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刘洪和孙玉田（刘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的往事）

日前，《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的家乡——河南省卫辉市政府、市政协组织了“重走‘知侠’路，传红色基因”活动，各界群众奔赴山东，前往枣庄、莒南、沂南、蒙阴等刘知侠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重温红色历程，参加“纪念刘知侠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我们难忘刘知侠笔下这些新中国的创建者，请跟随作者的脚步，听刘知侠夫人刘真骅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刘知侠”名字的由来

刘知侠原名叫刘兆麟，出生于河南卫辉柳卫村。其父亲在途经村边的道清铁路当护路工，年幼的刘知侠常跟着父亲在铁路道班房里听工友们闲聊，知道了许多发生在铁路上的传奇故事。由于家境贫寒，他经常去铁路边捡煤核、在荒堤上放猪，讨生活的过程让他学会了扒火车。刘知侠11岁时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考取了卫辉一中。这段经历为之后创作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夏天，刘知侠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约了3个同学满怀报国之情一起奔赴陕北。“他们同学4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半路上有两个实在受不了了，中途退出。只剩下他和颜正兴，历尽千难万苦，狼狈不堪，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送往延安。”

几个月后，刘知侠作为一名抗大学员，跟随抗大一分校辗转来到山东，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中。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他作为一名文工团战士，一手握笔，一手拿枪；既是战士，又是战地记者，一边打仗，一边创作。因为在延安抗大时，他学习过军事作战，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找到参照物来辨别方向。所以，除了写作，他还要承担保护文工团的任务。

有一次，文工团小分队被日本鬼子赶到了一个小山包上。当时是冬天，夜里跑了很长时间的山路，战士们的腿都僵硬了，坐都坐不下来，只好仰脸躺在地上，谁知刚躺下来，敌人的机枪便扫射过来，刘知侠忙喊了一声：“撤！”战士们便一股脑儿地从山上滚了下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知侠在枪林弹雨中撰写了100多万字的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

说起刘知侠名字的由来，他的夫人刘真骅说：“刘知侠是卫辉人民的儿子，是卫辉养育了他。小时候，知侠不爱说话，村里人都说他‘迷瞪’。到延安时，不到20岁，他就把兆麟名字改成痴侠———痴，痴迷，痴心，干啥事全身心一根筋的意思。”

“有一次他在油印版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他发现署名变成了‘知侠’，就去找编辑问：你怎么给我改名了？编辑说：我把你那个病字旁去了，你既不傻又没病。从此‘痴侠’就成了‘知侠’，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刘知侠结缘“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从小生活在铁道边，心里埋藏着深深的“铁道情怀”。他与“铁道游击队”的结缘始于1943年夏。在一次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他被鲁南铁道大队的战斗英雄徐广田的英勇事迹所感染，随即找到鲁南铁道大队的政委文立正（《铁道游击队》中李正政委的主要原型，1945年2月遭敌伪突袭，壮烈牺牲，时年34岁），深入了解情况。

从1944年起，刘知侠多次到临沂、枣庄一带的敌占区，与铁道大队战斗生活在一起。队员们机智勇敢地与敌人作战，截火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令日伪闻风丧胆的生动事例感染着他，为之后创作《铁道游击队》积累了大量素材。

1953年，刘知侠请了一年创作假，创作完成了《铁道游击队》，送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时王元化是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兼任华东文化局领导，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王元化主持。

“可以这么说吧，没有王元化，就没有《铁道游击队》。”刘真骅说，“刘知侠生前多次跟我讲，王元化同志过问《铁道游击队》那个稿怎么样了。编辑说，这是一堆素材，故事不完整。王元化说，拿来我看看。他看了以后，说：太好了！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可见，一个好编辑，对一本书来说，多么重要啊。王元化对知侠有知遇之恩。”

传记作家罗银胜曾这样介绍当时的情景：

对艺术有着敏锐感觉的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王元化还为《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余下的则有所加强。《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

《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作品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

“作为一个作家就要死在呐喊中”

刘知侠总爱说自己是一个老兵，多次说过：“作为一个士兵就要死在战场上，作为一个作家就要死在呐喊中。”谁知竟一语成谶。

刘知侠是1991年9月3日突然辞世的。当时，青岛市政协邀请老干部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刘知侠在发言时，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知侠当时讲话很激动，他去拿杯子，拿了两次没拿着。有位老同志说，知侠你别这么激动，咱们还有群众哪！刘知侠说，对！群众！群众！”他的语调突然发生变化，一连说了三句“群众”之后，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刘知侠一生都在战斗，最后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经中央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真骅说：“刘知侠病危之际，我在烟台出差，参加一个笔会。我赶回来的时候，他气若游丝，还有一口气。我抓住他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和我说话了，但是脉搏跳了几下，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了一下……”

轻轻一握，是深情嘱托。刘真骅当时就下决心：要去完成刘知侠的未竟事业。“我和知侠1968年起，共同生活了23年。他去得很突然，留下了大量笔记、书稿没来得及整理。到今年，他离开27年了，我一直在为他工作，整理、编辑、校对、出版。”

从此，刘真骅成了一名“侠痴”。她用8年时间将刘知侠留下的400多万字的作品编辑成250万字的《知侠文集》五卷本；根据刘知侠生前对她讲的创作构思，续写了刘知侠未完成的《战地日记》；又从他俩共同写成的160万字的“两地书”中，选编出45万字的《黄昏雨》。刘真骅还参与了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电影《红嫂》的剧本创作，以及电视连续剧《小小飞虎队》和《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红色经典的传播中去。

2017年，刘真骅查出患上了癌症，这位82岁的老人说：“我告诉自己，勇敢面对吧，大夫都说我创造了奇迹。小车不倒只管推，我每天都在提着劲儿干……”（作者系河南省卫辉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李世华 刘长利）

（转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