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出了几位帝王都是谁（天水历代名人录之二十二）

“鹿鸣宴”是科举时代官府宴请考官和中试诸生的盛宴。宴会以“鹿鸣”命名始于唐代，因常在宴上歌奏《诗经·鹿鸣》而得名。在清代，礼部规定贡举得中六十年，奏请恩准方可举行，所以极少有人能享受这个待遇。光绪年间，伏羌为“王老爷”举办鹿鸣宴的盛事，近百年来一直传为佳话。陇右乡闾所尊“王老爷”，即被左宗棠誉为“陇右读书人”的著名学者王权。

王权，字心如，号笠云，清代伏羌县金川(今甘谷县金川乡)人，生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十月初一日，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一日。

王权出身于贫困的书香之家，勤奋好学。《续伏羌县志》载，王权“少小能文，稿脱手，辄惊人”。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六岁的王权去省城应童试，同考官陈世熔(安徽怀宁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对他十分赞赏。陈世熔任甘肃古浪知县后，招他和武威的李云章至县署攻读五年。朝夕相处，对王权的品行影响甚大。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王权乡试中举。当时省城名流陈作甫(浙江人)、杨翠岩(福建人)等知他文才绝艳，共荐其主讲兰山书院，他以年轻学浅力却。其后，王权三次会试不中，绝意科场，历主讲甘肃文昌(岷县)、秦州、正兴(武山)、兴文(文县)四书院，高徒通才多出门下。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王权选派文县教谕。文县是汉藏民杂居地，清末民族纠纷时有发生。王权多次为平息民族纠葛而尽力。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藏民酝酿事变，县令主张招安，派人至白马峪见其酋长，酋长提出若“汉人有行义者来，约可订也”。在众人选推之下，王权承观察使委托，慨然率生员箫继先遍走三十余寨，说服事变主事人。“凡两往，事平息”，文县遂安。观察使拟保升王权为知县，王权不肯，授其盐提举(清置盐业批验所，盐提举是官名)衔。不久，应总督穆某之邀，为其办理行营摺奏文案，“以劳绩得保花翎(清代官员的冠饰)”，候任知县。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王权初任陕西延长县(在陕西省北部延河下游)知县，十三年(公元1874年)调任陕西兴平县知县，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又调任陕西富平县知县。不久其父汝并与家中三人义难平凉，朝廷命建专祠，王权三次呈请告归，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恩准离任回乡。他在旧居金川择地建祠，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落成。次年，寓居天水与友人任其昌分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春，王权骤患腿疾，不能举步，听到八国联军入北京，声泪俱下，神气日损。有《病中遣怀》二首。其一是：何来徽缕系五官，灵台无损任形残。因知肢体非吾有，只作虫肝鼠臂看。

他终生手不释卷，年过八十而发未全白，牙坚目炯，能读小字书，终前仍伏枕草诗，危坐编志，无罢惰之容，享年八十四岁。

王权有四男九女，其家祖孙有六个举人，一个副榜，甘谷人称“金川王家祖孙三代有六个半举人”。

王权博学通史、能文善诗，是“同光”年间陕甘享有盛名的学者。他治学非常严谨。“制府”修《平西纪略》、《忠义录》时，曾聘其主稿，他认为“前书非铺张战功不可，后书采访不实，难免是非颠倒”，皆以目疾谢绝。

光绪初年，他与任陕北边城兵防的谭麟(字西屏，安徽旌德人)和历任陕西临潼、洛阳、礼泉知县的刘开第(字梦星，甘肃武威人)，在西安以谭麟为首倡议成立了“青萍门社”。当时，陕甘负盛名的万方煦、毛凤枝、毛凤清、谢威凤、秦毓祺、彭徇、席裕驷、赵元中、李嘉绩等都参加了，“青萍门社”一时成了陕甘学者作文赋诗、讲学论政的主要场所。

王权的诗，集前人之大成，尽得古今之体势，转益多师，汲取风雅、楚骚、汉乐府的创作精神，有“杜工部之概”。其诗作以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为主，表达自己忧国忧民、厌恶官场恶习，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者居多。

王权对清政府的曲膝无比愤慨，面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大沽炮台、大肆掠夺圆明园珍宝并火烧圆明园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王权无限愤概，作《愤诗》四首，对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清政府的软弱，进行了无情地控诉：

渤游大波震，颅洞天日昏。中有万蛟鳄，喷毒凌北辰。群仙正宴饮，散作流星奔。玉皇为变色，乘龙下苍昊。参罚气涩缩，狼孤光郁湮。天狗不搏噬，摇尾何其驯，巍巍玉京阙，竟使鳞介蹲。仙人心胆异，效媚忘酸辛。议倾天库宝，掷向洋海滑。呜呼云路迥，怀愤谁能询！弃官访壮士，今日何乾坤？

其《愤诗》被阿英选入《鸦片战争文集》。阿英对王权的评价是：“先生地处边睡，修名初立，比之民族英雄林则徐、思想家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稍逊，但他探求良方，博浪一击的壮举是难能可贵的。”

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谓，王权《愤诗》和《挽林文忠公》，堪称“诗史”。

王权的写景诗颇有特色，多一事一首，但每首皆有新意。其《山行杂咏》云：

郅蹋山丹各笑风，覆崖临山半成丛。

自开自落无拘束，肯向豪门篱下红？

在《述怀》诗中，王权借美丽、端庄、明礼、习诗的佳人形象，抒发了自己的胸怀。后四句：“佳人块独处，佩芦聊自薰。宁同纨扇弃，羞与娇冶群。”恰是诗人的自喻。

王权的散文也有较突出的现实内容。《赠门人车信臣序》谈了改进教学方法的问题；《固本议》就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进行了无情揭露，表达了其民本思想；《梦午草堂诗序》论述了在诗歌创作中要自然地抒发真意实情的问题。特别一提的是，他的《敕授承德郎陕西砖坪厅通判方君墓志铭》，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叙述了清末学者方玉润的一生，可补历史记载之阙佚。

王权与安维峻、任其昌、谭麟、刘开第等交往甚密，相互间饯行、留别、次韵和畅和之作屡见不鲜。

王权归里后，任、王二人互相酬唱最多。在任士言诗集中有十一首是写王权的。王权76岁时，任士言曾专程拜访了一次。结果未遇，留诗而回。士言逝世之际，含泪为这位比他小9岁的文友撰写了墓志铭。

王权学优而仕，仕归复学，读写不休，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舆地辩同》、《山易名》、《辨同录》、《曲肪》、《诂剩》、《童雅》、《炳烛杂志》等。他与任士言合纂的《秦州直隶州新志》十二卷，学者赞其“体例内容，皆精审翔实，峻峭清严，为陇右诸志之冠。”他的诗文大多收集入《笠云山房诗集》和《笠云山房文集》(八十年代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诗文集外，见于《伏羌县志》的有他童年时所作短文《白雉记》，留传下来的碑文有《重修伏羲殿碑记》、《大像山文昌阁文社碑记》。他的著述被誉为“皆前人所未有，后人所必需者”，学者们赞其“古文胎息韩柳，诗亦琅琅唐音”。

王权刚正廉明，不怕权贵，敢于抗击强暴，弘扬正气。《兴平县志》载，有驻藏某大臣灵枢过境，其仆索需，横蛮无理，家人执刀入县署勒索，王权挺身而出，“夺其刀，(并)予以重杖”。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王权离任回乡，富平士民要为其“撰述政绩，制成锦屏，作郊亭饯别献礼”，王权严厉指责此乃“颂以标榜之文，奉以过量之名”，才得罢休。途经兴平时，兴平父老“夹道欢迎者数千人，同声呼喊‘几载盼归来’”，并“挽留再宿”。王权有《留别兴平士民》四首。其中“无端千里断锄耘，赤地庚庚度旱云”句，追思了对兴平人民受灾的隐痛；“同砚当余翘楚秀，开樽常趁海棠时”，抒发他对房师及同学的怀念；“惊心要路张文网，回首乡关有钓竿”句则反映了其既是纯儒，又是循吏的优秀本色。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兴平父老感王权政德，为其立生祠于槐里。

王权生性耿直，生平无饮食、衣服、舆马、珍玩之好，终身以艰苦为磨砺之资，济人赴义，倾囊不惜，与人交往谦而有礼，对朋辈的过失能敬诚开导，时常教育学子作人要敦品励行、崇尚气节，学习要勤奋自强、锲而不舍。其所言所为得时人敬仰。陈世熔曾有诗赞其：

一介苟不取，久要言是记。笔下有风云，眼底无富贵。肝胆真吾徒，文学亦高弟。百代有良吏，独行子当置。《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中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总督蒿蕃为王权举办鹿鸣宴奏请朝廷，清政府于次年批准为王权加四品升衔，举行鹿鸣宴，可惜王权时年已八十有三，未能出席宴会。

《兴平县志》载，陕甘总督左宗棠曾过兴平，知县王权叩迎于途，“左(宗棠)下车扶起(王权)说：‘足下是陇右读书人，宰相不为县令下车，特为读书人下车’”，二人随即留宿倾谈。左宗棠曾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说：“王权学问人品，当代罕有，而吏治尤为陕甘第一。”

王权德遗梓里，辞世后“远近吊者，鲜不叹息失声，若举失其所恃者然”，乡间父老曾在甘谷县城西关岸门外道北为其立《文献千秋》之碑，彰昭后人。天水名流张世英为他作墓志。赞其“著书一室，屹乎关陇名教大防”。张世英在《王权墓志铭》中写道：

不实秋而华春兮，恐贼吾仁。惟恨祗于忠孝兮，含内外而一纯。许、郑、杜、韩、衰一手兮，更有侨惠以养民。出与处两无作兮，何恐尤乎天人。仰哲人而忽萎兮，遗不朽于贞珉。

王权卒后六年，清朝灭亡，他可谓清代甘肃旧学的殿军。

程凯、董晓明文；

王小军编辑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