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秋电影免费完整（一代电影宗师郑正秋）

2013年10月-2015年5月，我在《三亚日报》“影音”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电影史上每一代的代表导演，简要阐述其生平和作品。现将文章整理转载于个人头条号，供电影爱好者或研究者作为入门资料。

文|陈令孤

1935年7月16日，中国第一代具有思想追求的电影人郑正秋去世，著名作家田汉亲笔题写挽联：

早岁代民鸣，每弦管繁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谁人抒国难，正火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出殡那天，“电影皇后”胡蝶、《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等名人亲扶灵枢，为这位一代电影宗师做最后送别。

从“代民鸣”到“留兰桂香”，郑正秋以自己的“社会片”教化了民众，发展了电影艺术，培育了影人，他在电影史上所开创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震撼如初。

从戏剧到电影

早期从事电影行业的人员，很多是从戏曲、话剧（早期叫“文明戏”）等其它种类艺术转行过来，尤其是戏剧，与电影有着紧密的联系，郑正秋的经历便是如此。

他祖籍广东省潮阳县，1889年1月25日出生于上海，原名郑伯常。14岁时因为和同学一起向学校请愿禁止体罚，被父亲认为是目无尊长，遂退学，回家帮忙料理旅馆的生意。但是郑正秋对做生意兴趣不大，而是爱上了戏曲，一有时间便浸泡在剧院里，和当时的名角混得很熟。

戏看得多了，也便有了自己的想法，1910年，他以“正秋”为笔名，在鼓吹革命的《民呼》《民立》等报刊上发表戏剧评论文章，提倡新剧，改革旧剧，甚至不畏强权，对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演出也喝倒彩。

他的求新的态度得到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赏识，邀请其出任《民立》报戏剧副刊主编，和章士钊共事，还目睹过孙中山的风采。期间，他还建立剧团，编写剧本，亲自登台演出。他的新民剧社所演出的家庭伦理戏，在上海滩颇为知名，就像现在的“婆媳电视剧”特别火一样。

所以，郑正秋最早是作为一个带有愤青色彩的“剧评人”的身份走上艺术道路的，而他所提出的“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的观点，也在此后延伸到对电影的态度上。

1913年，郑正秋和好朋友张石川联合成立了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一个美国商人在华投资经营的电影公司）的拍片业务。郑正秋以自己家乡潮州地区买卖婚姻的习俗为题材，写了剧本《难夫难妻》，讲述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在媒人的撮合下，经过各种繁文缛节，直到最后被送入洞房。

所以，这部戏又名《洞房花烛》。

在具体拍摄过程中，郑正秋负责指导演员的表情，张石川负责机器的位置。这部短片成为中国最早的故事片。之前，所谓中国电影都是直接摄录戏曲片段或景物，主观创作的成分较少，而《难夫难妻》有了完整的故事情节，“编剧”开始进入创作流程，在电影史上具有拓荒的重要意义。

但是这部戏拍成后，郑正秋和张石川发生了分歧，他便脱离了电影，重新回到戏剧行业，这一离开就是10年。

“孤儿救祖”，电影救市

1920年前后，由于北洋政府的压制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者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资本家不再热心实业生产，而是进行土地、公债等投机事业。1922年，张石川投机的股票交易失败，他预示到电影行业必将发达，有利可图，便和老友郑正秋等人一起成立了明星公司。

一开始，郑正秋想要拍摄教化社会的长片正剧，但张石川认为公司建立之初，应该拍摄投合观众趣味的影片，以尽快取得收益。由于张石川是公司的主导，郑正秋只好让步，为公司编写了几部滑稽喜剧短片。但观众看多了这类影片也就腻了，公司经营遇到危机，于是重新回来考虑拍摄郑正秋所说的长片正剧。

1923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影片讲述一个富翁的儿子不幸身亡，留下刚过门的媳妇。富翁的侄子为了侵占家产，掩盖兄嫂怀孕之事，设计把她赶出家门。媳妇回到娘家，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最终得以与祖父相认，一家团聚。郑正秋的儿子郑小秋在影片中扮演孤儿。

郑正秋将传统封建道德和教育改良的思想结合起来，再加上剧情的跌宕起伏，很受欢迎。影片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上映两天就在上海家喻户晓，大家争相观看，其声誉超过了所有的外国影片。此后又在南京、天津、汉口等地连映六七个月。

《孤儿救祖记》让明星公司的经营获得生机，开始投资更换设备、新建摄影场，并增招外股，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电影公司。

同时，这部影片的成功，还刺激了电影市场的发展，一大批投机家看到了电影行业的商机，纷纷投资成立影视公司，使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一次大繁荣。

《孤儿救祖记》开辟了“社会片”的创作风潮，此后，郑正秋又写了很多这类题材，并更多地关注中国妇女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惨命运，如《玉梨魂》《盲孤女》等，这些影片大多由张石川任导演。

1926年后，郑正秋自己也开始做导演，自编自导了《一个小工人》《小情人》等片，同时仍继续为公司撰写剧本，其中就包括《火烧红莲寺》这样轰动并引领一时的武侠商业片。

《姊妹花》创巅峰

进入1930年代后，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批判现实和民族救亡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明星公司也顺势而行，聘请了一批“左翼”作家进入公司担任编剧。作为旧思想代表人物的郑正秋，面对这些社会变化，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933年，他把自己的三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成电影《姊妹花》，讲述一对孪生姐妹，自幼因家庭变故骨肉分离，长大后，姐姐嫁给村里的木匠，妹妹做了军阀的姨太太。后来，当她们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事件。郑正秋通过这种对立叙事批判来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体现出写实主义分割。

片中，“电影皇后”胡蝶一人分饰两角，成功地演绎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影片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首轮连映60多天，票房收入高达20多万元，“打破了远东中外一切影片的纪录”。

可惜的是，两年后（1935年），郑正秋因病去世，享年46岁。

郑正秋所处的正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体现在他身上也便有了很多矛盾性。他沉溺于时髦的话剧和电影艺术，同时还始终保持着吸鸦片的习惯；虽然提倡改革，但作品又充满了旧文人的酸腐习气。

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好好先生”，人情世故非常练达，左右逢源。他一手培养了女明星胡蝶，也是他最喜欢的演员。胡蝶一直把郑正秋视为恩师，在郑正秋生病的时候，常在旁边照顾。郑正秋去世后，她甚至买下了他的房子，搬进去住。此外，郑正秋还收比自己小18岁的老乡蔡楚生为徒，悉心调教，协助他拍摄影片，培养了这位中国“第二代”导演的佼佼者，也算是师门有后。

郑正秋一生所编剧的作品远远多于他导演的作品，可以说他的剧作家身份要重于导演身份。他立足生活、融教化于娱乐的创作诉求，开启了民族电影的先河，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成熟起了重要作用。

单凭《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姊妹花》这三部电影，就足以奠定他在影史上的鼻祖地位。这三部电影之间分别相隔10年左右，也恰好对应了他创作生涯的开端、发展和高潮。

正是这个瘦小的颇具书生气的“老夫子”，不但“代民鸣”，而且“代电影鸣”，是当之无愧的一代电影宗师。

（首发于《三亚日报》201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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