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煽情语言（文学在记录在鼓劲）

历经时代土壤的洗礼，才能生发出真实的情感

——评《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

作者：王朝军 （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

在鲁顺民、杨遥、陈克海创作《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之前，其实还写有一本书，叫《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同样是讲述扶贫故事，同样在山西，故事的重心却有所转移。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正在乡村的土地上“攻坚堡垒”。他们不是简单地参与，而是深度地建构；他们不是外来的帮扶者，而是村庄这个乡村社会基本细胞的内容生产者和组织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没有明晰的物理边界，存在于越来越扎实、细致、精准的扶贫日常中。

对山西扶贫日常的书写和见证，对新一轮脱贫攻坚实效的打量与记录，对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凝视，对消除贫困的承诺从国家到基层村庄落实现状的经验梳理，是“掷地有声”系列的写作动因。然而，当“第一书记”的群像携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呼吸款款走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的“色彩”将格外浓重，因为在它的底部又添了一重主题，那就是信心。

信心不只是“很重要”，而是“绝对重要”。在农村，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好政策、好点子、好计划、好办法固然是奠定信心的基石，但让信心转变为巨大持久的力量和勇气，还需要内生性的中介。既是中介，何以内生？这就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具体形象，便首先定格在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他们是历史和现实双重选择的结果，集身份、信念、责任、组织、施行等诸多职能于一身，他们怎样行动，行动的方向和力度如何，将直接决定脱贫攻坚战略降落在地面上的质量。所以，他们必得沉入村庄，与村庄建立肉体和心灵的共同体。

6月9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震湖乡张撇村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李方（右），正在和建档立卡户王海义一同谋划养殖产业。李方是固原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文学刊物《六盘山》副主编，创作颇丰。他说，驻村扶贫让他对国情和民情有了新的认识，脱贫攻坚是一个壮丽而伟大的实践，能够参与其中，是值得庆幸的，等于是寻找到了蕴藏丰富的创作富矿。目前，他在全力做好驻村扶贫各项工作的同时，也在收集素材，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打好基础。王旭光摄/光明图片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山西第一书记故事”蓬勃生长起来，展开并延续着它作为“信史”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是一部好人好事报告集。鲁顺民们在这本书里东奔西走，历时六个月的调查走访文字，和他们在书外的行走一样确凿。因此，他们才有了“持中”的审慎与“看见”的客观。建档立卡、产业开发、“一村一品”、易地搬迁……这些制度上的规划，在他们的实地行走中得到了镜像化的验证。

“疯书记”张晋东打造“三晋莜面第一村”，以“提秤人”孟利成为首的驻村工作队办起小杂粮加工厂，王志祥带头筹划红树莓种植产业，王亮君与“七彩村庄”南平头坞村的亮丽风景图，王鸿“花椒经”在北坡村的规模化延伸，土地装备、粮食银行、能繁母牛养殖……桩桩件件，都是值得保存和分享的扶贫经验。站在这些经验之上的第一书记们，回首来路，再眺望前方，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涌动着某种壮阔的波澜。只有历经时代土壤的洗礼，才能生发出真实的情感。

隐伏在这特定情感之下的是过程。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要议题，对于驻村第一书记而言，其过程是复杂的，比如如何与当地群众沟通，如何赢得贫困户信任，如何激发扶贫对象的“造血”潜能，都是对他们的基本考验。他们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路和做法，虽然各有千秋，却有共同的遵循，那就是符合“村情”。是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典型话语，通过第一书记们的扶贫实践，内涵又一次得到了彰显和拓展。

《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归根结底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也就是说，除了“报告”，它还是“文学”，要描写人、刻画人、反映人，彰显人作为意识及行动主体的内在世界和心路历程。果然，我欣喜地看到了“第一书记”身份下那群“拼命三郎”的风采。

讲述“第一书记故事”的写作者们深知，这本书里的人物拒绝“虚构”，他们都是真实的生命个体，他们期许的是忠直的笔触、诚实的文字。唯有忠直和诚实，唯有将人物放在具体而微的处境中，才能使读者充分体认到这项涉及全社会的全方位复杂系统工程究竟有多难，才能从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什么是奉献和牺牲，什么是中国抱负、中国担当、中国声音。

中国声音，是一个个具体声音的集合，写作者的声音亦在其中。从这个意义出发，“掷地有声”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扶贫政策切实“落地”的铮铮声响，二是这声响“砸”在纸面上的理性思考。我想说，正是写作者们在叙事间隙发出的理性声音，让这本书拥有了金属般的光泽与品质。

鲁顺民、杨遥、陈克海，这些人站在脱贫攻坚的现场，对他们来说，脱贫攻坚作为一场动员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投身进去的攻坚“战役”，迫切性和艰巨性并存，历史性和现实性同在。报告文学在观照现场的同时，也必须表达对现场的认知及认知基础上的判断、考量。这是报告文学天然的叙事基因，也是其跻身“优秀”之列的必备要素。

于是，在“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的边缘，盘旋着另一个独立“章节”，它标有写作者的鲜明印记，它的目标是度量“故事”，并将“故事”引向深度的审视区域。

上文中提到的“疯书记”张晋东，就首先促发了本书写作者们的思考本能。“克海对老韩讲：尽管在宋村那一个特殊地方，做的工作尽管‘疯狂’，但总归讲，张晋东所做的工作，还是第一书记的‘规定动作’。”写作成员的随口一说，触动的却是写作者们对于“规定动作”的再梳理和再认知。

执笔人鲁顺民在数千字的篇幅中清晰地呈现了从脱贫攻坚到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到“规定动作”、从“规定动作”到由第一书记承担“精准落地”主体责任的脉络结构。由此，“规定动作”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张晋东们所贯彻执行的条文“规定”，便有了坚实的依据和根基。“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政策能否彻底落实，就在于这“从头来过”的“一砖一石”。千千万万个张晋东们只有将这规定的“底线动作”不折不扣地落地生根，才可能站在牢靠的基石上有所作为。

写作者们围绕乡村社会和“精准扶贫”的思索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或在记忆中整理乡村发展陷入困境的历史症结，力图更清晰地界定这场乡村变革的意义维度；或对“保障性兜底”“开发式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辩证关系形成更形象的思想构建。而对于“第一书记故事”中的诸多“个别”，他们也进行了准确的观感表达。

这些出自写作者的声音里，饱含着关切、求证与专注的热情。这种热情感染着我们，也必将感染这本书的关注对象——驻村第一书记们。

不过，鲁顺民在本书的“引子”里讲了句实在话：“巩固脱贫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讲，要比脱贫攻坚本身来得更加艰难，更加严峻。”我的理解是：当脱贫攻坚胜利在望之时，我们也将迎来新问题和新考验。当然，还有新的希望。

一曲有滋有味的“山歌小调”

——读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古路之路》

作者：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事非亲历不知难，境不身临无言险。安逸于沿海都市的人，自然无法想象远方深山“悬崖村”人的生存困苦；端坐在书房里搬运文字的作者，当然也无法真切体会《古路之路》这样的写作需要作者付出多少艰辛。陈果的《古路之路》（天地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是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的独特故事。这是作者以艰难的行走和深度的体悟为笔墨，写成的一部具有古路性格和质地的作品，由这样一个样本，我们可以更真切地理解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意义。

近日，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干部钟诚（左），深入西藏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瓦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阿措家，了解青稞的收成、实地掌握援藏工作队的结对帮扶户的情况。福建省援藏工作队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援藏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体援藏工作队员均与建档立卡贫困户挂钩帮扶，汇聚起脱贫攻坚没有“局外人”的强大合力。郑晓强摄/光明图片

雅安古路村是四川数以百计的“悬崖村”中的一个，它有着这类村庄的基本样态，但更有不同于一般悬崖村的非典型性。这是一个“以声音命名的村庄”。“咕噜”，“一块石头从山上掉下去了‘咕噜，咕噜’”，从山上滚下去，“并没有听到几声‘咕噜’，一个人就不在了”。循声会意，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自然地理有多危险！村庄名字后来由“咕噜”改成了“古路”，但是居处这里的人的命运依旧。历史终于被改写。2018年12月18日，古路村通过了四川省的脱贫验收。脱贫结果的验收是标准化的，但脱贫的过程是各有各的故事和异彩。《古路之路》将视点凝聚在“路”上，这是一部关于古路村路的故事和传奇的叙说，构成这一叙事的基本章节是出行之路、脱贫之路和未来之路等。作者通过古路村“这一个”独特故事的挖掘和报告，真实而典型地再现脱贫奔小康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之路。

“一条路的前世今生，也是一个时代的高清投影”。作品将古路村这一定位的空间，置于流动的历史维度中观照。这一已经有三四百年历史的村庄，有过战乱兵灾的“血色往事”，更多的是彝人“这辈子已经死过四五回”的日常。他们只能像山上的“棒头草那样活着”。这样的况味苦涩又无奈。这是路的叙事的一个背景。作品叙写的重点是出行之路和脱贫之路。古路本无路，有路也是天路，那嵌在悬崖上的山藤路、木条路、钢梯路等，让人“谈路色变”，以致“望路生畏”。古路人为路而奔走诉说，为路而努力奋斗。2003年3月15日修筑成骡马道，2018年10月1日高空索道正式试运行。“一条路从无到有、由窄而宽、自陡峻变得舒缓”，尽管这些来得艰难而漫长，但正是这艰难而漫长实证了它的某种历史性。索道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那是滑轮与绳索在亲密接触，那是今天与昨天在窃窃私语”。“咕噜，古路。一个村庄，两段历史。”

《古路之路》真正感动我们的不只是路的这些工程化的改变，而是推动着这些改变并且也改变着人们精神面貌的那些山一样伟岸的人。这是古路建设脱贫之路、开拓未来之路的内生力量。作品对于人物的表现，没有如人造大理石那样整一光洁，而像这里的大渡河国家地质公园里的原石一样，有着本有的纹路和色彩。“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骡马道，工程项目费上级部门拨付有限。老书记骆国龙“从膝盖上抬起头来：办法总比困难多，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动手。”村里承担工程的人，非但没有挣到钱，还自己倒贴着欠工人的工资。骆云莲是作品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她是兼容着党性、人性与“山性”于一身的人。自己的人生也并不如意，也不愿意接任山村书记的重任。但父辈的重托和村民的信任，让她柔肩担起道义。敢于任事，自有川妹子的热情泼辣，细致温婉，也不乏儿女情长。“她知道，路一直在那里，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它。而要找到它，你首先得去找，你得像一个赶路的人。”骆云莲抡起三板斧，带领古路村人削砍思想顽疾，提升产业短板，改善基础设施。有了一个赶路的人、一群赶路的人，古路就一定有着它的新生之路。古路虽是一株幼苗，却也是一轮旭日。

《古路之路》不同于类似题材作品的宏大叙事，它算是“从属民间叙事的山歌小调”。与此相应，作品色调自然、丰富，“光明与幽暗、敞阔与逼仄、欢愉与疼痛、从容与焦虑”。因此所写更贴近对象，真实可信。在作者这里，作品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身心俱在的见证。不只是一种实录，也是一份深情的寄寓。陈果的老家海螺村与古路村同属一个县，“因为兴修水库成为水下泽国”“不知不觉间，古路成了我精神上的故乡”“是一只乡愁的寄居蟹”。唯其如此，作者为古路脱贫新生而由衷欣喜，将一个个富有山村气息的镜头推到读者面前。“大平原的女娃娃不顾一切嫁到高山上，在古路，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样的一节节故事，真实生动地书写着悬崖上的美好故事。这是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中的一曲有滋有味的“山歌小调”。

像农民伺候土地一样勤恳劳作——近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概观

作者：李斌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普洱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不同地域的农民在信息时代有着怎样的精神面相？新时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姿态？这需要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具备责任心、恒心和信心，倾力聆听时代的心声，克服浮躁风气，尽心竭力捕捉艺术形象。这或许可以从近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经验与不足之中获得启发。

以艺术手法反映农村风貌

作为信息时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之一，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呼唤作者在关系民生大计的脱贫攻坚公共经验面前，既自觉承续百年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又结合信息时代的特征，审视农村现状，反映农民心声，以文学方式记录农民作为信息时代的历史主体在物质、精神方面的脱贫故事，用心淬炼精品，塑造艺术形象，以文学的独特影响力铸魂立人。

近来，一批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从文学角度描摹新时代的农村巨变。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描写刘书雷被下派到闽省岚岛，处理蓝港村搬迁问题。作品通过保护与开发的细节描写，反映出脱贫攻坚中乡村建设取得的成绩，同时关注乡土文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用平行手法刻画辽西柳城村扶贫干部群像，充分关注有文化、有思想的农村新人，他们齐心协力，破解了发展困局，改变了柳城村的旧貌，携手向着美好的未来迈进。

在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中，年轻女干部吴小嵩到鲁东南的楷坡镇参与扶贫工作。其间她遭遇精神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与纨绔子弟的婚姻破裂等问题。但她仍旧不忘初心，奋发有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小说围绕脱贫工作兼顾考古、渔业振兴、旅游开发等，故事显得丰富、饱满。

四川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成绩不俗。贺享雍的长篇小说《天大地大》里，贺家湾第一书记乔燕一家三代都从事扶贫工作，她也由稚嫩到成熟。贺波是新生的代表和希望，贺世银是传统农民的代表，贺勤、吴芙蓉给扶贫工作带来挑战，他们的脱贫诉求各不相同。在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中，繁荣现代的北京和偏僻荒凉的雪鹤村，由扶贫干部林修串联了起来。北京、雪鹤村、《万物的签名》形成三方对话的格局。唐俊高的《一湖丘壑》写的是茆寮从茆家湾走出后，牢记乡恩，欲以产业带动家乡的发展。小说围绕开展鱼塘工程、修建乡村公路等情节，展现出当下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村民的思想变化。

近年来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除了长篇，还有不少中短篇作品。谷运龙的《几世花红》中，马俊是桃花寨的有为青年，在扶贫家乡过程中遭遇工业污染与环境保护的难题。为改善生态环境，马俊欲将桃花寨打造为生态旅游品牌。作品探讨了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所遭遇的挑战。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围绕扶贫干部李发康给贫困户李发顺的一头扶贫母猪展开，经历失猪找猪、玉旺被打失踪、玉旺和母猪一同回来、最后又离家出走的过程，体现了扶贫工作的不易和农村生活的繁杂。韩永明的《酒是个鬼》写了因嗜酒如命的老埙被派到乡下扶贫，在与酒鬼贫困户石头的交往中，老埙的人生因扶贫和戒酒而经历了心理上的转变与升华。

这些取材于东南、东北、中原、西南等地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描绘出脱贫攻坚的显著成绩，写出了农村新人新事与美好未来，同时也没有回避农村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作者通过蓝港村、柳城村、楷坡镇、桃花寨等窗口，剖析农村发展与农民脱贫、原有乡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强调“扶心树人”的紧要性。通过这些小说塑造的人物言行，我们得以近距离接触当下农村的各种问题与诉求，反映出当代农村的丰富与复杂。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甘于奉献，功不可没，改变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通过作品也可以体会到作家对扶贫现实和农村问题的高度责任感，流露出对创作新时代农村题材佳作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注重人物的刻画，在他们的笔下，一些农村创业者拥有执着的创业精神，勇于克服困难，向往美好生活，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有着建设当代农村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美好愿景。它致力于把历史镜像转换为时代审美，要求真实性、文学性相结合。蓝港村、柳城村、楷坡镇、桃花寨等原乡之地只是中国数以万计村寨中的微小场域，是庞杂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尚待继续努力的环节。它记录着时代的动作和表情，蕴含着人们共同的经验和记忆。蓝港村、桃花寨等地的构想，彰显出作家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经验。生活于此地的村民，在物质、精神上的突围，展示出作家兼顾历史时空和现实生活的努力。

以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讲好故事

不过，稍感遗憾的是，这些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农民形象的信息时代特征总体上仍然面目模糊。一些作品虽然进退有度，却一定程度上缺乏强大感染力。作家的笔触，应该更多地反映出信息时代农民的精神底色与思想动态。作家有必要以更高的责任感，进一步深入生活，贴近历史，正视现实，以为时代存照、为人民抒怀的担当和品格，淬炼出满足人民审美和时代需要的精品。

精品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作家具有发现时代要旨的火眼金睛，以及百炼成钢的信心和恒心。鲁迅曾经呼吁：“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他的本意在于科学小说所包孕的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能更精准地穿透就事论事的表层，抵达问题本质，符合其时的现实语境和公众需求。鲁迅的写作始终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他运用科学思维、理性精神来讲述中国故事，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路遥的《人生》塑造出西北黄土地上乃至中国农村的一个青年典型。在结尾处，高加林面对德顺爷爷双膝跪地、情真意切地恸哭，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也升华了高加林的精神境界。正是在跪拜德顺爷爷这条“根”的前提下，才延伸出《平凡的世界》中的“并蒂莲”：孙少平和孙少安。《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影响不凡，就在于路遥依据科学理性的判断，独具慧眼地辨识出世界化浪潮中，社会转型之际城乡差异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必要性。路遥对农村题材的坚持和社会转型、西北传统文化、深度思维等相互滋养，最终彼此成就。

小说创作需要长时间来沉淀，我们需要抱有耐心和信心。有理由相信作家能创作出信息时代农村题材小说精品，不仅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农村题材小说传统的深厚积累，更在于小说可以与时俱进地阐释时代的丰富变化。期待作家在创作中提升科学思维、理性精神和知识素养，同时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信息时代语境，把握当下农村的深层问题，依托作品的艺术追求实现精神的返乡。当然，作家需要对农民和创作拥有持续的热忱，像农民伺候土地一样勤恳劳作，洞悉时代风潮。只有作家与农民、时代相互滋养，作品才可能切实地温润读者的心灵。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4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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