，就去天津演了一个时期。在天津他不知为什么要戒大烟，可把大烟戒了，嗓子就哑了。唱单弦的嗓子哑了还行啊？又复吸，可是再抽回来嗓子也好不了了。只能跟园方告假，回北京了。

那时候白五爷他们一家在西单商场开了一家叫“鸣园”曲艺园子，长期演出。常澍田到北京，很落魄，先到西单找的五爷。

常澍田一进门，五爷一看他就吓了一跳：都脱了相了。常澍田说：“老五，你先给我找一点大烟来。”那时候是日本时期，西单商场后门就有“土泡店”，就是大烟店，一块钱，买了手指头这么长、这么粗的一段大烟。“鸣园”有柜房，是一间小屋子，有一张床。也没有烟枪啊，找一个苇棍儿，一个蜡头，常澍田躺那就抽。

怎么抽大烟，烟枪烟灯烟盘子这一套，我是一点不懂，所以我以上是完全记述五爷的话。有一次我跟某位曲坛前辈逛古玩店，有一套民国老红木的烟具，放一红木盒里，特好，好几件东西，都是“原来当儿”的，就是原装一套的。人家开价五千块钱，老前辈要跟人讲价，说：“你这里少东西啊。”把人家都吓一跳，赶上真抽过大烟的买主儿了。还价还得太低，到了也没买下来，估计现在也没人能挑出这毛病了。

说回常澍田。抽完了大烟，常澍田跟五爷说：“我饿了，你给我找点吃儿去。”五爷出去买了一碗馄饨，三十个锅贴儿。常澍田吃完了，就走了，临走说：“我要是好喽，我再来咱们‘鸣园’唱来──也许咱们就见不着了，见你哥哥（白凤岩）给我问好。”走了以后就去西直门外的朝阳庵住着去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根据我师章学楷先生补充，常澍田回京后是我师爷赵俊亭先生帮着，在朝阳庵地区租了间房养病，后来还是回了天津，在天津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