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神秘的地方（北京最古老的秘密）

《创城记：北京 一座都城的诞生》专题将借四篇主文和一份书单，分别从周代燕国都城、汉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个维度展现北京的城市创建史。这是其中的第一篇，从周代燕国都城寻找最早的北京。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砖一瓦的垒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劳和汗水，赋予了它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人类的挚爱，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死于斯，将自己的命运刻进城市的年轮之中。北京，现代中国的首都，帝国时代的京师，享受着万众敬仰的荣光，自然也有着独一无二的创建史。它是先秦古国燕国的都城，号为燕都，春秋时代的金戈铁马，战国的北地雄风，至今仍是响彻耳畔的传奇，也是这座城市的创建之始与辉煌的起点。千年后，历经数代沧桑，作为蒙元帝国这一世界帝国的大都，它屹立在辉煌的顶巅。来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将它打造成举世瞩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访客们由衷的赞叹。明清两代则延续了它傲视万方的辉煌，通过持续不断地建设和扩张，将这份辉煌一直传递到今天。

《创城记：北京 一座都城的诞生》专题将借四篇主文和一份书单，分别从周代燕国都城、汉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个维度展现北京的城市创建史。

这是其中的第一篇，从周代燕国都城寻找最早的北京。

土，大地的年轮。层层的尘土堆积，将过往的时代掩埋在地底，土层上又建造起新时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将现代与过去分隔开来。北京，地上，中国现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历史正在沉睡。很少有人意识到，今天最时髦的运动鞋踩过的坚实地面下，在几个世纪前，也曾有穿着崭新草鞋的年轻脚步，在阡陌泥地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足印。而地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吵嚷，或许正是在应和千百年前市声的回响。但如今，那些足印和声音，都静静地躺在地下，被一层又一层新的足印和声音所掩盖，地上变成地下，现代成为过去。

但有时，沉睡在地下的过去也会被惊醒。惊醒它的有可能只是一把最平平无奇的铁锹，被一个一脸困惑的农民握在手里。眼前的这两坨生满暗绿色铜锈的铜疙瘩绝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位农民叫施友，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黄土坡村的村民，他只想挖个菜窖，却不想挖出了这两个奇怪的东西。此时尽管大跃进运动的热浪逐渐消散，但村民们看到金属物品的第一反应，还是田间地头刚消失不久的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土高炉。

于是，这两块谁也不认识的铜锈疙瘩，在村里几个收购废铜烂铁的地方兜兜转转。如果它们就此被送进熔炉，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命运——青铜器学家程长新回忆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负责文物抢救工作时，就曾从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拣选出四件珍贵的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据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进行一项统计，在那段非常时期，仅从熔炉前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到117吨。

幸运的是，这两件铜疙瘩并未遭此厄运。一位见过世面的村民告诉施友，距离村子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城里，有个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儿才是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最该待的地方。于是，1964年初，施友把两个铜疙瘩装进袋子里，一路颠簸地来到北京，并最终在琉璃厂找到了传闻中的文物商店。

1964年琉璃河镇黄土坡村村民施友发现的两件青铜器中的一件：叔鼎，鼎内铸有铭文“叔作宝尊彝”。

琉璃厂，曾经享誉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场，从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馆中的明清御窑珍品，如今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太半都曾在这里经手出入，无数古玩书画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流传。

尽管当施友到来时，这里已然辉煌不再，但传奇故事仍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只是他的高光时刻，在两个铜疙瘩摆上柜台时就迅速画上了尾声。店员在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两个铜疙瘩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们是周代贵族祭祀宴饮的礼器，其中一件是鼎，内部铸有“叔作宝尊彝”的铭文；另一件是爵，铸有“父癸”两字铭文。根据两年前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国家所有”。这两件文物被当即扣下，收归国有。

“当时给了他一块钱路费作为奖励”，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空旷的展厅里，办公室主任陈国栋指着墙壁展板上的一张照片说道，那是一个典型老农民的形象，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衬衣，扶着一把铁锨站在黄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风吹日晒的粗粝面颊上带着茫然的笑容，让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他挖出两件文物时的模样。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发现秦陵兵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当地农民脸上——历史似乎就是喜欢找上这样朴实困惑的面孔，将唤醒过去的使命交到他们布满老茧的手上。

陈列于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施友照片。

“可惜你来晚了，几个月前他刚刚去世，不然应该让他本人给你讲这个故事。”施友本人或许无法理解他无意间的发现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博物馆的解说词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被追溯到1945年。根据一种流传的说法，一位名叫吴良材的业余考古学家，出差途径琉璃河时，在这里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手中。苏秉琦通过对这些陶片的研究，认为这是处有价值的遗址。

“这些陶片后来也没找到。但实际上，陶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只要是古代有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这在考古学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能从中推断说这里有处很重要的遗址：“这就像是你挖出个杯子，顶多只能说这地方有人住；但如果你挖出个王冠，嗯，那这地方就很可能是个宫殿了。”

施友发现两件青铜器就像碰巧挖出的王冠一样，对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来说，它是历史这位善耍诡计的惯犯在现场遗漏的关键物证，每个线索都可以引起层层推断和联想。鼎和爵这两件三千年前贵族专享的器物，直接可以推断出应该有贵族在这里生活。贵族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宅邸孤零零地耸立在四面无人的荒原上，按照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贵族应该居住在城市中。那么这里应该有座城市。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这条逻辑线看起来顺理成章，指引的线头——那两件珍贵的青铜器——也已经发现。但还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把它们串在一起。

“差一点”

被遗忘、被错过的地下都城

视线随着汽车的颠簸变得摇摇晃晃，目光所及，是一片拆迁中的农舍，随处可见的断砖碎瓦点缀着生长茂盛的庄稼地和灌木丛，就像新鲜出炉的古代废墟——根据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尽管时过境迁，但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仍能认出当年的遗迹。

“这是当年我们发掘的灰坑，就是你们平常说的垃圾堆”，赵福生指着车子前方一个十字路口说道。这位年过七旬的考古学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满头银发剃成短短的毛寸，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就像身手一样敏捷，哈哈大笑时让车座都跟着一震。刚一上车，他就把双腿舒服地盘在车座上——这是许多考古学者职业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在野外工作没有马扎或是板凳时，盘膝坐在地上就算是休息。他烟抽得也很凶，这是田野考古工作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浑身散发的烟味能让肆虐的蚊虫被熏得退避三舍。

这个灰坑，或者说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说是赵福生考古生涯的开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琉璃河镇，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进行发掘工作。那次发掘源于邹衡的一个推想，他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国如今声名赫赫，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的幕后主使正是燕国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们对燕国的所知便寥寥无几。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就发现，燕国史料匮乏佚散、淆乱错讹之处颇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轻视，春秋时代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对燕国的记述屈指可数，《国语》中竟没有专门的《燕语》，关于燕国的内容全部附记于他国的记载之内。当司马迁叙述燕国早期历史时，只能用最简略的笔法，讲述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同姓同辈召公奭封于北燕。之后，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笔带过。占据了燕国八百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恰恰是考古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自1956年起，邹衡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燕国最初的都城。北京的卢沟桥、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都曾被怀疑过是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经过调查，又都被一一否决，那里只找到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线索就这样中断了。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队员苏天钧告知他，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希望他前去调查。这一次，他和三名学生在调查性试掘的探沟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尽管这一发现令人振奋，但显然仍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

1972年，这片沉寂的遗址再次变得喧嚷起来。这一次，前来发掘的人员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四十多个。而赵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听说过工农兵大学生吗？我那会儿就是。本来大学应该一二年级先学基础知识，到三、四年级再去实习。但我们那会儿要求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由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去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要改造原先陈旧的教学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们刚刚上了两个月课，考古知识只学到旧石器时代，就被拉到琉璃河这个地方进行实习了”，赵福生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农田，发出坦率的大笑：“我们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也不知道，就会挖地，邹衡先生让我们挖哪儿，我们就挖儿，边挖边学，这叫‘在实践中学习’。”

赵福生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员合影中指点当年的自己。

赵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学们，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位熟练的考古学家学习如何从泥土中解读大地的年轮，寻找历史抛洒在土中的物证，并从中找出足以证实推想的关键性证物。赵福生回忆当时曾发现过一片西周时期的陶制板瓦，下面还有一个小圆钩：“邹衡很高兴，告诉我们这是西周时期的板瓦，下面的小钩是瓦钉，瓦的另一头有个小洞，正好钩上。这是早期瓦的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我们在笔记本上把它的样子画下来，但那片瓦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块失落的瓦片当然也是一块物证，证明人类在这里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这仍然并不能证明土下必定藏着一座被湮没的地下都城。

这场懵懂却不乏热情的发掘，证明最大的一点就是时间究竟有多么的狡黠：它可以把两件关键性的物证托付给一个对其重要性一无所知的农民，又指引他阴错阳差地把它们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样也是它，却给这些热情满满的年轻考古人连泼冷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发掘，最恰当的就是“差一点”。赵福生他们发掘的灰坑，距离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宫殿区和祭祀区都不过数十米之遥，但探挖的铲子却一再失之交臂。邹衡在发掘前，自然也听闻了八年前农民施友从菜窖里挖出两件青铜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带领四五名学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却一无所获。事实上，这条探沟只要再向南多挖几米，就会挖到大片燕国墓地。

最初的热情，随着天气的转冷，在一片又一片大同小异的陶片中逐渐降温，兴奋变成沮丧，沮丧又成了牢骚。艰苦的发掘条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当时就住在那儿，董家林的一个大庙里，当时是大队所在地”，赵福生指着远处一个正待拆除的房子，已经完全看不出是个庙宇模样：“挖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挖出来有价值的东西。那会儿学生还得上课，就先撤走了。但是邹衡先生凭其深厚的专业知识，认为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一定要保护好。并把这种意见通过当时北京大学军管会上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并上报国务院文教组，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视。剩下的是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人员被留下，五六个挤在一个通铺上，晚上什么也干不了。天寒地冻，住在庙里也没有暖气，也没有暖炉，就只有个火盆，还得自己砍柴烧火。庙里没有通电，就点个破煤油灯，熏得屋顶墙壁都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儿骂邹衡：老家伙，把我们坑到这个鬼地方来！”

邹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人质疑他的判断，甚至贴出大字报指控他欺上瞒下，故意将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转机终于在1973年春天发生。但转机的发现，就像当初两件重要线索的青铜器一样，同属偶然。赵福生回忆道，那是因为开春时黄土坡修路，“在铁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侧，发现了两座墓葬，还发现了青铜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合作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发掘，发现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涣然冰释：“大家看见挖出东西来了，就都兴奋了，不骂邹衡先生了。”

但邹衡此时已调离了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直到多年后他回到这里，那时，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令克侯于匽”

由青铜器指引的燕国都城

线索已经被串联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时间逐步消化这一巨大的发现。随着发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发现接踵而至。雕琢质朴的玉器、镶嵌螺钿的漆器，光洁的原始青瓷，轻轻叩击还能听到清越的声音。

最重要的当然是青铜器。各种器物从祭祀的礼器到车马辅件一应俱全。在一座标记为M253号的墓葬中，发现了迄今为止北京体量最大的青铜器。这尊青铜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据内壁铸造的26字铭文，它属于一位名叫堇的贵族。这位贵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因此获得了太保的赏赐，铸造了这尊鼎。铭文中出现的“匽侯”即是燕国的国君；而太保，则被认为是受封燕国的召公或他的后代。

▲出土于西周燕都遗址M253号墓的堇鼎及其铭文：“匽侯命堇饴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尊鼎。仲。”这篇铭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了“癸”这样的“日名”。“日名”是商人以出生日干支作为人名的一种命名方式。周人则不采用这种命名方法。堇鼎上出现了日名这一点，证明燕国当地的商人势力很强大，周人也受到其影响。

堇鼎的铭文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之后，召公奭长子一系世代继承燕国君位，而他的次子则在京城继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发现开始正式发掘。那是一座标记为M1193号的庞大墓葬。令考古学者们震惊的是它的规制之高。在礼制等级严格的周代，这意味着墓葬的主人属于王侯一级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国君本人。但究竟是哪位国君，端赖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带有铭文记载的青铜器。

然而，这座墓葬已经多次被盗，最近一次被盗，甚至在土堆中间留下了一个3米多宽的盗洞。因此，究竟还能遗留下什么文物，没人说得清楚。

▲M1193号大墓平面及四条所谓“墓道”解剖面图，出自《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这份报告将连同墓室四角的四条穴道称为“墓道”，认为1193号大墓是一座拥有四条“墓道”的王侯级别大墓。但赵福生指出，这四条通往墓室的孔道从宽度、深度和剖面来看，其实并非所谓“墓道”。“墓道”，即《左传》中提到的“隧”，根据晋代杜预解释：“阙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棺，棺重礼大，尤须谨慎，去圹远，而阙地通路，从远地而渐邪下之。诸侯以下棺轻礼小，临圹上而悬下之。故隧为王之葬礼，诸侯皆悬柩而下，故不得用隧”。墓道乃是天子葬礼专用，是放入棺椁和陪葬品的通道，因此洞口必须足够宽。诸侯只能使用没有墓道的竖穴墓，但有用绳索将棺柩放入墓室的绳索沟。从M1193号大墓的平面和剖面图可以看出，这四条穴道挂在墓壁上方，沟下还有数厘米的沟槽，因此它们并非墓道，而是下棺椁时牵拉绳索的绳索沟。M1193号大墓并非考古简报中所称的“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而是一座竖穴土坑墓。

发掘进入11月，凛冬将至，土地一旦封冻，就只能放弃发掘，等待来年开春化冻再继续进行。但时间这一次终于决定对这些艰苦工作的考古学者们青眼相加。就在准备停止发掘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泥水中发现了两件锈蚀严重的青铜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

两个多月后，除锈工作完成。器物内部的铭文显现出来，立刻成为考古和历史学界瞩目的焦点。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个字，尽管字数在周代青铜器中并不算多，但记载的内容却极为关键。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五个字：

“令克侯于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为诸侯。

至此，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终敲定。而M1193号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国的召公长子、燕国的第一代国君姬克。

“这些都是复制品，真的应该都在首都博物馆”，赵福生俯身透过玻璃，看着里面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参与发掘遗址的赵福生，成为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他解释说，博物馆成立时，正是文物盗掘最猖獗的时候，而博物馆的保卫力量却很薄弱：“只有几个雇来的村民当保安，还有我这个半大老头子。有人也建议我把克盉、克罍还有伯矩鬲之类的真品拿过来在这里陈列，都让我给拒绝回去了。要万一人家来抢，我们护不住这些文物，就是天大的罪过。所以我干脆就都用复制品——我那时在馆里溜达的时候，还真看见有不怀好意的人盯着展柜里的青铜器看来看去，一看见标牌上写着‘复制品’，就走了。”

“这里只有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伙，没人想抢这些东西”，赵福生向一个展柜走去，那是一大块黄土疙瘩。如果把它扔在路边，不会有人多看它一眼，而现在，它陈列在玻璃展柜里，沐浴在柔和的射灯下，前面的标识牌写着“夯土标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筑起来的。”

陈列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夯土标本”。

考古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能从那些最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它们蕴含的真正价值。在我们踏足而过的土地上，发现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就像站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能同时看到跨越数千年的不同时代，叠印在同一个地方。

“你进村的那条土路，差不多就是这座城市的城中心，路两边那些正在拆迁的房子，就是宫殿区的位置”，赵福生指着展板上的考古测绘图，在现代人肉眼无法看到的地下遗址的图示上，勾勒出地上现在的模样：“你从那条路拐弯到博物馆，就相当于是出城了。博物馆外墙写着‘西周燕都博物馆’照壁，下面就是原先的东城墙。”

地下之城就这样与地上的村镇相处了千百年，素未谋面也互不相知。今天村民脚下的田地，就相当于三千年前古人头顶的天空。土层层累积，盖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个挖菜窖的农民惊醒。于是过去和现在发生了联系，让博物馆的参观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头顶。

“你现在站在的博物馆的位置，是墓地。”

“殉人”

野蛮及其迈向文明的变革阵痛

站在博物馆清冷的大厅里，凝视墓穴中这两位年轻受害者的遗骸，想象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多少会让人心生寒意。

两个男孩或许能猜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毕竟，有太多和他们一样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一个十三岁，而另一个只有九岁，本应有着属于这个年龄少年的健康与活力。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他们被套上有生以来最奢侈的衣服（在那个年代，这可能更多意味着有衣服可穿），脖子挂上了石头、贝壳和骨头做成的项链，腰间配上了青铜短剑，在送葬的人群中显得分外亮丽显眼。

哀悼亡灵的庄严辞藻随着烟火直上天穹，硕大的棺椁被放进早已挖好的墓穴中，就像是嵌在地下一般。安卧在里面的，就是他们即将要服侍的主人。在棺椁旁边那个长方形的土坑，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归宿。他们最后感觉到的，就是一阵训练有素的疾风从脑后袭来，穿过毛发、皮肤和脆弱的后枕骨，神经尚未来得及把剧痛告知大脑，身体就已迸散在尘土中了。

这两名被殉葬的男孩属于标号M53号墓。在同属M53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里，还有一具16岁的男性少年，被作为驭手殉葬在车马旁边。旁边陈列的M52号墓也殉葬了一名15岁左右的少年。在同属M53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里，还有一具16岁的男性少年，被作为御手殉葬在车马旁边。旁边陈列的M52号墓也殉葬了一名15岁左右的少年。这一被标记为墓葬二区发掘出八座带有人殉的墓葬，一共发现了12名人殉，除了一名女性外，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M53号墓。

人殉的历史，长期以来都被历代史家和文人避而不谈。以活人为殉葬，唯有那些残忍暴虐的君主和不开化的蛮夷才会为之。中国古代文士喜欢将上古三代想象成礼仪道德的典范时代，圣君贤王代代相传。只有少数文献提及殉人这一行为。譬如《墨子·节葬》中提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诗经》中的《秦风·黄鸟》被认为是秦人哀恸三位良臣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以人殉葬是一种制度，更没有人敢想象这一残忍的制度在由圣君成汤建立的商代达到巅峰。1934年，安阳商代殷墟遗址发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学家们震惊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杀现场：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架。每一具尸骸上都有暴力的痕迹。绝大多数尸首分离，其中一具令人印象深刻的尸骨则被拦腰斩断。1935年，更大规模的一场发掘发现了10座大墓，由此发现了更多的人殉。

M53号墓发掘现场。

这些商代的人殉，直到今天，随着发掘的深入还在不断被发现。1984年，一位考古学者在发掘中偶然找到一件商代用来烹煮食物的青铜甗，他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盛放着一颗头骨。研究者们心怀善意地认为，这不过是某颗人殉的头颅滚落在里面的缘故。但1999年，第二只盛放头骨的青铜甗被发现。这次，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对里面的头骨进行检验：骨片有因加热造成的钙质流失。另一个震惊之处是，这枚头骨属于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孩。

殷墟博物馆里这位惨遭人殉的15岁女孩，和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里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间，看似距离遥远，时间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这些受害者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联结点，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兵败自焚而亡。商朝覆灭，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后世史家文人认为是以仁义之师征伐不仁暴政的典范。但关于这场革命的一份文献《逸周书·世俘解》却记载了一场大肆屠戮战俘的庆功典礼：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前朝纣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断手断足，俘获的军官、四十个小氏族的首领和他们的臣子也被杀死，他们的耳朵被割下，和纣王的首级以及被其他俘虏一齐被送往周人的宗庙祭祀。如此残忍的对待战败的殷商臣子和战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与周武王仁义之师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国古代学者对这段记载或是避而不谈，或是斥为伪作。但现代学者认为，这段记载很可能描述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形。而周人这样做的目的，也并非因为他们和被灭亡的商人一样残忍嗜杀，而是出于公正的对等原则，对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

盛有人头的青铜甗，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现藏殷墟博物馆。根据鉴定，这件青铜甗的出土地层属于殷墟四期

周人的国号“周”，与甲骨文中的“用”颇为相似，这一点并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义绝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杀人祭祀”。《甲骨文合集》编号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写道：“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结果不好，今天就杀羌人来祭祀吧。先秦史学者胡厚宣在统计了甲骨文卜辞中的数据后发现，仅以殷王武丁时代为例，一次“用”人就高达五百名奴隶。而在当时不得不屈服于“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来源之一。《帝王世纪》中记载“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於殷，为纣御，纣烹为羹”并不仅仅是因为纣王生性残忍。而是像那个不幸被商人俘获、燔烝祭献的少女一样，是商人对待异族臣服者的一贯作风。

因此，当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庙前，将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虏废其手足，割耳祭献时，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刽子手们亲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们虐杀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与绝望。这是以血还血的残忍报复，但也是公正。一如对礼乐创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杀人祭祀暴虐制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彻底地废除了人殉制度。

“区分周人与商人墓葬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有没有腰坑，二是有没有人殉”，博物馆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遗民的墓葬。”

殷遗民是武王革命之后，巩固新生政权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战败者的殷遗民虽然表现出臣服之态，但他们的数量确实太过庞大，许多贵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权。纣王之子武庚联合殷商遗民发起的“武庚之乱”，甚至得到武王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为西周初期的一场巨大的统治危机。

周人深知，这样一股实力庞大的殷遗民力量的存在，诚为腹心之患。如果强制性命令他们移风易俗，断绝商人沿用数百年的人殉制度，很可能会引起反叛，威胁新政权的统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面以武力镇压殷遗民的反叛，一面将殷人分而治之，将他们划分给不同的周人封国，与周人同居一城，便于监视管理。同时，默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习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严厉监视下，他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动辄数以百计地杀人祭祀殉葬，只能以象征性的人殉来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渐被周人强大的礼乐文明所同化。

当自称殷人之后的孔子由衷地赞颂周公制礼作乐，怒气冲冲地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时，他体内祖先杀牲殉人的残暴血液，早已被周人的礼乐文明涤荡干净了。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报复后，周人对投降的殷遗民仁德以待，博物馆里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复”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赐予贝币，攸还被特别赐予画衣。在他们的陪葬坑中，分别拥有六驾和四驾的马车，让这些笃信鬼神的殷遗民可以继续在他们想象的亡灵世界享受车马代步的待遇。

当然，这些周人对殷遗民的仁德恩赐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蛮暴虐的余毒需要时间来洗涤，而洗涤的过程中又难免产生新的牺牲者，他们是野蛮迈向文明的变革中的阵痛。

在三千年后看来，对野蛮的宽容本身就是对文明的犯罪。无论这宽容的限度有多小，造成的痛苦仍会赤裸裸地从地下浮现出来，给人以思考——在这里，有一个貌似意味深长的细节，那就是M52号墓的主人复，这位下葬时躺在重锦画棺中的殷遗民贵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开时他的骸骨早已朽烂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为只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与泥土中的矿物质进行了交换，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

这多少给人一种历史有意讽刺的错觉。但就在这座坟墓的旁边，那位陪葬了两名殉人的殷遗民攸却尸骨完好，用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对视着上方投来的目光。

“目前”

寻找最早北京的故事并未结束

首都博物馆展厅，柔和的灯光下，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它们是三千年前一个国家都城在这里创建的明证。它们被深埋在地下，镶嵌在历史的年轮里，直到被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发现、解读，揭开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历史。

西周燕都遗址发掘出的伯矩鬲，又被称为“牛头鬲”，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但这段历史并未讲完。琉璃河地区发现的遗址虽然已经被证实是燕国始封之地的国都，但这座都城仅仅存在了仅一、二百年的时间，便遭到废弃。废弃的原因至今不明。这座遗址最奇怪之处，是北城墙保存完好，但南城墙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几点护坡残垣。

“你看，这上面只有几个点，南城墙就只剩下这么点”，李亮用手指着图示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点和虚线：“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道城墙究竟有多宽，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冲毁了。而这场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导致燕人放弃这个国都的原因。”

赵福生却根据自己考古发掘时的发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宫殿区发掘时，他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都有烧焦的痕迹。这证明这座宫殿应该曾被大火焚烧过：“这里也许发生过动乱或是战争，所以才会着这么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够倒霉，同时遇上外敌入侵和洪水，不得不弃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历史倏然终结，在这座国都被废弃后，一些平民似乎还留在这个地方，但居住的痕迹只延续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时间流逝，尘土堆积，遗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遗忘。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建造屋舍、种植庄稼，修筑城墙，然后又被废墟。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一位农民在挖菜窖时挖出了两个青铜器，抱着它们放在了琉璃厂文物商店的柜台上。

但寻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并没有在这片遗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馆陈列燕都遗址出土文物的展柜两旁，还陈列着从北京其他地方发掘出的青铜器。1977年，平谷县刘家河的一位农民在村东水塘边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铸造精湛的方鼎、圆鼎、鬲、盉等多件礼器，甚至还有臂钏、耳环和一串绿松石项链。通过研究发现，它们属于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商代三羊铜罍，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村出土。

“从这些发现的商代文物来看，或许应该换个更严谨地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冯好微笑着说：“应该加上一个‘目前’——西周燕都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许在我们脚下的某一个地方，还存在着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着某一天被发现。”

（致谢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前馆长赵福生，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陈国栋，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部副主任李亮，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保管部主任、策展人冯好，首都博物馆国内合作与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谭晓玲）

文/李夏恩 编辑 罗东 肖舒妍 李永博 校对 翟永军 吴兴发

值班编辑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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