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爷的来历又是什么（揭秘你所不知道的财神爷）

作为中国帝制晚期的主要财神，五通神最鲜明的特征便是他的邪性。他不是英雄，也不是美德的化身；相反，他体现了人类最丑陋的恶习、贪婪和欲望，是恃强凌弱、包藏祸心的恶魔。

这位神灵拥有着变化无常的特性，它既可以任意施舍，又可以任意攫取财富。在民间五通神信仰中，用女人换取财富的母题仍然是核心要素，对于五通神崇拜无疑构成一种“淫祀”，也产生了对五通神信仰的镇压运动。

五通祠庙与财神祭拜的由来

最早提到要在正月初五祭拜五路财神的是17世纪初的一本常熟方志。另一份同一时期的文献称：“又过了两日，是正月初五。苏州风俗，是日，家家户户祭献五路大神，谓之烧利市。吃过了利市饭，方才出门做买卖。”此后，在正月初五生意重新开张时祭拜五路财神的习俗开始扩散至江南各地。1694年的《常州府志》称人们在元月五日祭祀五路神，祈求这位神祇帮助自己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在杭州，人们直接把五圣当作财神祭拜，而无须借用五路神之名。杭州的店肆主人每月初五都会祭祀五通神，而不是只在正月初五。新年是前往五通神大庙朝拜的高峰期，从钟鼎之家到游商走贩的各阶层信众挤满了五通祠庙，他们前来祈求五通神解决经商或婚姻难题。

以五通神为财神的信仰有一间新的主祠，它就位于苏州西南方十公里外的楞伽山上。楞伽山在石湖西侧，是长期以来深受文人骚客喜爱的风景优美之地，例如宋朝著名诗人范成大就以石湖居士为号。楞伽山因山上一间建于7世纪初的佛寺得名。楞伽寺只是建在这里的众多佛教庙宇之一，但山巅上醒目的七层宝塔尤其引人注目。在经历了10世纪末的重建及17世纪30年代的大修后，该塔直到今日依然矗立在山顶之上。南宋末年，人们在楞伽寺中修建了一间五通祠。这间祠庙在早期并未获得特别关注，但到明末之时，它一跃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朝拜中心之一。明朝末年，苏州民众多称楞伽山为上方山，后来上方山这个名字同山上的五通祠庙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位于苏州楞伽山上的楞伽寺塔

“借阴债”以求致富的民间信仰

由于五通神作为财神的名声，上方山和石湖分别获得了肉山和酒海的戏称。在拥向上方山朝拜的人群中，商人是一个尤为显眼的群体，他们将自己生意上的成功归因于五通神的帮助，这种帮助是一种必须连本带息偿还的借款，供上丰厚的祭品就是他们做出偿还的方式。一般认为，一旦把从五通神处借得的钱财用来经商，借贷者之后就必须支付高倍利息。此外，当行商之人需要向别人借钱或把钱借给别人时，他们都感到必须向五通神献上祭品，以更好地保障债务的全部偿还。钱希言描绘了财富在五通神和其信徒间的流动过程：

今吾乡（苏州）市厘贸易之夫，每岁首立契，向五圣乞贷。先买大纸锭往献于神，仍持归，悬于家庙中，供养惟谨。至岁终，加其小者于外，以为子钱，赴上方山焚之，名曰纳债。

一份关于“借阴债”实践的近期研究显示，神婆在这种交易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借者供上香烛、“钱粮”（用稻草绑在一起的纸钱），以及其他代表金、银、纸币、铜钱的各式冥币。在进入“出神”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被五通老爷上了身后，神婆开始念诵借贷条件，要求借者接受。之后借者从供桌上拿走四个纸制元宝，带回放在家堂里面。几天以后，如果元宝没有变形，则表示可以从五通神处借贷；如果元宝瘪掉，则说明借阴债的请求被拒绝了。借了阴债之后，借户须每月初一、十五在家为五通神烧香化纸。一年之后，借户会回到上方山的祠庙奉上祭品，还付本息，进行“清偿”。

在民间层面，财富与运势也与寿命和命数密切相关。但是信徒与五通神间“借阴债”的交易所体现的命数概念，既不符合佛教的道德均衡理念，又与儒家强调的积极行德相异。实际上，祈求者的道德品性从未经受考察。得到五通神庇佑的前提是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奉上祭品并卑微地向其意志臣服，而不是践德与自律。祈求者一旦接受神惠，就会陷入一张义务不断加重的大网，最终不得不受制于反复无常的五通神。我认为，我们现在谈论的“债”与强调不断增加财富的资本主义伦理观是不相容的。正如道教的“补运”概念向我们传达的，每个人都始终处于一种负债的状态。好运道并不能确保美满的未来，反而还会引发忧虑——人们害怕分配给自己的寿数、财产、气运将会很快耗尽，于是就有了请求神通广大的庇护之神为自己续运的需要。这类与阴界之神的交易，例如向五通神这般不辨善恶的神祇“借阴债”，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易。用纸钱同神进行的交易实际上反映了深受金钱之苦之人的无能与脆弱。

五路财神。清朝后期，获得武财神之称的赵公明和他的四位部下被并入了五路财神信仰。

五通财神的淫邪逸闻

尽管五通成了江南地位崇高的财神，但这并没有消除他的邪恶天性。相反，用女人换取财富的母题仍然是构建民间五通神信仰的核心要素。

17世纪流传有很多关于五通神的逸闻。其中一则称一人于1669年在嘉兴置宅安家，宅内的书房中供有五通神像。在屋主的女儿及笄后，一位陌生男子来到她的闺房。这位陌生人向她求欢，并威逼利诱道：“从我，令汝家富贵顺遂；不从即祸至矣。”陌生男子每夜都来到这位少女的闺房，她因此日渐憔悴。家人见状，怀疑有五通神作祟，于是卖掉了这间宅院并移居他处。然而不久之后，这位少女就香消玉殒了。蒲松龄在其知名著作《聊斋志异》（1679年）中也收录了两则涉及苏州富商妻女的五通故事。两个故事中，淫邪的五通神（这里出现的是四郎）都做出了逼奸女子的行为：他强奸了一位商人的妻子，且欲用白银百两强娶另一位商人之女为妻。后来，五通神被一位刚强勇猛之人赶走了，这位斩妖除魔的英雄还砍断了五通的一只脚，于是五通神获得了他标志性的独足特征，此后只能蹒跚而行。

获取财富和霸占女人间的联系在宋人对五通的看法中早已有所体现，但到明朝末年它变得格外突出。对五通神进行安抚、讨好需要借助黑暗的阴力，这种阴力与死亡、无序以及女人的危险的力量有关。渴望财富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想要满足这种欲望，原有的财富分配即便不用被完全颠覆至少也需要做出调整，既有的规范秩序继而也会经历改变。正如当代人类学家指出的，为一己私利求助于神的人通常会选择女性神祇作为祈求对象，因为她们在人们眼中更容易被个人请求触动。就这点而言，女性神祇代表的是没有道德属性的神异之力，在人为操纵下可以被用来为个人目的服务。五通神在神灵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与她们十分类似，且相较于天上的尊神，五通更像是来自冥界的妖魔与恶鬼。代表阴的女人既是软弱的，又是强大的，以她们为媒介人们可以与五通这一神灵世界的黑暗面建立联系。但这条致富道路是十分险恶的，处处都是陷阱。五通神同女人一样喜怒不定，甚至连其信徒都可能因其走向毁灭。因此，关于财富的普遍看法与对女人的传统刻画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财富与女人都颇具诱惑性，但也同样反复无常且蕴藏毁灭之力。

对于五通神信仰的镇压运动

尽管五通神崇拜无疑构成一种“淫祀”，但明代官府一直没有采取决定性的禁绝措施。他们也没有效仿宋朝皇帝处理地方信仰的手段，没有将五通神吸纳为官祀中具有正统地位的神祇。而清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做法。在将主要精力由征服转向统治后，清廷立马开始了根除非正统宗教实践的努力。虽然官府为禁绝五通神信仰付出了多番努力，且公开崇拜的现象似乎已经不多见了，但直到20世纪仍有人在家中暗中祭祀这位神祇。不过随着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五通神江南财神之首的地位也被动摇了。

1685年，甫任江苏巡抚的汤斌（1627~1687年）十分坚定地发起了禁毁五通淫祠的运动。汤斌对江南五通神信仰的了解很显然来自一位本地人递交的诉状，递交诉状者认为自己的女儿在将嫁之时，被五通神摄走了神魂并玷污了清白。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为解救女儿数次奉上祭品，但毫无成效，女儿还是断送了性命，于是他前往官府伸冤，请求地方官为自己主持公道。汤斌的首要打击目标是香火最旺的五通祠庙，也就是苏州城外上方山上的那一间。在为上方山五通祠庙准备祭品一事上，信徒们的奢费（有人估算得出“计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还有人称“几破中人十家之产”）让汤斌深感震惊，于是他差人封了该祠的山门。但在那些虔诚信徒的眼中，神祇之怒比抚台之令更具威慑力，于是他们聚在庙前，对负责看守的官差纠缠不休，想让他们把自己放入祠庙。汤斌因此亲自上山，监督五通神像的销毁。在他的命令下，数尊五通神像先被剥去冠带并以锁链拴在一起，然后各自又被杖责四十。最后，这些木制神像被付之一炬，留下的灰烬也被倒入了石湖。庙中原来放置五通神像的位置被换上了堪称忠君典范的关公的神像。

汤斌于是发起了在省内彻底整治淫祠邪祀的运动。他明确提出，“五通、五显及刘猛将、五方贤圣诸名号”皆为巫觋用以迷惑愚夫愚妇的“怪诞之说”。汤斌还独辟蹊径地上奏皇帝请其颁布特旨，希望以朝廷禁令确保自己的继任者也会采取措施杜绝五通淫祀的死灰复燃。1686年春，朝廷批准了汤斌的奏请。后来全国都发起了禁毁运动，甚至连五显信仰的发源地婺源都未能幸免——当地的五显神像全被销毁，原来的五显庙也被改建成了关帝庙。

在其呈递给皇帝的奏疏中，汤斌专门指出，商贾市肆之人——他们有些甚至不远万里而来——贷于五通的习俗，以及妇人易于中邪的属性是五通神信仰最为邪恶的特征。每当有年轻女子突然身染重症，传言必会将其病症归因于五通神摄走未婚女子魂魄的偏好；曾经患有寒热之症并在病时口吐胡言的女子康复之后都常常宣称自己已与五通神订立婚约。根据汤斌的说法，江南地区的地方官员每年都会上报好几十起五通神附身的事件：当嫁之龄的女子突然神识恍惚，清醒后自称已与神欢好，此后身体逐渐羸弱，最终香消玉殒。一班“无耻奸恶”的女觋在听闻有妇人患病后，便会向女子的家人宣布病因是五通作祟，他希望将病者收为婢女或纳为妻妾。为救回亲人，家人不得不向五通献上祭品。在汤斌看来，最为可恨的一点是，在女子死亡后，他们的家人不以为哀，反而认为五通神必会厚偿自家的损失。

汤斌的控诉准确地抓住了民间传说中表现的五通神的特性——他既是财神，又是喜淫人妇的淫神。这两点都是宋代民间传说中的母题，但在五通神向善神五显或华光转型的过程中它们都被淡化了。多数宋朝和明初的文献通常报告称，就像他们祭祀土地神的实践一样，愚夫愚妇会祭拜五通神，祈求其庇佑自己免受洪涝疫疠之苦。然而在明末的江南，五通神的影响力则多被限定在贸易与嫁娶的范畴之内。当然，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因此五通神堪称财富获取方面的专家。

汤斌，清朝政治家、理学家，一生清正廉明。

“神和病”与拒绝婚姻义务的女子

同时，视五通神为梦中奸淫女子之魔的文化传统是希望摆脱婚姻义务的年轻女性在绝望之中可以采用的一种策略。同一个陌生人订婚或成婚很容易引发抑郁、狂躁及其他各种心理疾病，这种事不用多想就可以知道。毫无疑问，很多女子在面对未卜的命运，以及性成熟引发的生理与心理压力时，的确生病了，在极端的情形下还可能断送性命。一旦五通神上身的想法在民众心中同这类身心机能的失调联系在一起，它就成了对女性异常之举的一种符合文化常规的解释。这一文化构建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逃避强加于她们身上的婚姻义务的方法。陆粲称一旦妇人被五通神占有，她们的丈夫大多就不敢再与之同寝，即使有人“强卧妇房”，也会“辄为魅移置地上”。在不许已经被自己占有的女子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一事上，五通神十分坚持。

五通神信仰在性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充分体现在了据说发生于汤斌禁毁时期的一则奇闻中。故事的发生背景是苏州的赛会，它十分盛大，冠绝全省，吸引了大批看客。女子通常被藏于深闺之中，但这个赛会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在临街之楼凭栏俯视楼下游街场面的罕见机会。青壮男子因此也有了同等罕见的机会一瞥自己未来妻子的容貌。在苏州城内，这些年轻男子百十成群，一边随着游行队列在街上来来去去，一边打望楼上的女子，并对她们的容貌进行比较、评判。然后，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用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哪位女子堪称这一年的“状元”。之后“状元”的父母往往会被成群而来的求娶者围堵，这些人都对他们的女儿表现出了垂涎之意。

故事的主人公是倒霉的钱局伙计赵五官。一日，他发现被选中为“状元”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妻，因此变得心急如焚。赵五官社会地位较低，岁俸也只有微不足道的十吊钱，养活自己与母亲尚且不够，更不用说承担娶妻之后的开支了。因此面对无数的竞争对手，他的未婚夫的地位岌岌可危。赵五官从母亲口中得知，其已故的父亲生前曾入过一个钱会，钱会中的成员皆可提出从会中借取铜钱一百来吊的请求，但能否借到则靠掷骰子决定。赵五官于是决定向五通神寻求帮助，他谒拜了五通祠，并保证称若能如愿以偿获得贷款，成婚后自己一定会携妻子同来叩谢神灵之恩。赵五官成功掷出了最高点数三十六点，因此借到了完成采纳、迎娶等成婚步骤所必需的钱财。

在洞房花烛之夜，赵五官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新娘的姿色果真不负其“状元”之名；新娘却对自己丈夫的丑陋相貌感到十分嫌恶。婚礼过后，夫妇二人备好祭祀用的牲口和甜酒，前往五通祠表达他们的感激敬仰之情。当晚，赵五官走入妻子的寝房，欲行夫妻之事，却看到了令人困惑的一幕：妻子又重新穿上婚服，还戴上了婚礼所需的全部配饰。妻子制止了他的进一步动作，先是否认自己已嫁为赵家妇人，然后告诉赵五官五通神马上就会前来迎娶自己。最后，她将赵五官赶出房间，威胁他说只要他再敢动自己一根手指，五通神必会降怒于他。赵五官认为妻子显然得了疯病，因此立马外出寻医。然而待他回到家中，妻子已然逝去，只留下异香满室。

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认为早夭的女子被神灵纳为夫人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观念。虽然汤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对五通神信仰的镇压运动，但根据历史学家赵翼的目击证言，在整个18世纪，人们仍习惯于将年轻女子的疾病或死亡归因为五通神作祟。按照民间的说法，这类现象属于“神和病”。由于女子本质为阴，因此她们更容易招致邪祟，但她们的通灵体质也是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赵五官的新娘一心只愿委身于其灵界的伴侣，在这一点上她同《庚巳编》中描述的女觋一样，因与五通神交合而获得了神力。与五通神这样法力高深的神灵交合虽然可能导致疾病，但至少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机会，她们可以借此摆脱试图定义、限制她们的社会意义的男权机制。

本文摘编自社科文献·甲骨文书系《左道》，作者【美】万志英，译者廖涵滨，原文标题为“财富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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