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哪些名人勤奋读书的故事（名人是怎样读书的）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理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

王充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五六岁便开始了读书，他常到洛阳书铺读书，一读就能记诵。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教授门徒和著书立说，著有《论衡）一书，共85篇，20余万言。《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论衡》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思想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王充从小就喜欢读书，因家贫，买不起书，就常常抄书。

他还把读书中的有用资料统统记在自己的笔记里，为了读书方便，他常常把笔砚简牍放在窗台上、书架上、壁洞里，顺手就可以把遇到的，值得记录的东西统统记下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积累了大量资料，就借助这些资料进行加工，写成了《论衡》一书。

抄录读书法的目的在于应用。王充认为，学习知识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够实际应用。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还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这里所说的，都是强调贵在应用。王充认为，能连结篇章，著书立说也是种应用，他指出世间博间强记者多，而著书表文、论说古今者少。

读书抄录，既为了理解、消化和记忆，也更为了积累资料，以便日后询问、查考和研究之用。这就是说，抄录笔记，积累资料要有明确的目的，另外抄录笔记也要讲究方法：譬如随读随记，养成读书就动笔抄抄写写的习惯；动笔可以抄全文，可以摘录要点，可以记录翔实的资料，以备日后用；最好能把读书心得、体会，写成小文，作为研读的成果，保存起来；抄录的资料或写的心得体会要分类保管；当有一定积累时，就可以按照专题，潜心研究，撰写论文或著书，让抄写为研究的科研课题服务。

读书——抄录——应用，这是一个系列的实用的读书方法，我们每个立志成材的人都应像王充那样，精读深思，勤抄不辍，日积月累，为将来应用创作打下雄厚的基础。

【延伸阅读】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

3.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4.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充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

王充虽然反对“天人感应”，却又宣扬“瑞应”。他说：“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例如，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仁君”出世，就有凤凰、麒麟、芝草、甘露等吉祥之物出现。

王充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辞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适应的形式；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注重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对当时已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如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等观点，这些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