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书写文化觉醒的磅礴力量）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文学】

作者：江飞（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在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尾声，作者龙平平借青年毛泽东之口亮明主旨，水到渠成。掩卷沉思，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觉醒，归根结底，都得益于文化觉醒，“所谓文化觉醒，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思想观念变化，而是唤醒沉睡或被束缚的自我意识，对世界、民族和个人前途命运进行科学理性地自觉认知和践行追求”。这部70万字的皇皇巨著告诉我们：没有启蒙思想、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文化觉醒，就没有中华民族百年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巨变。

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中国历史常读常新。小说《觉醒年代》浓墨重彩的是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前因后果，各大历史事件，各色阶层人物，各方政治势力，各种思潮主义，鱼龙混杂，众声喧哗，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好几年。而在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始终贯穿着一个醒目的主题，那就是文化的冲突与觉醒，这种冲突与觉醒既存在于本国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也存在于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前者决定了我们究竟要建设怎样的中华文化，后者决定了我们究竟要走怎样的中国道路，二者的根本旨归在于唤醒沉睡的中国雄狮，让中国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左一）与他的两个儿子畅谈革命理想。资料图片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在古与今、新与旧文化的论争中一点点地确立起来的。在大变革大转折时代，破旧立新是大势所趋，厚今薄古是时代所向。小说尊重历史并力求还原历史，有意将新旧文化人物对照刻画，以呈现当时文化冲突的激烈性与复杂性。究竟如何看待文化的古与今、新与旧？在“北上风云”一章，蔡元培和陈独秀有一番对话，很有意味。陈独秀和辜鸿铭的争吵，让蔡元培想起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的大撞击引发出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造就了后来大秦帝国集权政治的鼎盛期，中国历史完成了一次大转折”。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努力将北大打造成古与今、新与旧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大舞台，为新文化的诞生培植沃土，由此推动社会和政治的革新。陈独秀认为新文化的倡导要“以与旧文化的决裂为基础”，而蔡元培则认为，“文化是割不断的。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里生长，是对旧文化的扬弃和革新”。文化是次第相续、旧中出新、古为今用的，这是一种合乎作者心意的辩证统一的文化观，连“桀骜不驯”的陈独秀也心悦诚服。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主张，使得新旧文化、古今文化得以化干戈为玉帛，同台竞技，百家争鸣，保证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一体化，合力催生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思想的繁荣，以文化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没有平面化地再现这些彪炳史册的历史文化人物，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立体形象地表现他们自身丰富矛盾的文化特质。表面上看，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传统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卫道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是新文化的先觉者，他们因为文化立场的差异而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事实上，在他们身上都集中体现出中国“士”文化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陈独秀身为“青年导师”，高举科学和民族的大旗，以倡导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培养新青年为己任，赞成学术尊孔，反对政治尊孔，却无法改掉封建家长的专制作风，导致父子间多年隔阂；作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既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又恪守中式的伦理规范，在新伦理和旧道德之间苦苦挣扎；拖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虽保皇复古，心高气傲，却坚决高扬“中国人的精神”，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弊病，尽管对新文化不以为然，却坚决不做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事，持守名士风度。小说对这些新旧知识分子的群像描摹恰到好处、栩栩如生，既细致地勾画出他们的鲜明个性，更深情礼赞他们所共有的铮铮风骨，正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冲突与觉醒，直接唤醒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蔡和森等革命青年的自我意识，自觉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进行科学理性的认知和追求，才有了后来的新中国——这是一种精神的感召，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中国道路的选择，是在曲折深重的失败和屈辱中、在中外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一步步摸索寻找得来的。鸦片战争之后，经历器物革命、制度革命的相继失败，军阀割据混战，共和名存实亡，到头来中国还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外交上更是备受欺凌、任人宰割，虽为战胜国，却“泪洒凯旋门”。面对经济、文化、制度、思想上的落后，迫切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由此，《新青年》担负起开民智、造新人的重任，寻找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取代统治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礼教。

是的，“寻找”正是这部小说叙事的核心动力。一群仁人志士殚精竭虑地寻找科学真理、先进文化，寻找拯救中国的新出路，虽九死其犹未悔。走美国道路，还是走俄国道路？选择温和改良，还是选择暴力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无政府主义，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作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事实和历史给予回应：“强权战胜公理”的屈辱，工读互助社的失败，病入膏肓、民不聊生的惨痛现实，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等，无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诚如小说中李大钊所言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共产党的成立是“南陈北李”上下求索之后的选择，更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正是文化的觉醒让我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一开始就明确“中国党和俄国党可以结盟，但不可以合体”，从而葆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华文化的独立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道路选择和文化觉醒的深远影响与重大意义。

抚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那些文化启蒙的英雄获得图像化再生，而长篇小说《觉醒年代》则再次让我们沉浸在字里行间，想象和体验历史风云与文化苦旅。当历史行进到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汲取的是“觉醒年代”的爱国精神和文化自信。正如作者龙平平所说：“爱国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传统。爱国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行为。当精神演变为行为时，爱国就成为一种力量。这力量巨大无边，能惊天地，能泣鬼神，能扭转乾坤！上下五千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历史文明的国家，盖源于我们有爱国的传统。爱国，是生生不息地长在中国人心里的不断的根、不灭的魂！”

爱国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格局，面对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我们迫切需要再次召唤建设国家的爱国心和自觉心，需要更加坚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新时代青年必须拥有的文化觉醒。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中国也绝不会辜负社会主义。行进在宏阔而壮丽的新征程上，新时代的文化觉醒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30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