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慈和他们的抗战（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

1998年的时候，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特地找到一位名叫忻玉英的老人，采访她有关王孝和烈士的生平。

这一年也是王孝和烈士英勇就义的50周年。

忻玉英热情地将记者请进了家门，开始回忆半个世纪前自己经历的那些事，明明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对于忻玉英来说，有关王孝和烈士的一切却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

她想了很久，开玩笑说：“他牺牲后我才知道，孝和一开始娶我，是另有目的。”

王孝和，1924年生，194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杨浦发电厂工作。

忻玉英和王孝和并不是自由恋爱，甚至最开始的时候，王孝和对两个人结为夫妇是非常不赞同的。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王孝和推崇自由恋爱，而不是父母包办婚姻。原来，王孝和的母亲与忻玉英的母亲刚好是同乡，两个人的住处紧挨着，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于对方家庭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熟悉的。

在忻玉英只有7岁大的时候，两家人直接定了婚事，等到忻玉英长成大姑娘，王家人就直接让王孝和把她娶过门。

王孝和连忻玉英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更别提了解这个未来媳妇的品性，但家里长辈态度强硬，这让王孝和心里有些抵触，他刚好在这时候遇见了外出打工的同乡人，就偷偷向那个人打听忻玉英的情况。

但想要切实了解一个人的情况，还是得眼见为实，毕竟谣言这种东西向来是越传越邪门的，比如老实巴交的忻玉英在这个同乡口中竟然成了一个迷信的赌鬼，王孝和一听说自己未来的妻子是个信佛、滥赌的女人，心立刻就凉了一半：这绝对不该是他心目中妻子的模样。

王孝和再三考虑后，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表妹，在信中他如实说明了自己对于父母包办婚姻的不看好，认为两个性格大相径庭的人是很难携手走过未来几十年的光阴的，如果要强行凑在一起，就好像一盘不合自己胃口的菜，就算现在硬着头皮吃下去，也会立刻吐出来。

王孝和会把这封信交给表妹，是因为忻玉英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她不认识字，当然不可能读信，但没想到表妹在收到这封信后没交给忻玉英。

因为当时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很大，一旦出现悔婚的情况，社会舆论普遍是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女方身上，认为肯定是女方犯下了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过错，才会让亲事告吹。要是王孝和退婚，村里人一口一个唾沫星子就能把忻玉英淹死。

两边的家庭为了挽回这桩婚事，带着忻玉英直接冲到了上海，要与王孝和当面谈谈。

这也是忻玉英在长大后第一次与王孝和见面。

王孝和当时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夹克衫，显得英武不凡，而根本没接触过外面世界的忻玉英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甚至可以说有点老土。

但这种“老土”恰恰就是王孝和钟意的，他原本也是劳动者的儿子，而且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帮助千千万万个“老土”的劳动人民不再受到黑暗社会的压迫，可以站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

王孝和也多看了忻玉英几眼，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毕竟眼前这个小姑娘看起来踏实朴素，一点儿都不像别人口中的滥赌鬼。他态度温和地邀请忻玉英跟自己四处逛逛，并在交谈中询问了忻玉英的真实情况。

王孝和问：“你信不信佛，平时喜欢干什么？”忻玉英有些羞涩地垂着头，想了一会才老老实实回答：“我不信佛的，平时在家里就帮着妈织布，换点钱。”

这句回答让王孝和确信自己之前恐怕误会了这个好姑娘，他又试探地问过了忻玉英对国民党的看法，忻玉英在老家见惯了国民党的士兵仗着自己手里的权力欺负老百姓，提到他们时口气就很不好，她气愤地说：“国民党那些人，都是坏人。”王孝和沉默了一会，感慨着说：“是啊，老百姓在他们手底下吃了太多苦了。”

由于下午还要上班，王孝和结束了这场短暂的约会，但他知道忻玉英对于上海的情况还十分陌生，所以体贴地把小姑娘送到了她姑妈家的楼底下，并记下了她们家的传呼电话号码。

接下来的几天，王孝和时不时就会打电话和忻玉英聊天见面，以此培养感情，他对于这个乡下的朴实姑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很诚恳地想要确认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感情，确认忻玉英愿意嫁给自己，陪自己走过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

另一方面，由于王孝和身份的特殊，他的婚姻大事是需要让党组织知情的，也需要听取党组织的建议。从前的革命人士都是这样，他们当然也想和普通人一样守着自己的小家过日子，但覆巢之下无完卵，为了大局着想，他们必须舍弃个人私情，只为了让更多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当时领导王孝和的沈鸿春趁着两个小年轻约会的时候站在马路对面观察忻玉英的情况。沈鸿春认为，忻玉英这个小姑娘老实单纯，嘴严，平时也不会多想，更不会随便透露自己了解的秘密，不识字的情况刚好方便隐瞒信息，是一个不会影响王孝和工作的对象。

这也就是王孝和选择忻玉英的原因，也是忻玉英老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个“目的”。

由于地下工作者的工作性质非常特殊，哪怕是最亲近的家里人也得隐瞒，因此忻玉英嫁给王孝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自己的家竟然就是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她只是在日常的相处中认定王孝和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人，就义无反顾地嫁进了王家。

王家其实并不富裕，比如小俩口唯一留下的结婚照上，王孝和穿的那件衣服就是向好心的邻居借来的。而哪怕是这种情况，王孝和还会时不时勒紧裤腰带，艰难地省下一些钱赞助罢工的工人们。

对于这种事，忻玉英并不反对，她反而认为这说明自己的丈夫果然是个善良的、值得自己喜欢的人。

但两夫妻天天一张桌子吃饭，一张床睡觉，忻玉英怎么可能一点都发现不了王孝和的不对劲。

比如两夫妻在租住的婚房生活时，家里时不时会来一批人，那些人专挑深更半夜的时候过来，好像生怕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而且每当他们过来的时候，王孝和就会故意摆出来一副麻将牌，假装这些人都只是自己的牌友。

忻玉英一直对王孝和非常信任，她有疑惑不喜欢藏着掖着，于是直接问：“咱们家又没什么钱，你为什么还打麻将？”王孝和温和地回答：“我们不玩，玉英，你到外面去，帮我们看着，如果有陌生人来了，就过来敲三下门提醒我们。”

这下子忻玉英更好奇了：“为什么？你们不是搓麻将吗？怎么还偷偷摸摸的。”王孝和的表情有些严肃，他说：“你出去看看吧，免得到时候有人来抓赌博的。”

听到丈夫这么说，忻玉英没再追问，而是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她搬着一把小凳子坐在楼下的门口，除了偶尔需要上厕所进门，其余时候忻玉英都尽忠职守，为王孝和以及那些“朋友们”放哨，不让任何可疑人物接近。

除此之外，王孝和有一些不方便出面传递的材料也会请忻玉英帮忙。他将材料递给忻玉英，然后告诉她去什么地方找什么样的人，提起这些人的时候，王孝和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具体的名字，只讲了教忻玉英辨认的办法，比如某个人出现在山头上拿着锄头锄地，就把东西交给他。

就算忻玉英再笨，也该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在干一些危险神秘的事，但因为王孝和对她“不要问”的嘱托，她真的从来不多说一个字，安分地完成王孝和交给她的每一个任务。

王孝和在两个人独处时感动地说：“阿英，你帮了我的大忙，协助了我的工作，你的人真好，可惜你跟了我，我对不起你，没让你过上好日子。”忻玉英却大大方方笑着说：“这有什么，只要有口饭吃，日子就能过下去。”

如果要问忻玉英的这种强烈的信任感是从哪里来的，大概是王孝和日常表达出的共产党特有的品质让她下意识亲近、下意识追随，所以她相信，就算王孝和在做一些不想被人知道的事，也一定有他的理由。

后来，忻玉英知道了这个理由：那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让所有贫苦的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但忻玉英在明白一切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却是一个噩耗：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被捕了。

其实在这一天之前，王孝和就已经收到消息了。

这一年的1月，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的七千余名工人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罢工行动，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获得身为一个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与合适的待遇。

但这种合理的诉求在那些嚼食老百姓血肉的吸血虫眼里就成了重罪，淞沪警备司令叫了一千多名军警镇压罢工的队伍，甚至使用了装甲车、催泪弹这些不应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武器。

工人们并没有屈服，在战斗的过程中，有三名女工被军警活活打死，工人队伍里受伤的人数也高达百人，有200多名工人被无理由逮捕关押。

这就是著名的“申九惨案”。

王孝和作为工会常务理事，代表工会毅然参加了“申九惨案后援会”，他鼓舞所有不肯向敌人低头的工人们加入战斗，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这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与仇视。

国民党特务里有个叫万一的人特地到王家来过很多次，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劝说王孝和放弃理想，投身到国民党的阵营里。当时，万一指着王孝和房间里简陋的摆设，作出替他委屈的样子，讲：“你看看，共产党都是穷人，你何必非要跟着共产党走呢？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苦，只要你来我们这，一切就都不一样，我们的头儿是很看重你的。”

他看王孝和撇开脸不理会自己，又走到忻玉英身边，说：“嫂子，你也别一声不吭，做做他的工作，你看看，你们现在还用炉子烧煤球，我们头那早就给你们安排好了新的房子，里面烧的可是煤气，你们何必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过苦日子呢？”

这些花言巧语当然没能说动王孝和，等万一走了之后，忻玉英忍不住说：“我看不懂他们国民党了。”王孝和的表情有些惊讶，忻玉英停顿了一会，接着又说：“明明我在乡下的时候，那些国民党天天欺负老百姓，不是抓人就是抢东西，但是这儿的国民党为啥对咱们这么好，不仅给咱们房子，连我用不用煤球炉这种事都顾虑到了，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王孝和沉沉地吐了口气，抬起手掌抚摸妻子的肩膀，想要宽慰她心里的不安，最后他说：“天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的，他们会做这些事，就只是想利用我。”

1948年的4月19日深夜，特务万一又来到了王孝和的家中，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过来。王孝和坚持斗争的态度令万一也深受感动，他甚至没像之前一样花言巧语，而是说：“孝和，你要小心一点，他们已经要动手了。你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的路不一样，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

王孝和的态度依旧非常坦然，他明白万一话里的意思，国民党已经命令便衣警察和便衣特务把王家的屋子团团围了起来，只要他坚持抗争，就肯定会遭受到国民党的迫害。

他对万一冷笑，大声说：“我做了什么？他们就要动手？我不过是为了发电厂的工人们谋福利，这是劳动者应得的！”

万一还想再劝王孝和自首，甚至放下话，明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王孝和坚持，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但他看王孝和不为所动，就只好离开了。

王孝和和明显不安的妻子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我可能会被捕。如果我被捕了，女儿佩琴可以先送给你母亲带，至于你如果独自生活困难，可以把我们的结婚戒指和家里的这些家具卖掉，换一些钱，要是那些钱不够你生活，你也可以去别人家做保姆。”

“如果我没办法再出来，你也不用继续等我了。你还这么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应该去另外组建一个家庭，放心，我绝对不会怪你。但是上海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你这么单纯，物色对象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不要草率决定。”

忻玉英一听这话就知道不好，王孝和的意思明显就是已经知道了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对自己交代后事，她跪下来求丈夫不要留在上海了，赶紧回宁波老家，但王孝和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决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危把一切都丢下不管。

在这一天夜里，王孝和翻出了所有的文件、书刊、宣传印刷品，他一份份检查整理后，把不利于党组织的资料都进行了销毁。

4月21日清晨，王孝和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在监狱里，王孝和受尽了酷刑却坚持没有说出有关党的任何信息，国民党的人拿他没有办法，就想到了从忻玉英身上下手。

在他们看来，忻玉英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随便威逼利诱几下就会把一切情况都说出来，而忻玉英作为王孝和的妻子，两个人朝夕相处，她一定知道很多事。

于是有一天，国民党让人把忻玉英带到了杨树浦发电厂的一个小房子里。特务说：“王孝和人虽然进去了，但工资还是要发放的，你看看这些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我让他把王孝和每个月应拿的工资交给你。”

房子里的人都是国民党怀疑但没有证据的对象，只要忻玉英说自己见过谁，就算有了“铁证”。但让敌人没想到的是，忻玉英看过在场的人后，只说：“我看了半天，只认识万一，他经常来我们家，别的人我都没见过。”

原来，王孝和在被逮捕前就料到了国民党的诡计，他提前教了忻玉英怎样回答，而忻玉英也没有辜负丈夫的信任，坚决地维护了发电厂里的其他同志。

曾经在那间小房间里呆过的一名同志后来提起这段故事时就发出过感慨：“当时，我们几个人的性命可以说都在忻玉英的嘴里，她是个乡下人，只是不识字，又不是不会认人，我们中很多人她都见过，要是她指认了我们，后果不堪设想，但她一个人都没说。”

王孝和被关押了五个多月，9月30日，国民党特刑庭对他执行死刑，王孝和面对死亡的来临却没有半点畏惧，他大喊：“你们既没取证，我又没有律师出庭，你们这是暗杀，是非法的。”

当时在场的人里还有很多名外国记者，王孝和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衬衣，展露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他用流利的英文对那些记者说明自己遭受到的残忍对待，厉声斥责国民党严刑逼供的可耻行径。

这可吓坏了国民党的那些官员，庭长大喊：“不许多说话了，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

负责执行的那名国民党警察握枪的手却在颤抖，他也被王孝和悍然无畏的精神给震慑住了，对于一名连死亡都不怕的革命人士，敌人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还能威胁到他，能够让他低头，所以敌人自己就胆怯了。

敌人连续开了三枪，因为前两枪都手抖打歪了，没有击中要害，第三声枪响后，王孝和缓缓倒在了血泊中，他当时只有24岁。

他是笑着被枪决的，虽是笑容却让人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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