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发表的第一本诗集，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

1964年，陕西省民政厅发出了《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从那一年起，陕西省13个县以及商雒正式改名。

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

那么当时陕西省人民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会将一个个原本充满文化底蕴的地名儿，改得面目全非呢？

如果说是原本的名字不好听，也说不通，毕竟其中一些地名更改后的读音，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说起这件事，跟当时中国的一位文学大家很是有着一些渊源。

这位宗师就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先生。

众所周知，郭沫若先生早年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无论想学习什么，到外国求学，最先需要解决的都是语言不通的问题。

郭沫若也不例外，到达日本后，他先进入了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

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发现日语跟中国的汉字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而本来就对汉字很感兴趣的他，自然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研究了一下日语。

通过仔细地观察，郭沫若发现日本人可真是不简单，他们虽然在使用汉字，但绝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本国的需要，将汉字进行了二次加工，愣是使得原本含义晦涩，书写复杂的中国文字简单了许多。

这样一来，不但平日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学习起来也更加容易，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内的文盲率。

对比自己的祖国，郭沫若不禁有些失落，要知道作为汉字的发明者，虽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乏有睿智的国人曾不止一次对其进行改革，力求让汉字变得更加简便易懂，但时至今日，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程度，仍然要远远高于日本这个根本不曾发明文字的国家。

这也是造成中国文盲率极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一刻起，郭沫若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祖国复刻日本的这种文字改革，可以让更多的国民识字，知礼。

怀揣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郭沫若回到了祖国，只是不巧的是，中国此时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心想做个文人的郭沫若，终是未能静下心来激扬文字。

在这段日子里，比起文人，郭沫若更像是一位激情澎湃的革命者，勇敢无畏的斗士，他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汹涌的革命洪流，丝毫不在意自身的安危。

1927年南昌起义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他这一走就是10年，并在日本成了家，直到1937年才再次踏上祖国的大地。

很不幸，这又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全国上下惨遭日寇荼毒，明显不是一个谈论中国汉字改革的时机。

面对日寇的侵略，郭沫若不得不暂时放下中国汉字改革的心愿，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虽然他没有领兵打仗的本领，也没有冲锋陷阵的勇武，但在抗日宣传和建立统一文化战线方面，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8年后，郭沫若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人投降，心想着终于可以做回一个彻底的文人，在自己擅长了领域为祖国的强大添砖加瓦了，可是老蒋又在这时候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内战，斗争还要继续，郭沫若的美好愿望再次落空。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战乱，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盛世，郭沫若也如愿成为一名纯粹的文人，从此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之中了。

虽然距离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归来，已经过去了20多个春秋，但改革中国汉字这个心愿，他可是一刻也未曾忘怀。

如今国内环境稳定，建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么汉字改革这件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于是郭沫若就把自己对中国汉字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汉字改革的种种设想，归纳总结成了一份详实的报告，并将之交给了毛主席。

说来也巧，此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正在为如何提高全国人民的认字水平发愁。

据统计，在建国初期中国的文盲率超过了80%，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推行新政策，新制度都十分困难，怎样才能让人们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最多的汉字，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读到了郭沫若这份有关汉字改革的报告。

仔细阅读之后，毛主席对郭沫若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繁体汉字书写复杂，学习困难等缺点深以为然，并对他改革中国汉字的种种设想非常认同。

再加上当时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都在积极推动汉字改革工作，所以在新中国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候，毛主席就下令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郭沫若当选为常务理事。

当然改革汉字虽然势在必行，但并不意味着能够贪功冒进。

汉字改革工作是一项长远的任务，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谨慎再谨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绝不是朝夕可成，更不能妄想一蹴而就。

之所以说汉字改革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工作，不仅仅是因为繁体字书写困难，还有一点就是在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同一个字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写法，究竟哪个才算是正规的写法，一直也没有定论，这就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惑。

以中国的“国”字为例，当时就有多达40种以上的写法，比如國、囯、囶、圀、囻等等。

如果不能把写法统一，那么一个人就要将其所有的写法都给记下来才算认识这个字，想一想就觉得头痛。

这里顺便说一下，后来咱们使用的这个“国”，就是郭沫若改造出来的，寓意为“一玉口中国”。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员，每一个都是文学界的大佬，他们各自都有着对汉字改革不同的意见，因此发生争论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这其中，虽然在细节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在大方向上大略可以分成两派，温和派与激进派。

激进派主张走类似越南的改革路线，也就是将汉字彻底拉丁化，这无异于将汉字全部废除。

而温和派提倡的是给汉字加注拼音没有问题，但汉字本身不能废止，只是对其中的生僻字加以简化即可。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还是温和派占据的绝大多数，毕竟中国汉字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又怎会有人真正舍得弃之不用呢？

大方向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具体的简化方法。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好在这次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大量的资料，给大家进行研究。

到了1964年，郭沫若通过数10年对周边国家文字改革历程的深入研究，有了巨大的收获，尤其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他们之所以能快速降低文盲率，跟国家的文字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字是在我国的隋唐时代传到日本的，不过自日本明治维新后，就特意开始重视文字改革，使日语不断得到简化，进而一步步实现文字机械化。

郭沫若始终认为，日本的文字改革之路可借鉴之处甚多，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于是乎，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其中列举了日本在汉字改革过程中的先进做法，以及改革后的汉字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以说明汉字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在郭沫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写文章的人，请尽量做到口语化吧，要做到人人能听懂。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请把它们改换成同音的常用字，大家都感到方便。”

其实这段文字，也不过是郭沫若列举的一些文字改革上的事例，恐怕当时他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段话，导致了陕西省的地名大换血。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文人对郭沫若的看法都表示赞同。

这天，正在杭州疗养的胡乔木读报纸时，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爱不释手。

胡乔木觉得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其中很多想法与自己简直是不谋而合，要知道胡乔木虽然从政，但他可是号称中共中央一支笔，其文学功底也是深厚之极。

既然也算得上文人，他对中国汉字的改革工作自然也是非常上心的。

反复读了几遍文章，胡乔木感觉如获至宝，特别是对郭沫若提出的将中国地名中的生僻字替换掉的这个提议，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付诸实施。

不过冷静下来的胡乔木也知道，想要立马在全国范围内更改地名并不现实，不过找一个省做试点应该是可以的。

问题是找哪个省做试点合适呢？胡乔木一边思考一边拿出了中国地图，既然要做试点，就一定要找一个用生僻字做地名较多的省份，这样才更容易看到效果。

突然，胡乔木的双眼亮了起来，盩厔县，郿县，郃阳县，鄠县，雒南县等复杂的地名，映入了他的眼帘，而这些地方所在的省份正是陕西省。

于是，胡乔木立刻兴奋地给当时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就是说自己读了郭沫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应该找个试点实验一下。

正好，陕西省下辖的许多地名就包含了生僻字，你看能不能就把那里作为试点，如果效果显著就可以向全国推广。

刘澜涛收到胡乔木的来信后，立刻让秘书找来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认真阅读之后，刘澜涛陷入了沉思，他觉得胡乔木说的这个办法可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生僻字的地名确实会给人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寄信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写错地名的情况。

要说在这之前，中国也不是没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在1958年，国家就曾经动过这样的心思。

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曾提出过，必须尽快使更多的人掌握文字，重点指出在中国有许多难懂又难写的地名建议修改。

只是这个建议最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第一是大多数人都觉得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自古传下来的地名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如果贸然进行更改，恐怕并不妥当。

第二是广大人民群众早已习惯了现在的地名，更改之后多有不变。

平心而论，当时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就拿礼泉县来说吧，之所以曾经叫做醴泉县，是因为其县境内有一眼泉水名为醴泉，因其水味如醴而得名，正所谓“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改为礼泉后，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味。

盩厔，因为南依秦岭，北濒渭水，襟山带河，因此《元和郡县志》说“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有好山好水的意思，改名为周至，是不是感觉差了那么点意思？

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大家是否有过耳闻，这里的鄜州，也就是现在的富县，改名之后，曾经的诗情已然不再。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1964年的时候，由于大多数文人以及胡乔木，刘澜涛等政界人士的支持，陕西省作为改名试点一事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刘澜涛收到胡乔木的来信后，就将其转给了当时的陕西省书记张德生。

张德生读了这篇文章后，对郭沫若的想法也非常认同，更何况还有顶头上司的首肯，不过毕竟陕西省并不是他的一言堂，改名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决定下来。

很快的，张德生就把陕西省的干部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更改省内生僻字地名一事。

在会上，大家讨论地非常激烈，也有不少人对这件事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按照郭沫若的意思简化的地名，多少差了点文化底蕴，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投出了赞成票的，毕竟当时党中央正在大力推进汉字改革简化工作，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不是。

之后，众人就在陕西省管辖的范围内选出了14个含有生僻字的地名，商量出了一个更改方案，转交到了陕西省民政厅办理。

同年9月份，陕西省人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出关于《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要求陕西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更改地名生僻字任务，全力配合汉字简化和改革工作。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一幕，很快，陕西省14个包含生僻字的地名全部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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