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兵法战术（春秋战国时的古人）

战国时期随着当时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钓鱼技术有了巨大进步，一面反映在钓具的改进和发明上所取得的新成就；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垂钓技巧的精熟程度上，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钓鱼活动也同其它文化史一样，显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鱼钩的问世标志着钓鱼的历史进入了文明的青铜时代。在商周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鱼钩制作更为精巧。

例如，在辽西出土的春秋时的铜鱼钩。此钩属长柄圆形钩、內倒刺。在辽宁旅大出土的战国铜鱼钩，钩柄较大呈弯弧形，外倒刺。这枚鱼钩是这一时期铜制鱼钩中型制较大的一种，应属钓海鱼所用之物。安徽贵池发现的战国铜鱼钓。钩形多为圆形，内倒刺，钩尖锐利，钩柄有长有短，柄端多有沟槽以系钓线之用。这批鱼钩出土的数量多达十四枚，是目前所知出土铜制鱼钩最多的一批。

还有河南安阳战国墓出土的铜鱼钩，钩柄部已残，残长1.8厘米，是圆形鱼钩的典型。出土时置于死者头部附近。可以想见墓主人生前也是个“烟波钓徒”。江苏句容白蟒台遗址出土的春秋至战国时期的铜鱼钩。制作工艺精良，钩尖锋利，钩身圆滑。从钩形来看是典型的鹤嘴形鱼钩。柄部有沟槽一道。这枚鱼钩在钩型上开鹤嘴鱼之先河，是鱼钩制作技术上的一个创新。

铁器的出现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们确认封建社会开端的重要断代依据之一，铁器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2年，湖北江陵南垣水门战国遗址出土了一枚鱼钩。长柄、圆钩，内倒剌宪好，钩尖锋利，钩身完整无损。1984年辽宁抚顺市莲花堡出土战国铁鱼钩一枚。据研究，这枚鱼钩是经锻打制成。钩型为圆形，倒刺依然锐利。这是迄今所见早期的铁倒制鱼钩中较为完整的制品了。

铁制鱼钩的发明有赖于当时冶铁和锻造技术的进步，铁制鱼钩的发明对此后的钓鱼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鱼钩是钓鱼的关键钓具之一，鱼钩制作技术的好坏是衡量一个时期钓鱼技术高低的尺度。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鱼钩，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在鱼钩制作上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钩尖锐利，容易刺入鱼体。倒刺大小和起刺位置适当使钩尖能顺利刺入鱼体而又不至于脱钩。钩门尺寸多数小于钩弯的直径也有效地防止了被钓到的鱼挣扎逃脱。钩柄长短配用，更可因鱼而异，变换使用。柄端回弯成环比只有钩槽更容易系钓线而且牢固，这是对鱼钩改进的又一新技术。

典型的鹤嘴形、三角形和圆形鱼钩，不仅代表着当时纯熟和先进的制钩技术，而且成为此后普遍使用的钩型。锻打制成的铁鱼钩一改以往范铸成型的制作方法，无疑提高了鱼钩的韧性和强度。

虽然在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早期铁鱼钩为数有限(可能是由于铁容易氧化腐蚀的缘故而未能更多地保存下来)但铁鱼钩的问世，毕竟为古代钓鱼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在古代钓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不仅有自已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且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与中原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之间有着长期密切的文化交往。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1960年，辽宁省朝阳十二台营子出土了一枚春秋战国时代的铜鱼钩。这枚鱼钩属长柄圆形钩，钩尖和倒刺完好，钩身和钩柄制作精致，值得注意的是与铜鱼钩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枚石坠，石坠与鱼钩原似用钓线缠绕在一起的，但由于时间久远钓线早已腐朽不存了，而鱼钩和石坠仍然粘连在一起。这一发现为古代使用钓坠的溯源提供了依据，是古代的钓具史上的重大发现。

辽宁朝阳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东北的东胡族活区域，这里地处大凌河流域，水利资源丰富，盛产多种鱼类，为古老的东胡民族的渔业生产提供了便利的天然条件。这里出土的渔猎工具，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民族渔业生产的一个侧面。

1972年，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中出土的铜贮贝器中，存有铜鱼钩两枚，无倒刺，长5.3厘米。江川地区在春秋战时期称滇，生活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是滇旗。李家山古墓出土的器物正属于滇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两枚铜鱼钩正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从事钓鱼活动的见证。

钓浮是附在钓线中部的浮标。钓浮在春秋战时期就已经普遍应用了，虽然至今的考古材料中还未发现确认为钓浮的实物，但古文献的记载中已经确实记有使用钓浮的实例：《吕氏春秋》记载：

“譬之若钓者，鱼有大小，饵有宜适，羽有动静。”

这里“羽”就是钓浮。因为羽毛的梗耐水而轻，富有弹性，坚韧挺拔，加工制作非常简单，取材容易。所以古代钓浮多用羽毛做，故称“羽”。钓浮的出现是古代钓鱼爱好者的一项发明。钓浮的应用是春秋战国时期钓鱼技术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垂钓技巧，除了反映在钓具的制作工艺上，在古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庄子・外物篇》记载：

“任公子为大钩巨巒，五十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且且而钓。”

任公子何许人也？不见史传，但任公子此钓却颇为壮观。其钓钩之大，钓线之粗，钓饵之多是闻所未闻的。显然是作者笔端挥洒着神话色彩。

“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惊扬而奋，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

任公子有丰富的海钓经验，特别钓到大鱼时，能够沉着应战，张驰有度，技术娴熟。抛开作者的写作意图不谈，只就钓鱼而论，这当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海钓。

《列子·汤问篇》记述了当时的一段钓鱼故事：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钓，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川。泊流之中，纶不绝、钩不申，竿不挠。因水势而施舍也。”

詹何可谓是钓鱼的行家里手了。“独茧丝为纶”说明当时对钓线的制作和使用是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古人懂得在拉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采用较细的钓线以提高灵敏度。“芒针”为钩，即用细而小的针制作鱼钩。这说明战国时期金属鱼钩的制作除了采用范模浇铸的方法之外，锻造制钩工艺已经出现。“剖粒为饵”是将谷物加工处理而作的钓饵，应用比较普遍。这是战国时期制饵的方法之一。

谈到钓鱼技巧，詹何是见解非凡。楚王向他请教这方面的知识时，詹何说：

“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钧，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

寥寥数语，简明透彻并借钓鱼之事阐述了治国安邦的道理。詹何不仅是精于钓鱼的高手，且是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

古往今来，有多少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操竿于溯海江边，运筹安邦之计，他们为中国古代钓鱼史增添着骄傲和光彩。

这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钓鱼专家叫玄洲、楚襄王派宋玉和登徒子二人前往学钓。学成后一同觐见楚王，汇报了学钓成绩。其中对玄洲的钓鱼技术作了详细的描述：

“夫玄洲钓也，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线，饵若蛆頻，钩如细针，以出三赤之鱼于数仞之水中，岂可谓无术乎。夫玄洲、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淯泥，上则波陲。玄洲因水势而施之，姿纵收敛，与鱼沉浮。及其解弛也，因而获之。”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玄洲所用的钓具是非常精致的，这反映了当时钓具制作的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钓鱼，无处不透着玄洲丰富的垂钓经验和娴熟的钓鱼技术。

宋玉不仅是这次交流钓鱼技术的当事人之一，而且作《钓赋》一篇，生动地记录了这段故事。为我们留下了一篇难得的钓鱼史料。

数千年来，我国古代的物质文化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钓鱼也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钓鱼活动从未间断过。她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条涓涓溪流，贯串于古代文明发展进程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