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儿的少年时代（我的童年14）

我是56年生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50后。

每一代人都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感到生不逢时，设想自己如果生活在某某年代或朝代该有多好！比如，有人喜欢宋朝，便写了《我愿意活在宋朝》一书。大学者余秋雨就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另一类人则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比较满意，故有“躬逢其盛”之说。其实说句煞风景的话，所谓“愿意活在哪个朝代”是个伪命题，毫无意义——因为个人无法选择。也正因为此，我非常喜欢胡兰成的一本书名《今生今世》。

因为有了我只能活在“今生今世”这个大前提，所以我愿意活在“今生今世”，我珍惜活在“今生今世”。为什么胡兰成在他与张爱玲的婚书上写下的“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句话深得许多人的心，道理都在其中了。　　

我愿意活在“今生今世”并不等于说对一切都感到满意。

说起来我们50后这一代人真够尴尬的：幼儿时期，正逢“三年自然灾害”，身体亏欠许多，至今仍留有深深的后遗症，期望长寿大约比较困难。小学没上完，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成了失学儿童。70年代初期，我们虽然作为“新三届”进入了中学，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学工、学农取代了课堂教育。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已经离开学校，来到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也都积极参加了，但是我们的“老底子”跟老三届没法比，不敢报大学，更不敢报考名牌大学。通过恢复高考走出来的“人物”大多是老三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百废待兴，选拔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老三届的那一批本科生正逢其时，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进入9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年近不惑，年富力强，堪当重任，然而，历史的浪潮已经把60后的“年轻人”推向了历史舞台。因为与我们相比，他们学历更高，更加年富力强。世纪之交，60后已处在事业的巅峰，70后紧随其后，毫不示弱，40后的相当一部分还在位，我们50后的这一代成了边缘人物，进不得，退不能。正像有人编的顺口溜一样：“提拔嫌老，退休还早，再混几年，回家拉倒。”

也就是转瞬间，我们这一代已经两鬓斑白，对镜自怜了。

然而事物总不是绝对的。如果说我们50后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青春是在没有学业重负的快乐中度过的！

“文革”十年，正是我从十岁到二十岁的阶段。没有正经事可做，我家所在的大杂院就成了我们的天堂。大人管不过来，学校问不了，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就全靠我们自己了。那时，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是玩的名堂可真不少，诸如学抽烟、学喝酒、学划拳、打麻将、玩扑克、下象棋、打弹弓、弹琉蛋、抽陀螺、推铁环、玩石锁、学摔跤、逮蚂蚱、捉蝈蝈等“十八般武艺”，我们全都演练了一番。其中值得一记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我们模仿当时的“红卫兵”，组织起了我们大院内自己的“革命队伍”，我被推选为司令。上任后，我按照部队的职级，分别任命了排以上干部。每天晚上，我们这支队伍都有活动：有时练习匍匐前进，有时分成敌我两个阵营，演练攻克碉堡；有时就在院子里面排成整齐的队伍巡逻。我们的“司令部”设在隔壁邻居家的锅屋（做饭的地方）里，里面挂满了我们的武器：红缨枪、白蜡杆、三节棍等，最神气的要数我那把木刻的“手枪”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把“干部队伍”重新调整一次，调整的原则当然是根据各人参加活动的表现和次数。由于调整的次数比较多，每个人都有机会，所以没有造成什么矛盾。我们这支队伍，真正实现了“干部”的能上能下。直到我上了中学，这支队伍才作鸟兽散。

另一件事情是，我在大院里成了“孩子王”，在我的周围，每天都聚集了许多儿童。我也因此得了一个雅号“刘校长”。开始是我的“部下”这么叫我，后来就发展到了全院的大人小孩都叫我“刘校长”（许多大人甚至忘记了我的本名）。以至于多年以后我真的当上了校长，大院里的叔叔阿姨还打趣地对我说：“要不是我们当年叫你校长，你也许当不上呢！”

我在大院里做“校长”的时间比当“司令”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我结婚前，我在大院的孩子们中间始终扮演着“校长”的角色。结婚后，我带着妻子回大院，邻居见了都打招呼说“刘校长来了！”妻子满脸诧异地问我“你不是校长，他们怎么都喊你校长呢？”我笑而不答。

在大院里当“校长”也并不容易，没有行政命令的权力，靠的就是无形的魅力，其中读书多、会讲故事是主要原因。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他们渴望知道除了样板戏以外的一些事情。因此，我所读过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今古奇观》、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古诗词等，对伙伴们就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每天晚饭过后，我拿一张小板凳往院子里一坐，伙伴们便从家里聚拢而来，围坐在我身边，听我讲故事。每天晚上讲过的内容，他们都会回味无穷，第二天还在复述我讲过的故事。有时，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故事，他们第二天还要根据故事情节表演一番。更有趣的是，结婚后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回大院，我那些伙伴也都有了孩子，和我女儿在一起玩。然而只要我参与其中，这些孩子的孩子又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围拢到我身边，吵吵嚷嚷地让我讲故事。当然，这时“刘校长”就变成了“刘大大”。故事讲到关键处，我故意说“没有烟抽了，故事讲不下去了”。这些孩子们便纷纷回家拿烟。过一会，他们纷纷回来了，每个孩子手里拿着三五支香烟，汇集到我手上就是一大把了。

我天性喜欢孩子，孩子们也乐意跟我玩。那时候孩子们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辆小小的自行车（儿童骑的三个轮子的），他们骑车满院子疯跑。我说一声“车子要加油，不加油就跑不动了。排好队，我来给你们加油。”孩子们就自觉地在我家门前排队，我打开屋门口的水龙头，往每个孩子的车轮上洒几滴水，他们就欢快地骑走了。我进到屋里端起碗，刚吃两口饭，就有孩子在门口叫我“刘大大，我的车子该加油啦！”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我的嘴角始终挂着笑意，内心甜蜜，同时又有些时光流逝的惆怅。

除了“当司令”“做校长”这些正面形象以外，我也带领孩子们干了一些至今想来都会脸红的恶作剧。

我家住的街口有一个小店，说是小店，其实也就是一间低矮的棚子，临街这一面开个大大的窗子。其实，也不能叫窗子，因为这一面墙除了下面留了半人高的窗台以外，左右和上面都掏空了。说它不是窗子，还因为它没有窗户，晚间打烊后，是用一块块的板子挡上的。小店里卖的东西，无论是吃的、玩的，还是用的，都对我们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力。那时，做这种小生意的很少，物以稀为贵，这家小店就成了我们既仇恨又不得不去的地方。大院里的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拿着一两分钱欢天喜地地向小店奔去，买下自己早已想要的一块皮糖、一勺“蜗娄牛”（螺蛳）、几个大刀糖等。买到想要的东西，钱却没有了，欢喜的心情已变成了后悔，等到东西吃下肚，自己又变得一无所有时，在潜意识当中那后悔又化成了对那个小店的仇恨。

这个小店，几乎“回收”了我们所有的零花钱。说是零花钱，其实也就是一分或二分的硬币，徐州话叫“毛戈”，绝对不会超过五分。这开店的夫妇俩有个儿子，年龄和我相仿，或许略微大些，小名叫“小五”。夫妇俩都是南蛮子，说话蛮不拉唧的。我们所以知道他们的儿子叫“小五”，是因为每天都能听到他们俩用很“蛮”的话而且是拖着长腔地喊着儿子：“小五哎”……

我们大院里的大人孩子在背地里称小店的夫妇俩为“小五的爹”、“小五的娘”。“小五的爹”、“小五的娘”都不面善。男的像电影中地主、富农一类的坏分子，女的是个地地道道的黄脸婆。儿时的印象中，她的脸始终是蜡黄蜡黄的，全然没有一丝血色；眼睛常常浮肿着，好像总是在病中，我常常能闻到这个棚子里飘出的中药的味道。

在我的领导下，我们对小店的“仇恨”，终于变成了报复行动。“行动”的时间通常选择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带领一帮小伙伴悄悄埋伏在附近。待小店打烊、行人稀少时，我们就迅速出击，对着小店的木板窗胡乱敲砸一番，以发泄我们的“仇恨”。随着我的一声口令“撤！”，也就是几秒钟，我们就全部撤回了院内。开始时，“坏分子”和“黄脸婆”不知是何人所为，便站在街口胡骂一通。等他俩骂累了回屋后，我们故伎重演，再敲砸一通。不久，由于几个“连排长”在撤退时总是拖后腿，“坏分子”和“黄脸婆”终于发现“作案”的是我们大院的孩子，便进到大院里来骂人了，这一骂就要骂上好几分钟。在大人们的劝解下，他俩才骂骂咧咧地走开。

这件事虽然并不光彩，但在当时让我们感到十分地惊险、刺激，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如今，这一切早已成为往事。然而，那年月、那贫穷、那青春、那快乐，却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的下一代多数是80后的，我们在教育他们时，常常爱说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80后”就会伶牙俐齿地回击我们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应该与时俱进！你们那时候无非就是——穷，并快乐着！我在心里暗暗地为他们感到可悲：我们那时候的“快乐”，你们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