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项城秣陵张庄（项城市秣陵镇侍郎张庄的来历）

张侍郎

明朝洪武年间，为开发荒置已久的河南，从山西洪洞移民河南，也有部分从山东枣林庄移民而来，使赤地千里的中原又有了生机。在这些移民中，有一支张姓从山东移民至淮阳县鲁台乡张湾村（今属郸城县钱店镇）。始迁祖称太公，二世张祥，三世兄弟三人，长曰升，次曰昂，三曰原。张昂、张原迁居沈丘县石桥乡布袋冢（今大张营）。张升生四子，长曰迪，次曰逊，三曰遇，四曰通。张迪、张逊住张湾。

张遇，字逢道，号蔡川，生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1445）乙丑六月二日。这张遇天生魁梧，额满颌丰，双目炯然，出生时与其他婴儿一样，并无什么异兆，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孩子。稍有不同的是，第一声啼哭似乎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了点儿。他爷爷说，这孩子嗓门这么大，以后会不会是个念书的材料，咱老张家还没出过读书人呢？

张遇七岁时，见别人家的孩子去邻村读书，他也要去读书，爷爷说，愿意读书是好事啊，就把他送进学屋里。同窗十几个孩子，张遇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笨的。但要论起用功，没一个能超过他。在学屋里，除了按先生的指定念书外，还听先生为大学长讲解。休息时别的孩子玩他不玩，还在默默的回忆先生的讲解。放学后，凡是先生留下的功课，当天完不成不睡觉，哪怕是到天明也得完成。他的功课最实在，成绩也最好，九岁能成文，十岁就能写出洋洋千言的文章。先生给他的评价是：勤而好学，后来居上。

张遇十三四岁时，所学功课无所不通，有心涉猎古籍，家中苦无藏书，便以明初大儒宋濂为榜样，常常向藏书人家去借。借书有时间约定，不能细致揣摩，便亲自日夜抄写，计算着约定的日子按期归还。夏天蚊虫多，便以麦糠、艾枝点燃熏蚊，室内烟雾缭绕，闷热难耐，周身汗淌，全然不顾。冬天天气寒冷，砚台里的水结成很坚硬的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伸直，也不敢懈怠。抄写完毕，赶快跑着去还书，一点也不敢超过约定的期限。因为能守信用，人们都愿意把书借给他。因此，他有了各种各样的书，也读了各种各样的书。

张遇成年后，因为项城县治搬迁至殄寇镇（今秣陵镇），他与父亲张升、四弟张通迁居到新县治西三里许杨家桥村落户，并在新县城内读书。

张遇十八岁应童子试，二月县试，列项城第一。四月府试，列陈州第一。一年后参加河南院试，录为“案首”（即第一名秀才），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由官府按月发给银粮。三年后应河南乡试，中第二名举人。一时间，享誉乡里。爷爷高兴的说，当初听到这孩子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我就说他是个读书的材料，果然没有看错。

张遇这时读书行文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步认识，认为文章应该务实，最讨厌那种无病呻吟的八股文，特别推崇宋代古文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他认为“文”就像车，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道”就像物，就是阐述儒家伦理道德，宣扬儒家治国之道的，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因此，写文章必须遵循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必须传扬儒家治国之道。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首要是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的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配称为文章的。

正是因为讨厌八股文，张遇自二十四岁起，到三十八岁止，连续进京参加五次会试，皆名落孙山，他很苦恼。他的座师（乡试主考官）为之感到可惜，亲自召见他，为他指明道路说，文章固然要务实，固然要遵从“文以载道”的至理名言，可这都是做官以后的事情，现在你应该好好的钻研一下时文（即八股文）的写法，否则你一辈子都不可能中进士，也做不了官，你的主张也就得不到认可。

八股文特别注重形式，有固定的格式。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点破，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必须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为开端。“入手”为进入议论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后四股中，每股必须用两句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人们只能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它就成了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只能在科考中发挥作用，一旦中了进士做了官，随手就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再也无人看它一眼。张遇读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为国出力。进入仕途就必须使用专讲形式不重内容的八股文那块敲门砖，否则就无法扣开仕途的大门。讨厌八股文与科举取士显然是拧着劲儿的。如今座师一语点中要害，他也不得不把这块敲门砖捡起来。

八股文格式严格，难写得很，对于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的人来说，也许一辈子都是迈不过去的门槛。而对于学富五车的张遇来说，演练几次，就能把满腹的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之术条缕清晰的装进八股文这个框架内。就如同把一件件漂亮的衣服展平、理顺，一层一层放进一口破箱子里那么容易，外表看起来丑陋不堪，其实内中全是精华。

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科，张遇再次赴京应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斩将，中了进士，选为庶吉士。他不愿受馆职，情愿做地方官施展才能，授为山西潞城知县。

潞城多山地丘陵，盗贼经常出没，闹得民不聊生，地方官怕担责任，多求外调。因此胥吏暗中通匪，横行妄为，豪门大族勾结恶吏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民间鸡犬不宁，更是乌烟瘴气。张遇上任伊始，针对这种现象做了几件大事，首先兴办学校，教化育民培养后进。接着整治恶吏，平反冤狱，释放无辜。然后打击豪强劣绅，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劣绅严加法办。最后抓捕盗贼，除去后患。恩威并施三年，潞城得以大治，盗息民安。百姓高兴的说：“想不到会有今日啊！”

潞城知县任满，张遇升任南京广东道侍御史（旧都南京也设六部，称南六部，另有一套职官，但又不全置，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任期六个月恰遇考核，考功最高，转陕西道监察御史。第二年巡视南城（今属今江西抚州市），第三年巡操下江（江苏别称），各著风力。赴山东清理军籍，秉承至公，每到一个卫所，奸贪皆缩首，三年之后旧有弊端全部剪除。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圣命整饬县州兵备。准备赴任时，遭遇父母丧，丁忧在家。

服丧期满改授湖广襄阳兼抚流民。襄阳多大山，直通巴蜀，流亡者散处其中，成为灾患。张遇上任既以恩德招之，率皆安堵如常，又变革钱法，大额用银小额用钱，使货币得以流通。适逢裁革添设衙门，奉皇命改提刑按察使，张遇升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

浙江刑事案件繁多，操纵案件的很严重。张遇到任明断如流，刑罚适当，人们不禁惊骇道：“张青天难道是可以随便欺蒙的吗？”一年后升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后称巡抚），三个月后转为左布政使（左为尊）。又三个月后，升顺天府府尹（掌管北京城治安与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今日之北京市市长）。

在顺天府府尹任内，张遇兴利革弊，所做的事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三个月内就接连惩治不法豪绅，名望震动京城。武宗皇帝朱厚照下诏表彰：“京师重大之居，四方攸萃；府尹弹压之职，庶僚所宗。顾维任重而责艰，务在得人而登用。匪谐舆论，曷称朕怀？尔顺天府尹张遇，才识深长，气资弘伟；业工经术，名荐贤科。徇良功著于花封，謇诚声驰于乌府（意为卓著的功劳大于朝廷的封诰，忠厚的名声传遍了御史府）……”

不久，由顺天府府尹升迁为亚卿（太常寺等官署少卿的别称），再升工部右侍郎，总理易州山厂（山厂，明朝官府名，掌督办宫廷所用柴炭），治所在易州（今河北易县）西北二里多，统管八府五州。厂四周旧制只有土墙，因为流贼猖獗，张遇筑起高城挖了深沟，派兵驻守（这种形制沿用到清末）。以前这里的各种奸弊，都被张遇一一革除。后人将他的功劳刻于石上，题额“仁爱碑”。正德七年（1512）回到工部，正德九年（1514）春转任户部右侍郎。此时，张遇已被世人称为“三朝元老（历经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三朝皇帝），一代名贤”。

武宗正德皇帝崇信大太监刘瑾与佞臣钱宁、江彬，在宫中设集市建豹房，肆意淫乐，不问政事。国家大事全部由刘瑾、钱宁、江彬等人把持，权倾朝野，相互争权夺势，把个后宫搞得乌烟瘴气。许多正直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刘瑾、钱宁、江彬等人，可是正德皇帝玩兴正浓，不但不惩治刘瑾、钱宁、江彬等人，反而把这些正直的大臣杀的杀，下狱的下狱，革职的革职，致仕的致仕。一时间，朝堂噤如寒蝉。

张遇是个做实事的人，不善于玩权术，看到这些，心中很不是滋味，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正德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的时候，他召集家人说：“我做官三十年，如今已经年逾七十，古人说人要知止知足。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受辱；懂得自我满足，就不会有危险。”于是，他第二天就向皇帝上疏，要求致仕退休。正德皇帝尽管荒淫，也有明白的时候，像张遇这样能干的大臣决不能放他走，下诏不准。后来他又连续上疏三次，正德皇帝无奈才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驾乘驿马回归故里。

回归故里后，张遇每日优游林下，与泉石为盟，与烟霞为友，与耆老英杰为伴，饮酒论诗，绝口不谈政事。可是忧国忧民却时常铭记心中，不曾有一刻懈怠。他的祖父张祥、父亲张升，都因为他的原因赠封顺天府尹。

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二十一日，张遇在家乡去世，享年74岁。乙卯年（1519）四月，武宗正德皇帝赐葬于家乡县城（今秣陵镇）西三里的杨家桥东，“螭碑表墓，翁仲峙前”，也就是以螭龙装饰墓碑谓之螭碑，墓前刻石彰显其善谓之表墓。正德皇帝作《谕祭户部右侍郎张遇文》：“制曰：惟尔气质弘伟，才使锐通。早擢贤科，出官花县；晋司风纪，累陟外台；载长藩邦，遂迁京兆；扬历中外，所至有声。进贰工曹，寻改户侍京储，督理茂著勤劳。委用方隆，遽求休致。优游梓里，亦既有年，讣报忽闻，良为痛悼！爰赐祭葬，庸示恤恩。尔灵有知，庶几歆服。”十分荣耀。

当时刚刚考中进士还未任职的当地青年才俊，也就是后来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娄志德，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开头第一句话就说：“项城徙县百年，名位之显而终者张公焉。”意思是说，自项城县项城县从宣德三年迁徙到秣陵近百年间，能够高官明显而功成身退以寿终正寝者，只有张遇公一人而已。

有意思的是，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八年（1505）张遇任江南主考时，结识自己的关门弟子严嵩。后来的戏剧《严海斗》或《大红袍》中严嵩说“家住河南在项城，南门以里有门厅”，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有可能在张遇病逝后他曾来为张遇送殡，因恩师的关系便自称是项城人。因此给项城留下了一丝神秘色彩。

因为村里出了张遇这样的高官，其后人觉得荣耀，便改杨家桥为张庄，称侍郎张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