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窟响堂（从印度到响堂山石窟）

从印度到响堂山石窟——“覆钵塔”的跨文化研究

孟媛

在北朝石窟中有佛塔以“覆钵”为顶，尤其是在响堂山石窟中出现了覆钵塔形窟与塔形龛，“覆钵塔”也出现在北朝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中。本文中笔者将这种以“覆钵”为顶的塔及塔形雕刻称为“覆钵塔”。这种“覆钵塔”在印度是如何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又是如何跨越印度文化传入中国的？北朝时期“覆钵塔”在保留印度特征的情况下又进行了怎样的本土化演变？“覆钵塔”的象征意义从印度传入中国后，随着佛教思想的变化，又有怎样的发展？笔者将在本文中围绕以上问题进行北朝“覆钵塔”的跨文化研究。

一、源自印度的“覆钵塔”

“塔”之概念起源于印度。“窣堵坡”(stupa)一词在印度古代文献《梨俱吠陀》中已经出现，在《本生经》中代表于埋葬亡者之处建起的塔。但在学者王云的研究中，“窣堵坡”是一个早于佛教的概念，其范畴应为“塔”而不是特指的佛教艺术中的“塔”。早期佛教思想反对偶像崇拜，佛陀不具有人的形象，而采用塔、法轮、菩提树等象征物来表现。因此，在印度的早期佛教文化中，“塔”象征着佛陀本身。

塔的具体制式在孔雀王朝第三代皇帝阿育王(Ashoka)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73或268至前232年)确立。阿育王塔的基本形制为覆钵体塔身中埋葬舍利，外夯实泥土再垒砌砖石，塔身建在基坛上。桑奇大塔(Great Stupaat Sanchi)特指桑奇的一座小山上三座窣堵坡遗址中的窣堵坡1号(StupaNo.1，图1)，保存有阿育王塔形制中完整的覆钵体。桑奇大塔原本的覆钵体为现有尺寸的一半，据推测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巽伽王朝时代，由僧团在泥土夯实的覆钵体上垒砌砖石扩建，在覆钵上增修方台和三层相轮。桑奇大塔作为独立的塔形建筑，已经开始作为礼拜的中心，在覆钵塔周围有通路可绕塔礼佛。

除了作为单独的建筑出现，覆钵塔在石窟中也延续了作为礼拜对象的功用。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贡塔帕里石窟(Guntupalli Caves)是印度现存较早的塔堂窟，在窟内有覆钵塔(图2)。巴贾石窟(Bhaja Caves)第12窟也为塔堂窟，建有覆钵塔(图3)。较之贡塔帕里石窟，巴贾石窟第12窟的覆钵体占塔整体的比重更大，塔顶还保存有平头部分，但这两座石窟中的覆钵塔的塔基和覆钵塔身部分都没有装饰物出现。

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是印度最大的石窟，建造于公元前2至前1世纪。第9窟建造于早期，其中的覆钵塔下方稍向内收束，依然为素面无装饰，但在塔顶的平头处出现了叠涩装饰(图4)。阿旃陀石窟的第19窟建造较晚，在塔堂窟的中心建有覆钵塔(图5)。此时的覆钵塔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塔基由以往的朴素无装饰变为有雕刻装饰的双层塔基。覆钵部分更加接近于完整的球体，虽然仍为素面，但在上层塔基和覆钵部分共同开有圆拱龛，龛内有立佛像浮雕。塔顶有叠涩装饰和三层相轮。

卡尔利石窟(Karli Caves)第8窟建造于公元前60年至公元100年左右，石窟中覆钵塔的塔基明显高于覆钵体，顶端有多层叠涩(图6、图7)。这一覆钵塔的形制很接近于阿旃陀石窟第9窟的佛塔，塔基部分有区别，且卡尔利第8窟的覆钵体较为扁平。贵霜王朝犍陀罗时期(公元1至3世纪)覆钵塔的形制改变了，塔整体显著增高，伞盖增至七层以上，有长串相轮，大塔周围多见与大塔形制相同的奉献塔，覆钵外部有佛教故事浮雕嵌板，壁龛内雕刻佛像和菩萨像。在4世纪或5世纪呾叉始罗莫赫拉·莫拉杜寺院遗址出土的奉献塔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形制(图8)，此时覆钵体在塔中所占比例明显减少，反而塔基与塔顶的相轮增长，且塔基也为多层，雕刻有佛像以及华丽的装饰。

覆钵塔在佛教艺术中不仅作为建筑出现，有时也是浮雕的一部分，起到装饰以及补充造像含义的作用。在桑奇大塔北门第二和第三道横梁之间立柱右边的浮雕，雕刻了一座覆钵塔，覆钵部分有装饰雕刻，信徒正在塔前礼拜(图9)。佛传故事浮雕中没有出现佛陀本人的形象，而是用象征符号来暗示佛陀的存在，通常在印度佛教中以单独一座窣堵坡代表佛陀涅槃。

德拉斯政府博物馆收藏的石灰石浮雕《窣堵坡图样》(图10)中的塔形浮雕嵌板约创作于150年至200年间，属于阿马拉瓦蒂大塔(Great Stupaat Amaravati)的一部分。这块浮雕嵌板上覆钵塔的基坛有南印度窣堵坡“方牙四出”的特殊形制，中央为大塔的半圆形覆钵体。和桑奇大塔中的塔形雕刻相比，突出的特点是嵌板上方中间刻画出了人形的佛陀坐像，基坛和围栏内侧有佛传故事。从桑奇大塔到阿马拉瓦蒂大塔图样，覆钵塔逐渐在印度发展成为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覆钵塔”东传

随着印度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东传，印度文化、中亚文化和中原文化逐渐相互交融，这也体现在了佛教建筑形制和雕刻的变化中。《魏书·释老志》中提到了佛教传入中原洛阳的过程，《后汉书》中记载了汉末三国时期丹阳人笮融所建的佛塔。这一佛塔实物已不得见，但在四川什邡东汉画像砖上也雕刻有三层楼阁式佛塔(图11)，或与记载中所描述的佛塔形制相近。

早在十六国西秦时期的甘肃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印度式覆钵塔对于中国石窟的影响。在炳灵寺石窟第169窟23号龛上方的壁画中，绘制的两座佛塔就为印度早期覆钵塔(图12)，现存有画面左侧的大部分塔身及塔顶，以及右侧的小部分塔身、塔顶与塔基。在塔顶部分壁画损毁，圆形的覆钵体塔身在底部也有损毁，从现存画面中能看出至少有八层纹饰，包括椭圆形、两绳缠绕、联珠纹和锯齿形等纹饰，呈均匀连续排布。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记载着印度式覆钵塔，即阿育王塔对于中原地区的影响，如《魏书·释老志》中提到了阿育王塔在中原地区的范围：“有王阿育……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成其遗迹焉。”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提及：“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描述了石虎建塔少承露盘，由佛图澄指点，在临淄取得了古阿育王塔的承露盘，进一步体现了阿育王塔的影响。

北朝是佛教艺术在我国传播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兼收并蓄，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时期。覆钵塔在从印度东传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楼阁或阙的影响，从而出现了本土化的特点。虽然汉代的木构建筑实物已经不得见，但在墓葬画像石、建筑及明器中还留有具体的形象。“殿阙”是汉代兴起的一种建筑形式，可见于汉代的画像石。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石棺画像(图13)上，阙门旁的铭文将其确认为天门，即死者灵魂进入死后世界的入口。典型的汉代木构楼阁建筑可见于东汉晚期的三层红釉陶望楼(图14)。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时期的宁懋石棺(图15)上以屋顶和后壁的石刻线条组成了木构建筑，形制与汉代的祠堂一致，包括立柱、横梁、斗拱、屋檐等。

中式木构建筑楼阁或阙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可见于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北壁窟门，以仿木构建筑的形式雕刻而成 (图16)。开凿于莫高窟北朝第二期的莫高窟第257窟中，南壁后方中央《说法图》中描绘了一座殿阙式的塔(图17)。在这座塔上出现了很小的覆钵体及塔刹装饰，这是汉代的殿阙和印度覆钵塔组合而成的殿阙式的塔。在麦积山北魏晚期开凿的石窟，如第30窟，以及北周时期开凿的第3窟“千佛廊”中的窟檐(图18)都有相似的仿木结构屋檐，可以看作是云冈石窟的延续。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庆阳北石窟寺、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再到响堂山石窟，都可见仿木结构的建筑形式。

三、北朝时期的“覆钵塔”

印度覆钵塔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式木构建筑结合，使得覆钵塔产生了本土化的演变，发展为楼阁式塔的塔刹以及中式覆钵塔。据统计，云冈石窟的120余座佛塔中，覆钵单层方塔有13座，仅占全部佛塔的10.8%；龙门石窟17座塔中覆钵塔有4座，仅占全部佛塔的23.5%(图19、图20)。在北魏时期，高层的楼阁式塔较流行，单层的覆钵塔不是主流。龙门石窟北朝时期的方形覆钵塔雕刻有三座，第712窟北壁的20号塔、第726窟的21号塔、第1034窟南壁的37号塔。这三座塔都是结合了中式仿木构建筑的方形覆钵塔，由方形塔身、覆钵顶、山花蕉叶和塔刹构成，反映了一种皇家流行的样式，也为北齐时期响堂山石窟中塔形龛的出现提供了蓝本。现存覆钵塔形雕刻最早出现在北魏的正光年间，在藏于日本东京藤井有邻馆的北魏正光三年(522)释迦三尊金铜像上，覆钵塔雕刻在舟形背屏的顶端(图21)。

覆钵单层方塔雕刻直到东魏北齐时期才大幅增多，韩国学者苏铉淑在研究中统计了超过80件这种塔形雕刻，其中23件有铭纹，纪年范围从北齐天保二年(551)到武平七年(576)，地域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几乎在北齐的整个统治领域。笔者在考察东魏北齐都城所在地邺城时，发现雕刻覆钵塔的造像背屏至少有7件。一般在这种背屏造像中，覆钵塔雕刻在背屏顶端中间，由飞天托举(图22—图24)。北朝时期的单层覆钵塔融合了仿木构建筑的方形亭台，在覆钵下方增加了一层方形的塔身，覆钵在方形塔身之上作为塔顶部分出现，比起楼阁塔中塔刹部分占比极少，以至于覆钵体部分消失，单层的覆钵塔中，覆钵体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响堂山石窟作为高氏家族开凿的重要皇家石窟，位于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在东魏北齐时期，高氏家族实际掌控邺城地区。当时流行的单层覆钵塔形雕刻也出现在了响堂山石窟中，主要可分为在石窟内部中心柱龛楣上与石窟外部门楣上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包括北响堂第9窟(大佛洞)中心柱正壁主龛上方塔形雕刻(图25)，水浴寺西窟中心柱正壁和东西壁上部的覆钵塔形雕刻(图26)。第二种类型包括南响堂石窟第5窟(释迦洞)和第7窟(千佛洞)门楣上的塔形雕刻(图27)。这一塔形为单层覆钵塔，塔基为覆莲座，塔身为方形，塔身四面开圆拱龛，其上为两层叠涩塔檐，上方雕刻山花蕉叶，有三塔刹与五层相轮，塔两边各有两身飞天环绕。

响堂山石窟中的塔形窟可以分为单层塔形窟和双层塔形窟，覆钵体都作为石窟外立面的塔顶部分出现。其中单层塔形窟有4个，分别为北响堂第4窟(释迦洞)与第9窟(大佛洞，图28)，南响堂第7窟(千佛洞，图29)和水浴寺西窟(图30)。单层塔形窟指的是作为建筑形制的石窟只由单层的洞窟立面就构建成一座塔，具有塔的基本组成结构—塔身与塔顶，塔身为中国古代仿木结构建筑，塔顶为印度覆钵体。

双层塔形窟有3组：第1组(图31)上层为北响堂第1窟(双佛洞)，下层为第3窟(刻经洞)；第2组上层为南响堂第3窟(空洞)，下层为第1窟(华严洞)；第3组上层依次为南响堂第4窟 (阿弥陀洞)、第5窟(释迦洞)、第6窟(力士洞)，下层为第2窟(般若洞)。

双层塔形窟由上下两层洞窟所组成，有时为上下各一个洞窟，如第1组和第2组；有时为下层一个洞窟对应上层多个洞窟，如第3组(图32)。除规模扩大外，塔形窟中最主要的变化出现在覆钵体上。从最初将印度式的覆钵造型直接套用在石窟上，到覆钵体逐渐在塔形窟中所占比例变小，逐渐扁平化，其上的装饰也从简单发展到繁复，形成了山花蕉叶、火焰宝珠、三塔刹等一套装饰体系。结合了印度式覆钵塔、中式木塔以及石窟建筑的塔形窟结构也就逐步完善。

塔形龛介于建筑与浮雕之间。在响堂山石窟中共有21个塔形龛，其中北响堂第3窟附1号塔龛群有4个塔形龛，与安阳宝山灵泉寺摩崖塔林相似。北响堂第9窟(大佛洞)主室内雕刻16个大型塔形龛(图33)，由塔刹、塔身、塔基三部分组成。塔身上为覆钵丘，在塔檐上有三颗火焰宝珠装饰。覆钵上有覆莲座与相轮，相轮上有一个仰莲纹，花叶从覆莲延伸到两边，塔刹顶端分别各有一个由莲花承托的火焰宝珠，整体华丽精美，极具装饰效果。南响堂石窟的第1窟(华严洞)主室左壁雕刻有一个塔形龛(图34)。塔身上方有华丽的塔檐，由火焰宝珠等组成，塔檐上方有覆钵丘，在覆钵丘顶端有宝珠纹样环绕着莲花纹。

比起印度覆钵塔占据石窟中的中心位置和浮雕构图的主要位置，北朝时期流行的覆钵塔形雕刻中的塔已经退居画面中的次要位置，仅占据单体造像背屏或造像碑顶端的一小部分，以及在石窟中的墙壁某一部分以小型覆钵塔浮雕体现出来，尺寸远远小于主尊佛像。印度覆钵塔占据石窟的中心位置，而在响堂山石窟中特殊的覆钵塔形窟与塔形龛仅出现在石窟外立面或者石窟内部四壁上。佛像与塔的身份地位似乎完全颠覆，这也意味着早期印度佛教思想中偶像崇拜的禁忌被打破，塔开始让位于佛陀本身的形象，覆钵塔随着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变化呈现出多重象征意义。

四、覆钵塔的多重象征意义

(一)作为舍利塔—象征佛陀

塔在印度最初与丧葬有关，是埋葬舍利的地方，更是佛的象征物以及崇拜的对象。在南北朝流行的《妙法莲华经》中，多宝塔原为多宝佛的舍利塔。西晋竺法护所译的《正法华经》卷六《七宝塔品》中记载：“吾七宝塔涌现诸佛所说经处，其舍利身在七宝塔。”表明多宝塔是存放佛舍利之塔。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所译的《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中描述了佛舍利塔的形制为四面开龛的佛舍利塔：“迦叶佛般泥洹后，吉利王为佛起塔，四面作龛。”与现存的四面开龛的塔形雕刻较吻合。

覆钵塔在印度佛教艺术中作为舍利塔而出现就象征着佛陀本身。在北魏时期开凿的莫高窟第254窟《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本生故事画(图35)中，王后与国王在王子舍身后将尸骨收敛供奉，为太子所起之塔为阁楼式塔，此塔就是作为舍利塔出现的，代表王子舍身成佛。北响堂第9窟(大佛洞)传为高欢帝陵，有丧葬功用，作为塔形窟的第9窟和其中的16个塔形龛都以覆钵塔表现，具有舍利塔的功用，从而象征着高欢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宣扬北齐皇室的威严。

(二)作为轮王—象征权力

阿育王对于南北朝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所建的阿育王古塔上，还在于他作为转轮王转世的身份。“轮”(Chakra)起源于太阳符号，既代表印度传说中征服世界的转轮圣王(Chakravartin)的轮宝，又代表象征着达摩或佛法的法轮(Dharmachakra)。阿育王柱的代表之一《萨尔纳特狮子柱头》(Lion Capital at Sarnath，图36)浮雕饰带上，有代表宇宙四方的狮子、大象、牛和奔马，动物之间分别由一个法轮隔开，四个法轮间隔交错，象征着法轮不停运转。阿育王以转轮圣王自居，要凭借佛法的威力，对世界进行精神的征服，建立佛塔也是转轮圣王作为统治者的重要举措。

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557)，《赵郡王高叡定国寺碑》的碑刻中记载“属大齐之驭九有……击玉鼓，转金轮”。武平三年唐邕刻经碑(图37)明确将北齐帝王称为轮王：“我大齐之君……家传天帝之尊、世祚轮王之贵。”北齐文宣帝高洋被称作轮王，建立北响堂三大塔形窟象征着北齐皇室的轮王思想。美国学者蒋仁和 (Katherine R.Tsiang)在与王平先合写的论文中提出“覆钵顶塔在该时期的流行，暗示或反映了那时官方对此佛塔的推崇……在北齐时期，这类佛塔也有可能与阿育王相关联”。北齐统治者以转轮王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以缓和胡汉矛盾，彰显权力地位，反映了政治和信仰的复杂与交融，覆钵塔成为权力的象征。

(三)作为多宝塔—象征《法华经》思想

“《法华经》对北朝佛教物质文化的支配力，超过其他任何经典”。根据《法华经》卷四《见宝塔品》中有云：“今多宝如来塔闻说法华经故，从地涌出”。北响堂第一窟(双佛洞)的覆钵丘内部开窟，主尊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图38)。结合其外的覆钵塔形以及《法华经》思想，有讲《法华经》的地方出现的塔是多宝塔。侯旭东经数据统计分析后指出：“多宝造像流行于470—569年……其所占比例北朝末年跌至0.7%”。在北朝末年北齐时期的二佛并坐像较少，较前代数量大幅下降，比较大型的二佛并坐像目前发现的有北响堂第一窟中的正壁主尊，但这一佛像的组合出现在覆钵体中，象征着“多宝如来塔”，代表《法华经》仍在此时期继续影响着佛教艺术。

在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也能找到二佛并坐多宝塔的例子。炳灵寺第169窟11龛宝塔(图39)所在的壁画为中国最早的法华经变画，壁画中的多宝塔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多宝塔，有“释迦牟尼佛多宝佛”的榜题，这幅壁画所描绘的多宝塔中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说法。龙门石窟第55号塔在第1387窟前壁(图40)，其中也有释迦多宝并坐的浮雕雕刻，多宝塔也属于西域式的覆钵塔。云冈石窟第11窟内明窗东壁有太和十九年造像龛，圆拱尖楣龛两侧各有一覆钵方塔，内有二佛并坐雕刻，为多宝塔(图41)。在北齐小南海石窟东窟外壁所刻的释迦多宝塔内有二佛并坐，塔基有释迦多宝的题字，代表着《法华经》思想中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于多宝塔中。

总之，覆钵塔从印度产生发展，自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并与中式木结构建筑结合，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印度式覆钵塔在北朝时期演化为楼阁塔的塔刹部分以及中式单层覆钵塔。尤其在东魏北齐时期，单层覆钵塔数量增多，作为背屏顶端雕刻由飞天托举环绕。这与掌控东魏北齐邺城地区的高氏一族崇尚鲜卑化与胡化有关。在高氏开凿的皇家石窟—响堂山石窟中，覆钵塔不仅作为石窟中心柱龛楣与窟门门楣雕刻出现，而且发展出独特的塔形窟与塔形龛，成为其石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演化出了包括莲座塔基、方形四面开圆拱龛塔身、叠涩塔檐、覆钵丘、山花蕉叶、三塔刹与多层相轮组成的独具特色的佛塔系统。早期印度覆钵塔的象征意义随着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变化，呈现出舍利之于佛陀，轮王之于权力，多宝塔之于《法华经》思想的多重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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