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级别及其职责（揭秘古代官场的隐权力）

本文摘自《隐权力》，吴钩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权力排名学”

“衙门”这个词，我总是联想到它的谐音“爷们”。事实上，衙门就是由一大帮“爷们”构成的。以清代县衙门为例：

正印官知县，秩七品，一县最高行政首长，老百姓尊称为“太爷”；知县手下有一班供其差遣、具体执行公务的书吏、衙役，也被小民尊称为“差爷”。另外，朝廷通常还给州县配备了若干佐贰官，作为县太爷的副手；县丞，秩八品，县衙的第二把手，相当于常务副县长，人称“二太爷”；主簿，秩九品，分管粮马或治安的县衙第三把手，人称“三老爷”；典史，未入流，分管一县治安，县衙第四把手，人称“四老爷”。

以上四位“爷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是进入行政序列的朝廷命官，具有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除此之外，衙门还有一帮人物，并非国家干部，胜似国家干部，也绝对称得上“爷”。

首先是幕友，俗称“师爷”，即知县私人出资聘请的行政顾问、行政秘书、行政助理，但地位比现在的县长助理之类高，与知县大人以宾主相称。一个小县少说也要有两位师爷，分理钱谷（税务）与刑名（司法）；大的县份，师爷则多达七八位乃至十多位，除了钱谷师爷、刑名师爷，还有什么书启师爷（起草公文）、账房师爷（财务会计）、知客师爷（招待宾客）、挂号师爷（掌管函件），等等，以致清代有“无幕不成衙”之谚，幕友又以绍兴师爷为著，所以又有“无绍不成幕”之说。

知县雇用的长随、家丁，即官之仆役，地位虽卑，但仆以主贵，也被称为“二爷”。他们的工作是为县太爷办差、跑腿、伺候左右，根据分工不同，长随有门丁（传达室大爷）、跟班（生活秘书）、司仓（仓管员）、管厨（后勤）、司签（办公秘书）等。有的衙门，“二爷”还有自己的跟班随从，供自己使唤，俗称“三爷”，又称“三小子”，说白了，三小子就是仆役的仆役。平日知县有事要吩咐胥吏衙役，按例由门丁传谕，不过门丁并不亲自传唤，而是转头叫“三爷”去跑腿，受传唤的胥吏衙役进入内衙，也由三小子陪领。

衙门里还有另一批人也被称为“三爷”，即舅爷、姑爷、少爷的合称，我在这里用来泛指官亲，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熟人，都可以归入官亲之列。古人外出当官，常常拖家带口赴任，亲朋好友也会跟随着到任谋个差事。现在所谓的“裸官”，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以上三类“爷们”（师爷、二爷、官亲），大致属于前人所说的“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隐权力者。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作为隐权力者的三类“爷们”，与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相比，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受到吏役、百姓的敬畏？

这里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先来转述一段《官场现形记》的故事：

话说湖北武昌省城有一座龙华寺，很是繁华，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候都走来“随喜随喜”（指捐献香油钱）。寺里方丈只管清修，不问别事，执事的另有知客僧，专管应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门来往。这龙华寺里的知客僧，法号善哉，能言会道，非常有人缘，当知客僧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里的贵官显宦，豪贾富商，他没有一个不认得，而且还没有一个不同他说得来。他更有一件本事，是这些大人老爷们的太太，尤其没有一个不喜欢到他寺里走动。

有一次，善哉和尚搞了一个超大型的水陆道场兼募捐仪式，广发请帖，邀请达官贵人参加这次水陆功德。善哉和尚竭力张罗，把寺里寺外陈设一新。男客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同着些阔佬商家，什么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乃是候补州、县，以及佐贰各官，同寻常买卖人等。女客席座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

中国人在排座次上的学问一直是博大精深的，以前我在某市电视台当记者，入门功课就是记熟市领导的排名，哪个名字在前哪个名字在后，哪个领导上镜五秒哪个领导上镜四秒，都有讲究，绝不能弄错。这个善哉和尚乃佛门中人，按理应该讲“众生平等”，不过他果然是“知客”的天才，深谙俗世凡尘的“排名学”，将来宾的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贵宾包括提督、镇总兵（他们是驻武昌的高级武官，相当于省军区的司令、军长）、布政使与按察使（副省级领导）、道员（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大概没有屈尊参加这种宗教活动，否则，那一定是VIP中的VIP了。二等贵宾席所坐的是实缺、候补的知府级官员和首县（省衙门驻地知县），还有一些阔佬商家，主要是金融界与外贸界的成功人士。至于州县领导以及佐贰官，则安排在三等席位上。

这三等席位，是根据什么标准进行排次的呢？第一，肯定不是全然按照来宾的官职高低来排序，因为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并不具备领导身份，却能列席VIP上等贵宾席，那些“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的老板们，也不是官员，但席位却在州县领导之上。第二，这也不是完全按照来宾的财产额排名，因为“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的老板们显然财大气粗，却没有资格进入VIP席。

如果引入“隐权力”的参考系数，我们一定会恍然大悟：善哉和尚原来是根据来宾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值（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作出不同档次的“知客”待遇的。提督、镇总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员都是地方高层领导，正式权力很大，是当然的VIP；督抚衙门的幕友与官亲，虽然不是朝廷官员，但与高层领导关系非同一般，隐权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于晚清之时，商人的社会影响力（隐权力）日益显著，因而那些商界的阔佬们，也能享受到与中层领导同等的招待。

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贰各官”，虽说也是戴官帽、着官服的，也各自有独立的衙署，看起来似乎风光体面，实际上却有职无权，权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贰官不准擅准词讼，不得擅系犯人算功。难怪他们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寻常买卖人”一般待遇。

从知客僧善哉的“权力排名学”，我们可以得出前述问题的答案了—衙门中的师爷与官亲，远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更有权力、更受尊敬。

“权力亏虚”与“权力虚高”

借用一个医学术语，我将佐贰官的权力短缺状态称为“权力亏虚症”，其主要“症状”是油水不足、肚皮干瘪，因为没有人买他们的账。我们继续转述《官场现行记》的故事：

话说湖北蕲州有个新任吏目（吏目是州的佐贰官，从九品，协助正印官掌管治安巡捕之事），叫做随凤占，花钱买了个“蓝翎五品顶戴”，请了漆匠将“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的头衔制成招牌，带着上任。

到了蕲州，照例先去禀拜知州大老爷。先见了门政大爷，送过门包，自然以好颜相向，彼此如兄若弟地鬼混了半天。见过知州大人之后，还不敢告退，凡是衙里官亲、师爷，打账房起，钱谷、刑名、书启、征收、教读、大少爷、二少爷、姑爷、表少爷，由执帖门丁领着，一处处都去拜过。也有见着的，也有挡驾的。连知州大人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他还给他作了一个揖。一个州衙门已经大半个走遍了。出来之后，仍在门房里歇脚。门口几位拿权的大爷，是早已溜得熟而又熟，便是知州大老爷的跟班，随凤占亦都一一招呼过。三小子倒上茶来，还站起来同他呵一呵腰，说一声“劳驾”。

按照例规，蕲州当地的烟馆、赌场、窑子、当铺，每逢三节（春节、端午、中秋）是要向吏目致送节礼的，随凤占接任的时间是腊月，临近春节，他生恐怕节礼被前任预支，急急赶来上任。谁知有两家当铺的节礼还是被前任先收了，也就四块银元。随凤占心想：“烟馆、赌场、窑子等处是我吃得住的。唯独当铺都是些有势力的绅衿开的，有两家已被前任收了去，年下未必肯再送我，岂不白白地吃亏。这事须得趁早向前任算回来，倘若被他走了，这钱问谁去找呢。”主意打定，立刻亲自去向前任要钱。但前任不给，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拉扯着要去交知州大人。

来到知州衙门大门口，两人又都用死力揪住不放，几位门政大爷正在门房里打麻雀牌，见状，一齐上前喝阻。随凤占说了原委，只听一个打牌的人说道：“真是你们这些太爷眼眶子浅！四块钱也值得闹到这个样子！我们打麻雀，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四块洋钱什么稀奇！我昨天还输了四十多块哩！”另一人说：“老哥，谁能比得上你？你们钱漕大爷，一年好几千地挣，人家当小老爷，做上十年官，还不晓得能不能赚到这个数目！”钱漕大爷道：“我有钱赚，我可惜做不着老爷，他们大小总是皇上家的官。”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把个随凤占同前任羞得无地自容，也深悔自己孟浪，如今坍台坍在他们这一班奴才手里。

看看随凤占的名头：“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似乎很能吓唬人，其实这个头衔没有半点权力含量，只能用来向当地烟馆、赌场、窑子、当铺收几块大洋的保护费，绅衿开的当铺还不敢十分招惹，对知州衙里的官亲、师爷、门政，更是执礼周到，连对知州大老爷的跟班和三小子，也要尽量套近乎。不是随凤占这个人为人谦卑识礼，而是权力不如人。权力大小，可以体现在可见的权力收益上，协助知州征收钱漕的长随一年有好几千两银的收入，佐贰官随凤占却要为区区四块大洋斤斤计较乃至大打出手，这几块钱还不够州衙仆役们打麻雀牌。

可见“二爷”们（衙门仆役）掌握的权力，也比佐贰官的那点职权更管用。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一句话说：“衙门自以总督为大，典史为小。然以总督衙门之担水夫，比典史衙门之典史，则亦宁为典史，而不为担水夫。何也？典史虽小，尚属朝廷命官。”袁枚是用衙门的比喻来说明学诗应自成一家，别跟在名家屁股后做“挑水夫”。事实上，总督衙门的担水夫，那当然是比典史等佐贰官更吸引人。

如果说，有职无权的佐贰官是“权力亏虚”，那么，无职有权的官亲、长随等隐权力集团，则得了“权力虚高症”。我用“虚高”这个词来隐喻官亲、长随在名分上本无合法权力，但实际上隐权力却高得离谱，主要表现为：油水足，权力收益丰厚，大伙争着讨好送礼。关于长随的权力收益我已有专文讨论，这里主要探讨一下官亲的权力值。还是引证《官场现形记》的故事：

话说湖广总督湍制台有个姘头，叫宝丫头，后来收为干女儿，并为她找了一个夫婿—武昌城本标右营代理游击（军区中层武官）戴世昌。这戴世昌自从做了总督东床，有了靠山，自不免有些趾高气扬，眼睛内瞧不起同僚。他的干丈人也果有势力，成亲不到三月，便把他补实游击，代理官转为实缺官。除了寻常差使之外，又派了一只兵轮委他管带。人家见他有此脚力，合城文武官员，除了提督、镇总兵、两司之外，没有一个不巴结他的，就有一班候补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在龙华寺的水陆道场上，戴世昌虽是游击小官，但因是湖广总督的干女婿，所以也坐了第一等客位。

湍制台的干女儿宝丫头（现在应该改称“宝小姐”了）比丈夫还厉害，真正是小人得志，弄得个气焰熏天，见了戴世昌，喝去呼来，简直像她的奴才一样。后来人家走戴世昌的门路，戴世昌又转走他妻子的门路，替湍制台拉过两回皮条，一共也有一万六千两银子。湍制台受了。自此以后，把柄落在这宝小姐手里，索性撒娇撒痴，更把这干爸爸不放在眼里了。

宝小姐有一样脾气，是欢喜人家称呼她“姑奶奶”，不要人家称她“戴太太”。你道为何？她说称“戴太太”，不过是戴大人的妻子，没有什么稀罕；称“姑奶奶”，方合她是制台干小姐的身份。她常常同人家说：“不是我说句大话，通湖北一省之中，谁家没有小姐？谁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这些姑奶奶当中，哪有大过似我的？”她既欢喜奉承，人家也就乐得前来奉承她。有些候补老爷，单走戴世昌的门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来奉承宝小姐。这些太太们同她来往，知道她是阔出身，眼睛眶子是大的，东西少了拿不出手，有些都典当了东西，买礼送她。

那次出席龙华寺水陆道场，善哉和尚对她更是接待周到：备了一间精室，特地买了一张外国床，一副新被褥和外国纱帐子、鸭毛枕头，说是预备姑奶奶歇午觉的。床面前四张外国椅子，一张小小圆台，圆台上放着一个精美的果盒，堆着些蜜饯点心之类，极其精致，说是预备姑奶奶随意吃吃的。靠窗一张妆台，脂、粉、镜奁，梳、篦、金暴花水之类，亦都全备，又道是预备姑奶奶或是午休后或是饭后重新梳妆用的。床后头还有马桶一个。

戴世昌尽管是个小军官，但当了总督大人的干女婿之后，立即成为合省文武官员巴结的对象。他的职务虽没有大的变化，但实际权力显然已今非昔比。他的妻子宝姑奶奶虽是女流之辈，在男权社会，是没有资格当官的，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湖北官场上呼风唤雨，把持权门，充任权力经纪，收取贿金，比戴世昌还抢手。这对夫妇的权力，与其说是科层制内的公共职位所授，不如说是来自他们与总督大人的特殊关系网络。科层制的权力分配，甚至远远比不上关系网络传导过来的隐权力有用，为什么有职的佐贰官权力不如无职的官亲，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戒用官亲？

作为官亲的衙门“爷们”，非常容易从关系网络中获得隐权力，一旦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惹出祸端，本官往往难以收拾，清代不少官员对此都深有体会，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说：官亲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官场阅历更丰富的张集馨也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

所以，清代官场上有一句谚语说：“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此处的“三爷”就是指以少爷、姑爷、舅爷为代表的官亲，误用官亲，后果可能是丢了官、破了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提倡“至亲不可用事”，曾在我家乡做过知县的清代能吏李平书还贴出公文告示：“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

这种戒用官亲的思路，与帝国相承已久的“流官”（异地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亲”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同样逻辑之上的。“流官”制度也好，“任人唯亲”批判也好，“戒用官亲”信条也好，其逻辑出发点都是：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隐权力网络，对朝廷的正式权力体系造成破坏；为了防止隐权力网络的出现，必须将官员隔离在熟人关系之外。

站在科层制的立场上，这种看法无疑是合理的。然而，现代社会所实行的文官制加民主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土官”（本地人主政）未必就会导致产生出一个私人性的权力关系网络；“任人唯亲”的情况更是民主体制下的家常便饭，民选首长不选择自己熟悉的人组成领导班子，难道要将权力交给一帮自己不了解的陌生“爷们”吗？那么，为什么人家任用“官亲”不会产生隐权力之患呢？

归根结底，隐权力是否兴风作浪，并不在于官亲是否获得权位，而在于权力的日常流动是否严格控制在制度性的管道内，这个权力管道是否能保证权力流动的畅通无阻、是否能有效抵御私人关系网的入侵。

如果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是断裂的、堵塞的，如果权力的流通需要借助关系网络的隐秘通道，如果私人关系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嵌入正式权力管道。那么，即使“任人唯贤”，那个“贤者”也会积极建立关系网、积累隐权力，晚清一代名臣胡林翼在湖北当巡抚时，就极力讨好湖广总督官文，想方设法走后门拉关系；即使官亲们都不在其位，他们还是有隐权力的“爷们”，还是能够透过关系网络谋其政，上述《官场现形记》故事中的宝姑奶奶就是明证。

事实上，虽说官谚有云“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但在我比较关注的清代官场上，要做到“戒用官亲”，简直是不可能的。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朝廷为州县配备了一套佐贰班子，衙门又有一大帮书吏衙役办事，但州县长官总是带着自己熟悉、信任的师爷、长随赴任，并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权力环节中。这个州县长官的私人班底，宽泛点理解，也可以说是“官亲”。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州县长官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委派熟悉、信任的人去办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能落到实处。但是，由于帝国官场上的权力呈现出弥漫状态，而不是严格控制在正式管道内，越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获任正式职务），越能用锅碗瓢盆捞到不受约束的权力，于是隐权力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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