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说的绘画是无用的（丰子恺七个子女）

【“爸爸一直牢记李叔同先生对他说的一句话：‘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丰子恺（1898.11.9——1975.9.15）出生于桐乡石门。漫画家、音乐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

与夫人徐力民生有七个孩子，领养一个：丰陈宝（长女）、丰宛音、丰宁馨（领养）、丰三宝（两岁时早夭）、丰华瞻（长子）、丰元草、丰一吟（幼女）、丰新枚（幼子）。

七个子女，没人承继父业学习绘画。但他们及其第三代、第四代，各有专长，不乏才俊。

长子丰华瞻是《汉英大辞典》的主编，也是中国翻译《格林童话》第一人；长女丰陈宝中外文俱佳，在丰子恺研究方面著作甚多，与妹妹丰一吟等合著合编了《丰子恺传》、《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等书；孙子丰羽为香港证券公司高管，正是他资助盘下了上海“日月楼”的二楼、三楼，成立了丰子恺旧居纪念馆；曾外孙女倪一珍是丰氏第四代中唯一从事音乐且取得突出成就的人。

上海斜土路上一幢普通的民宅，连绵的春雨，使得楼下的水泥地面上有不少积水。一位头发几近全白的老人，撑着伞匆匆穿过雨帘，留下矍铄的背影。邻居们或许不知道，这个笑容和蔼的老太太，就是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

84岁的丰一吟是丰子恺子女中唯一健在的。她的记忆力已不如从前，但说起与父亲丰子恺的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目。

如今，丰氏家族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分散在世界各地。只有丰一吟，会在每年的春节和清明，或孤身一人，或携家带口，来到距离上海一百公里的桐乡石门湾，听着大运河的水声，怀念那“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情味”的日子。

在丰一吟幼时的记忆中，家里似乎是分成两派的：“爸爸经常带我姐姐大哥到杭州去；我和二哥留在家里与妈妈一起生活。所以我小时候接触父亲的时间较少。”

但丰子恺对孩子们的爱都一样。每次出远门回家，孩子们都会一拥而上，叫着：“好东西，好东西……”而他从不会让孩子们失望，有时会从口袋里掏出很稀罕的巧克力，平均地分给大家。

一直到1937年，日军轰炸石门，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逃难，两派才合并成一派。

丰一吟记得很清楚，日军轰炸石门那天，她正在小学上课。听到有飞机和炸弹爆炸的声音，同学们纷纷往家跑。当丰一吟跑到缘缘堂后门时，一枚炸弹就落在她前面不远处，爆炸的气浪掀得她站立不稳，她赶紧绕到前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后来发现爸爸在八仙桌下向她招手，一家人都躲在下面。

从此，丰子恺一家开始了长达九年的避难生涯。一行人辗转于桐庐、衢州、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等地，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回到杭州。

1997年，拍摄丰子恺逃难之路的电视片时，丰一吟和大姐丰陈宝一起故地重游，沿着当年的路线又走了一遍。一路上，丰一吟发现很多曾经避难的老宅已被拆毁，只在萍乡一避难处还剩下四面墙立在那里。

丰子恺喜欢听京剧，但并不入迷，女儿丰陈宝和丰一吟却是京剧迷。

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带着两个女儿，专程到上海拜访梅兰芳。此次相见，丰子恺与梅兰芳兴致勃勃地谈京剧、谈漫画、谈电影，气氛非常融洽。

后来，忆起这些，丰一吟感叹：“我生在庐山中，不识真面目。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而是任由我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从来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们快乐。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没有一个人学习绘画子承父业。”

“爸爸一直牢记李叔同先生对他说的一句话：‘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意思是说，读书人首重人格修养，其次才是文艺。爸爸平生最崇敬的人就是李叔同先生，经常跟我们讲这位老师的事，也教导我们必须牢记这句话。如今我年事已高，有时有人问我一些有关学问的事，甚至要拜我为师，我没什么优秀的特长供人学习，但总送人一句话：‘先要学会做个好人。’”丰一吟说，“爸爸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就是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根本态度。”

李叔同后人

1954年，丰子恺和家人搬到上海长乐邨39弄93号的小楼里，他为之取名为“日月楼”，一直住到1975年去世。

“在日月楼，爸爸几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译、写文章，下午画画。我后来学的是俄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过翻译。我和父亲在日月楼合作翻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还有《中小学图书教学法》、《音乐的基本知识》等很多书，父亲自己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

丰一吟是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的第一个读者。丰子恺每每翻译出一章都让她先读，她读不懂的地方就向他请教，他再解释给她听，她也给他的译稿提意见。“我的日语是爸爸教的，解放后爸爸又自学俄语，我也学俄语，以至于后来从事翻译工作都受到了爸爸的影响。”

“文革”期间，丰子恺害怕自己的漫画给家人带来不幸，每天早上4时多就起床，瞒着家人偷偷画。《护生画集》第六集一百幅画就是这样偷着画完的。

在丰一吟笑称为“手枪柄”大小的书桌旁，挂着父亲留给她的唯一一幅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丰一吟说，如今她越发感觉到这首诗的悲凉。她打开抽屉和书橱，密密麻麻两万多张卡片和60本剪报集，都是有关父亲的资料。曾经，她与大姐丰陈宝一起，整理丰子恺的所有资料。但自从2010年12月丰陈宝过世之后，丰一吟开始一个人扛起这个沉重的担子。

“1975年父亲去世后，我开始做爸爸的研究、整理工作，并重新拿起画笔临摹父亲的绘画。当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来信，要我和大姐一起编辑《丰子恺文集》，因为在那之前没有《丰子恺文集》，只出过画册。”为了编文集，丰一吟和大姐两个人一起到图书馆没日没夜地找资料，单位批评她，说你是在外国文学研究室，不搞翻译研究也就罢了，但有关丰子恺的论文总要写出来吧？“我觉得很为难，我说现在是拓荒，把爸爸的文集先出版，再去搞研究。”

虽然丰一吟做了大量有关丰子恺资料收集整理的工作，但她仍自称是三脚猫：“我什么也干不精，所做的这些只是个搬砖的铺垫工作。但即使是搬砖终归要一块又一块地搬，只有把砖头的数量积累够了才能造出房子来。后来的专家学者才谈得上在丰子恺先生研究的领域里造出高楼大厦。”

1994年，丰一吟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如今，她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她颇感欣慰的是，前几年写下了两本回忆录《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与《我和爸爸丰子恺》。她也出了一本自己的文集《天于我相当厚》。

丰一吟的女儿继承了祖辈的语言天赋，主修日语，但无意继承母亲的事业。丰一吟也没有强迫她。自己除了参加一些与丰子恺有关的展览、研讨会、纪念会，其他一些与版权有关的事情渐渐交给了大姐之子杨子耘。

丰子恺全家福

丰子恺晚年，曾绘了一幅漫画“卖花人去路还香”，因此还受到了批斗。不过这幅画倒真应验了丰子恺身后的影响，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丰子恺的著作，丰家后人，更是俊才辈出。

丰子恺的七位子女及其后代，各有专长，分别继承了丰子恺在诗歌、音乐、外语等方面的才华。

长子丰华瞻从小就喜欢古体诗词，1948~1951年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是《汉英大辞典》的主编，也是中国翻译《格林童话》第一人。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攻比较诗学。主要著作有《中西诗歌比较》、《世界神话传说选》，和戚志蓉合著《我的父亲丰子恺》，合编《丰子恺散文选集》、《丰子恺论艺术》、《丰子恺漫画选》等。

次子丰元草长期从事丰子恺音乐研究。他于1949年11月参军，1951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3年复员，1955年到北京音乐出版社，任音乐编辑，直到退休。育有一子一女。

幼子丰新枚曾留学德国，通数国语言，后来定居香港任海外专利代表。其子丰羽从事金融行业，为香港证券公司高管。也正是由他资助，丰家后来才盘下“日月楼”的二楼、三楼，成立了丰子恺旧居纪念馆。

长女丰陈宝，中外文水平俱佳，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在丰子恺研究方面著作甚多，与妹妹丰一吟、丰宛音、弟弟丰元草等合著合编的有《丰子恺传》、《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等等，还翻译过英文版《和声乐》、《管弦乐法》，俄文版《艺术论》（托尔斯泰著）。丰陈宝的大外孙女倪一珍，师从著名法国长笛教育家、演奏家P-Y Artaud（阿赫多）教授、瑞士长笛大师Peter-CarlGraf（格拉夫），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首席长笛演奏家，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能够进入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深造的长笛演奏家，也是丰子恺第四代中唯一从事音乐且有突出成就的人。

次女丰宛音曾长期在中学任数学老师，她的大儿子宋菲君毕业于北大物理系，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是丰家后人中的佼佼者。二儿子宋雪君退休前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事信息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与杨子耘一起，接过了家族中丰子恺研究、资料整理的部分重担。女儿宋樱时定居日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

宋雪君退休后，和家人轮流担任“日月楼”旧居的接待员。他在电话中说，很多参观者都说他与外公比较像。他回忆，小时候每个星期都到外公家过周末，几个孩子上蹿下跳，在二楼阳台看外公作画，在三楼壁橱躲猫猫，弄得一身灰。而现在，他发起成立了丰子恺研究会，已有一百余名会员，其中不乏来自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海外华人。

丰宁馨曾在杭州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一直居住在杭州，直至去世。

本文摘自《名人之后》，沈秀红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