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时期的典故（传说里尧的都城居民生活用器）

博物馆里的汉字——鬲

---

字义解读

---

“鬲”字很像是一个大口的容器，这个容器下面有三足，三足非常肥硕，足中是中空的。《说文解字》说“鬲”是“鼎”的一种，用来装五谷的盛器。“鬲”是古代的炊器，因为下面的三足是中空的，这样很便于加热，炊煮的时候更方便。

---

字形演变

---

从已知最早的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楷书，“鬲”字的演变如下。

---

什么是鬲？

---

“鬲”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器物，存在的时间也很长，一直从新石器时代持续到战国晚期。新石器时代的鬲是陶制的，现在看到的博物馆里的陶鬲有的底部还有被火灼过的痕迹，说明它曾经是实用器。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时期，“鬲”的制作材料也从陶土所制逐渐变成了青铜所铸。“鬲”这种器物无论是陶鬲还是青铜鬲，都有大有小，博物馆里的大陶鬲有的大如缸瓮，小的则只有盆碗。

陶鬲的形状一般是大口圆底，无耳，三个袋状足而且袋足的形状往往又是又短又肥，这是出于实用的考虑。鬲是烹煮食物用的器物，袋足内部是中空的，腿又短，这些都可以增大受热面积，有利于烹煮的便利性。甲骨文的鬲字就非常象形，很像是一个圆腹器物，底部正被火煮烧的样子。而且这个甲骨文的“鬲”和甲骨文的“鼎”字如出一辙。所以辞书《尔雅》就说鬲是“款足鼎”，“款足”就是足部中空的意思。

从最早的实用角度来看，“鬲”和“鼎”很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后来因为使用的功用不同而器形也渐渐有了区别。既然鬲和鼎都是烹饪食物的器物，那么导致它们使用方向不同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食物种类渐渐丰富而烹饪用的炊器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发生改变。传统的观点公认鼎是烹煮肉食的，而鬲是炊粥器。鬲，可以是烹煮粮食类食物的，但是不是炊粥不好说。因为不知道新石器时代有没有“粥”这种类型的食物。

当上古社会发生改变，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文明时期，“鬲”这种古老的器物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与时俱进有了很大的新变化。商代早期就有了青铜鬲，此时的青铜鬲还和陶鬲一样是又肥大又粗短的三个袋足，小短腿可以加大受热面积，让食物快点煮熟。时光流逝，鬲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到商晚期的时候，鬲的形体发生了改变，袋足蜕化了，青铜鬲越来越形体精致，并且有了美丽的装饰图纹，有的“鬲”还和“鼎”一样长出了双耳。这样的鬲已经不再适于被火灼烧，变成了盛器，或者说按传统观点认为的盛粥器。

西周建立以后，青铜鬲非常盛行。在这个制礼作乐以治天下的时代，鬲也被赋予了礼乐的含义。有的青铜鬲上面刻有铭文，记录受赐或祭祀的事，这本身就具有礼的意义。但是西周时期鬲的使用应该不及鼎、簋那么广泛而频繁。一些记录西周青铜器铭文考释的书提到有铭文的鬲数量并不多，但是鬲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在这个视死如视生的时代，鬲往往被选择作为从葬器，作为最后的陪伴。出土的青铜鬲经常成组，一组的鬲形制、大小、纹饰、铭文都相同。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鬲最多的有一组十个。到春秋战国之际渐渐形成制度，鬲往往以偶数组合与列鼎同墓随葬，比如二鬲或四鬲陪五鼎是一个常用的组合。战国晚期，青铜鬲渐渐从祭器和生活实用器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宋元明清时期作为玩器摆件的“鬲”在后人慕古的思想中仍然被时时仿制，如南宋哥窑鬲、清代龙泉窑鬲等等。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鬲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鬲这种器型在龙山出现之后渐渐扩大使用范围。鬲的使用方式代表着一种生活习惯，而使用鬲的地区则是生活习惯相同的原始族群，生活习惯的背景是社会共同心理，社会共同心理则体现着共同积淀的人文思想。于是学术界有了关于原始社会的以鬲、鼎、罐等器物区别族群的观点。

有的学术观点认为，有三个袋足的鬲从龙山向周边扩大，当进入二里头时期，鬲在黄河以北的晋南、豫北、冀南盛行起来。而二里头则基本不用鬲。于是学术观点认为使用炊器的不同可以区分夏、夷。商朝取代夏朝，随着商王朝的建立，统治范围扩大，鬲也渐渐被广泛使用，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炊器。龙山文化发展起来的“罐”这种器物被二里头继承使用。罐放在地面上，周围点火，或放在支脚或是灶上让底部被火烧而受热。而器型的变化就是在“罐”下面装上固定的三足就成了“鼎”，如果这三足是空心的就是“鬲”。蒸食物的盆形的陶器底部有孔，放在罐上或鬲上使用，就是“甑”。

---

博物馆里的鬲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大袋足陶鬲

“陶寺遗址”是一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位于山西临汾盆地的襄汾，这里有一座四千年前的古城址，依稀可辨当时的城墙、宫殿、王陵和观象台。观象台是四千年前用来观测太阳升起时和远处塔尔山形成的位置关系，并以此作为依据确定一年里一些有独特物侯特点的节气，比如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这个古观象台是《尚书*尧典》里记载的：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写照。“塔尔山”今天仍然存在，位于陶寺城墙遗址背后。

“陶寺遗址”虽然没有形成辐射全国的文化和王权，但自身据有高度的文明。这里出土了：象征礼乐的土鼓、特磬、铜铃；象征礼仪的彩绘龙盘、玉琮、玉戚；还有很多陶土烧制的生活用品。这个大袋足的鬲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四千年前生活在陶寺的人日用器的典型代表。除了这样有大袋足的鬲，还有汲水的扁壶等等，考古学家居然还在一件灰陶扁壶上发现有朱红色的书写符号，或许还是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源头的“文字”。

陶寺遗址的被发现给大家带来猜测，有人认为它是传说中帝“尧”的都城“平阳”，还有的人说它是“禹”的都城“阳城”，还有的人说“陶寺遗址”就是夏代文化的遗址，但这些推测都没有直接的证据。

首都博物馆伯矩鬲

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曾经是西周燕都范围之内，这里就是伯矩鬲的出土地点。伯矩鬲是一件西周初年铸造的贵族礼器，这件礼器上铸有铭文三十个字，是同一内容重复两遍，分铸于鬲身上和鬲的盖子内。铭文的意思是说，在戊辰这天，燕侯赏赐伯矩“贝”。“贝”在当时是货币。“伯矩”是一位当时的贵族。伯矩用受到的赏赐给他已故的父亲戊制作了这件宝器作为纪念。

伯矩鬲的器型、纹饰都非常独特，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鬲，属于绝无仅有者。伯矩鬲从器型上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器身，一个是器盖。有盖鬲非常罕见。伯矩鬲的装饰以动物为主，盖上有两个相背的牛头，牛角都是翘起来的，盖钮就是两个牛头，鬲身上也以牛构成的兽面纹为主，同样牛角翘起。

周代以分封制治理天下，伯矩鬲所土的地点是西周燕国都城“蓟”的所在地。周武王开创西周王朝，分封同宗血亲、灭商的功臣，以及前先圣王之后，形成了许多的诸侯国，燕国就是其中之一。燕国受封的君主“姬”姓名“奭”，史籍中称之为“召公奭”，因为受封于燕地，所以也称为“燕召公”，这个燕国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被秦国所灭，国祚八百二十二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杞伯双联鬲

杞伯双联鬲，是东周春秋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它的器型很特殊，是两个单鬲联在一起的，又称为“偶鬲”。这个双联鬲的边沿上还铸有铭文，说明这是杞国国君为一位称为“车母”的女姓所筑的媵嫁之器，就是作为她的陪嫁。让“车母”拿它来作为祭祀自己公婆的祭器。并希望车母子孙绵长，万年永保。

杞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封地“雍丘”，位置在现在河南开封杞县，后来迁到“缘陵”，就是现在的山东潍坊昌乐，再后来又迁到“淳于”，在现在的山东丘安，战国初期杞国被楚国所灭。杞国的第一位国君、受封于西周王朝的“东楼公”是夏禹后裔，“姒”姓。杞国是个很小的小国，《史记》说它“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

小贴士

---

作为货币的“贝”

“贝”，就是作用货币的海贝。五个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朋”是青铜器铭文里常见的贝币赏赐单位，常见的数量是“贝十朋”，如果赏“贝百朋”在周代青铜铭文里就是很少见的丰厚赏赐了。

西周分封制

西周以宗法制为核心、分封制为基础统治天下。按《诗经》里的话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就是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土地，天下的臣民都是周王的臣民。

不过周天子对于诸侯又没有绝对的王权统治，周公制礼作乐就是靠整套的礼乐制度以为规矩来约束诸侯。周代有一套“五服”制度，“服”是服事天子的意思，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也叫宾服）﹑要服﹑荒服等五个大致范围，合称五服。周王对五服之民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而五服不同范围内的天子臣民对周王也有不同的义务要服从统治。

分封制是西周的统治基础。周武王分封的诸侯有三种类型：一种先代圣王之后，比如封于陈国的帝舜后裔胡公满。第二种是功臣之后，帮助武王伐纣的异姓贵族，比如《左传》提到的苏忿生，封国在黄河北岸的温地，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第三种就是同姓亲族，这是封的最多的。比如说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公姬旦，封地“周”，在现在的陕西宝鸡岐山以北。

西周的封国是多得不可胜数，不过这些封国有大有小。比如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封河汾之地百里，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而楚先祖熊绎则封于丹阳，只有子男之田五十里而已。

分封制的施行过程从西周建立到西周末年，一直持续不断，这也是周人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疆土的过程。刚建立的西周只能控制中原的殷商旧地，所以分封也只能用于中原。后来又不断扩大疆土，所以不断通过分封来加固统治。比如周成王时平定了东夷的奄国、蒲姑，周成王又封周公于奄地，这就是后来的鲁国；周成王把自己的姥爷姜太公封于蒲姑，就是后来的齐国。

“姓”与“氏”

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他们的称呼有“姓”、“氏”、“名”、“字”，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

“姓”，表示出自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也就是说同姓必然有血缘关系，哪怕这种血缘关系再远也是存在的。

“姓”之下可以有不同的“氏”。一个“姓”如果传之久远，就会发展出这许多的“氏”。比如说，获得了天子的分封，有了封地成了诸侯，就要另立一个“宗”，这个新宗需要有个名称，这就是“氏”的一个主要来源。

西周时诸侯给卿大夫分封也要给他们命名一个“氏”，命名“氏”通常有几种方法：以祖父的表字作为氏，或是以祖先官职的名称作为氏，比如“司徒”；或者是以分封的食邑地名作为氏等等，这是西周、春秋时期贵族特有的。

西周春秋时的贵族幼年会取一个“名”，成年后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表示长大成人，这时会再取一个“字”。如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男子要用氏来称呼，这是贵族身份的标志。

西周春秋时期对于贵族女子，称她为“母”

杞柏双联鬲提到一个春秋时期的贵族女子“车母”。当时贵族女子在成年后和贵族男子一样要取一个“字”，在她所取的这个“字”后面会加上“母”字作为后缀，这是一种尊称。

西周、春秋的婚姻制度

杞伯双联鬲是一杞伯为车母所铸的媵嫁之器。“媵嫁”是周代所特有的婚姻制度。周代贵族的婚姻两个不同“姓”的集团的关系结合。为了让这种关系结合更紧密，按照当时的媵嫁制度，诸侯结一次婚要娶同姓而且有亲缘关系的九个女子。

这九个女子是：嫡夫人和她的“姪”、“娣”，右媵和她的“姪”、“娣”，左媵和她的“姪”、“娣”。“姪”是指自己兄弟的女儿，也就是侄女。“娣”，就是自己的妹妹。也就是说，诸侯主要娶的是嫡夫人和右媵、左媵，而这三个人每个都要带着自己的侄女和妹妹嫁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