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严歌苓的故事（专访著名作家严歌苓）

严歌苓在《妈阁是座城》新书发布会上谈创作感受。

本报记者 张 妮

电影《芳华》的热度还未散尽，又一部根据著名作家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妈阁是座城》日前上映。影片由白百何、吴刚、黄觉领衔主演。妈阁，即澳门(MACAU)。这部赌博题材的作品是严歌苓第一部描写中国当代生活的小说。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严歌苓坦言，她希望揭开的不仅是赌桌上的谜底，更是人性的底牌。该片导演李少红说，这部小说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很有人物感。“它是用女主人公的情感、内心感受去看社会和自己的人生。”严歌苓对这部电影格外期待，“女导演、女作者、女叠码仔(博彩中介)是一个理想的组合，以女人的观察和叙述去还原男人之间不见硝烟的战场，会更有味道。”严歌苓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她是魔鬼，也是天使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梅晓鸥是澳门赌场的叠码仔。在严歌苓的笔下，她既是复仇的形象，也是救赎的形象。她是为了自己的祖奶奶复仇。当初，在海外打工的祖爷爷多次在返乡船上赌博并输光一切，最后他选择自我了断，葬身鱼腹。“当梅晓鸥看到这些赌徒一败涂地，糟蹋自己时，她是有一种快感的。但恰恰在这些赌徒输成社会渣滓时，她又有一种想把他们扶起来的母性慈悲心”。严歌苓说，“她有天使的东西，又有魔鬼的东西。她不是女英雄，不是女神。赌场本身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她必须是这么一个去救赎别人，也需要被救赎的人”。

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与严歌苓几次“邂逅”赌场关系密切。“我第一次踏进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是1988年，亲戚们把赌城游作为一道美国文化盛餐来款待我。我们乘坐的大巴上赫然印着‘发财团’大字，车上座无虚席。”严歌苓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时，大部分赌客是在美国定居的台湾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国走亲戚的大陆同胞。大巴的行李箱爆满，因为不少旅客带着成打的软饮料，可乐或雪碧之类。“赌城的饮料比其他城市贵，因此他们宁可劳其筋骨随身携带，能省八分、一毛的也是财富。即便赌博，他们照样勤劳谨慎。”在赌场里逛了3天，严歌苓留意到一个现象：美国赌客大多数从气质上看都是离犯罪不太远的人，明显带有一种自我憎恶但更憎恶社会的眼神。而中国赌客基本上个个是良民。一般情况下，旅行团的游客玩几把小牌就走，很少有人赌到身家性命都不要。但贵宾室里会有一些这样的人，“有的妈妈找来了，老婆孩子在旁边哭，即便这样都不回家，非常吓人。”

后来严歌苓无意中接触到北美华人移民史，其中有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工赌博的记载。当时，中国沿海地带的华人远渡大洋参加美国西部开发，修铁路、填沼泽，初衷是用这些血汗钱给家族脱贫，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回乡的轮船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很多人因为没钱娶许定的媳妇，没脸面见乡里父老，干脆乘来船原路返回彼岸，再签一单五年或十年的苦役契约，忍受种族迫害和歧视，为别人的家国富强继续出生入死。”

前几年，严歌苓偶然听到了一个比华工赌博更激烈、更具戏剧性的故事。“我的好朋友里有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有一次，听他们讲朋友中谁和谁是赌徒。这些人都是成功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艰辛和智慧获得了巨额财富。他们来到澳门后，一夜输赢往往几百万上千万。有的人进赌场是亿万富翁，出赌场则被黑白两道的追债人满世界索命。”严歌苓说，也有人决定改过自新甚至断指盟誓，但最终他们还是输给了赌场，也可以说是输给了让赌场夺走魂魄的自己。“我听完感觉很惊悚，也发现这是一个好故事。”

接下来的两年，严歌苓一有时间就去澳门赌场采访赌客和赌场经纪人，并学习赌博方法，体会赌博心理。“做了赌徒后，我并没有体会到‘三更穷、五更富、天亮了进当铺’那种紧张、兴奋的感觉，可能赌资太少，无所谓。如果我赌资很大，可能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严歌苓有时会赢钱，但她会继续赌，因为想多学一些赌博技巧。最终她输光了所有赌资。“它能帮助我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付出4万多元的学费还是值得的。”

赌博心态来自何处

这部小说的写作让严歌苓深入思考一些中国人的赌性从何而来。“我原来以为，人之所以成为赌徒是因为穷，穷红了眼什么都不怕，因为没什么可输的，但我现在听到的故事都是阔人赌博。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在这种地方一眨眼就没有了。为什么他们的事业如此辉煌，还要到赌场来混？不可以读几本书，看看芭蕾舞，听听京剧、交响乐吗？”根据严歌苓的了解，一些有钱人缺乏文化素养，他们生意场留下来的精神空地不知如何填满，没有其他东西让他们感到快乐，只能到赌场找刺激。“他们的精神非常空虚，也非常焦灼。”

还有一种可能是，尽管他们输了很多次，但赢了一次，他就会告诉别人赢得多大。“他们无论在商场还是赌场，都想做赢家，就喜欢那种赢家的感觉。几乎没人怪罪赌场不公正的设置，在输的定局里看到赢的幻影，就够了。”

联想到100多年前的华工，严歌苓又怀疑：赌性是否是我们民族的先天弱点？“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对财富的渴望是那么热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历史上连年战乱饥荒，天灾人祸。我们最缺致富的机会和时间，所以在致富时难免带有紧迫感、危机感，也难免短视，急功近利。而最快的致富途径莫过于赌台。”

为什么赌徒大多是男性？严歌苓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几千年来，任何一个民族的男性都承载着为家庭赚取财富的使命。“他们是猎手，他们必须做淘金者、开拓者，他们的内心永远是焦灼的。他们自己和全家的安全感都有赖于能多么快、多么大量地找到财富，这样才会幻想有一天突然翻牌。”

“赌博是人性中的一个极致状态，有赌瘾的人和犯毒瘾一样，一定要人格发生一次变异，才能战胜自己，把瘾戒掉。”严歌苓认为，最任性的人很难被拯救，会一直让下滑的惯性带着他走，完全丧失意志力。“我们看到很多人，吃那么一口苦就可以站起来，但他就不想吃苦。这种执迷不悟的赌徒，最后没一个有好下场。”

作家要放弃对角色的道德审判

从李安的《少女小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归来》，到冯小刚的《芳华》，中国炙手可热的电影导演纷纷选中严歌苓的小说，这与“严氏书写”情节性、艺术性强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是我的敏感让我完成这一切。”或许遗传了作家父亲萧马，严歌苓总感觉自己的神经是裸露在外的，非常容易被触及。“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对很多东西好奇。”61岁的严歌苓说，她凭着基因里的禀赋和想象力，感受并进入他人的生命状态，用文字传达出来。

严歌苓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舞蹈演员;20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22岁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上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她提供了很多一手素材和独特的视角。“我的经历就像吉卜赛人，到处走到处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是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寄居者的感觉让我写出了这么多敏感的小说。”

在严歌苓看来，写小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作家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一个角色行使仲裁权。“哪怕他杀人放火或拐带人家孩子，你也要放弃对他的道德审判，而把他的行为合理化。你要换到他的角度，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恨这个对立面？同样，你也要找到同情他的对立面的原因。“你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给他们平等展现人性的机会，这才会让一部小说更好看”。严歌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