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电影为什么都是黑白的（思想界明月几时有）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描写香港抗日游击队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和《上海书评》对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专访。

在所有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对香港地下抗日游击队的描写似乎少之又少。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第二天，日军渡过深圳河，开始向香港进军；圣诞节当日，港督杨慕琦向日本投降。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头半年内，香港的地下抗日游击队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省港大营救”，成功转移了包括柳亚子、何香凝、矛盾、邹韬奋等在内的 800 余名各界人士，《明月几时有》就从这次营救行动开始，讲述了战争年代中几个普通人按部就班地革命、平淡无奇地牺牲的故事。影片摆脱了宏大历史题材常用的“英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经常湮没在历史背景中的平凡个体的鲜活生命。

过去的一年中，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让许多人失去了对全球政治、经济前景的判断，也引发了知识分子的介入与反思。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政论家佩里·安德森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谈到了特朗普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峙，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以及全球知识界现状等问题。在安德森看来，美国即将失去全球霸主地位，不是因为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取而代之，而是因为未来的世界可能不再需要单一国家统治的霸权体系，而债务负担、人工智能和生态危机都有可能是压倒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秩序不会一成不变，因为人们需要在变化中寻找突破。

《明月几时有》：讲述庶民的历史

作为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献礼片，《明月几时有》是一部另类的主旋律电影，它以三条故事线索，讲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活跃在深圳和香港的东江游击队抗击日军的故事。

第一条线索是以客家村落为中心的“正面战场”，讲述了小学教员方兰（周迅饰）在短枪队队长刘黑仔（彭于晏饰）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的故事，其中方母在输送情报的过程中被捕，方兰为了保全游击队而放弃营救母亲一段，是全片的高潮。

第二条则是以日军司令部为中心的“敌后战场”，国语教员李锦荣（霍建华饰）和英文翻译张咏贤（春夏饰）是潜伏在日军司令部中的地下党员，随着方母被捕，二人的身份依次暴露，张咏贤在狱中与方母相互支撑，共赴死亡，而李锦荣也没能因为与大佐之间的私人情谊而逃脱国家暴力。

第三条线则以计程车司机彬仔（梁家辉饰）的回忆串起了历史与现实，青年时代的彬仔是刘黑仔、方兰的队友，抗战胜利后，他成为一名计程车司机。通过他的视角，电影将半个多世纪前的港岛深山与今天高楼林立的维多利亚港连结起来。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的评论认为，影片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事，将几个断断续续的小故事组合起来，构成了以东江游击队为中心的全民抗战的多个面向。与书写名人往事的《黄金时代》相比，《明月几时有》将镜头转向了普通的香港市民，以分散的人物群像的方式，破除了革命题材作品中常见的“英雄史观”，让观众看到，在时势裹挟中，并非每个历史事件都出自大人物的周密策划，正是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平凡生活中的有意无意的行动，汇成了历史的洪流。

腾讯大家作者梅雪风则认为，《明月几时有》是《黄金时代》的姊妹篇。《黄金时代》讲的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异类（萧红），她没有与那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成为时代巨潮里活跃的泡沫，她选择听从内心的召唤，逆流而动，最终因文字获得永生；而《明月几时有》讲的则是一个无名的庶民（方兰），她与她的爱人、母亲一起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但最终物换星移，记得她们的，只有一个香港街头老态龙钟的司机。

两部电影的主人公社会阶层不同，命运也不同，但本质上，她们都是拒绝随波逐流，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默默坚守的人。

在梅雪风看来，影片以大人物（茅盾、邹韬奋）的离港开始，似乎是一个强烈的隐喻，在随后的篇幅之中，它刻意地与宏大叙事划清了界限，将视角牢牢地聚焦在那些无名的革命者身上，甚至没有对战争形势上帝视角的把握，而只是通过几个人物的感受，让战争的残酷逐渐显现。导演没有为了制造戏剧冲突，就简化甚至歪曲地下抗日工作者真实的生活状态，周迅饰演的方兰就像是一个兼了好几份工的职业女性，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没日没夜工作，然后回到家倒头就睡。

因此梅雪风认为，导演许鞍华拍出了最像真人的抗日英雄，他们在历史中微不足道，注定会被遗忘，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具体而沉痛的，正是这种轻与重的对比赋予影片打动人心的力量。

佩里·安德森：美国即将“退位”，世界不再需要单极霸主

过去两周，《上海书评》分三部分刊出了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佩里·安德森的专访。佩里·安德森1938年生于英国伦敦，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政论家，曾于1962 至 1982、2000 至2003年两次担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任《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主要著作有《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新的旧世界》等。在专访中，安德森谈到了特朗普与美国霸权，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全球民粹主义的爆发等问题。

安德森认为，美国可能最终会失去全球霸主的地位，但并不是由于被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所取代，而是因为霸权（hegemony）的观念会在 21 世纪经历一场变化，一个没有单一霸权国家的霸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可能会出现。在这一体系中，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平衡的内稳态——它已经如此普世，以至于再也不需要一个维稳的最高统治者了。

那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美国在 21 世纪的霸权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安德森来看，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打破了美国政治建制派的诸多禁忌：他批评北约是个时代错误，攻击欧盟是沙子做的堡垒，批评世贸组织扭曲了贸易公平，谴责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呼吁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等等。但他当选之后，就要面临很多实际问题：首先，他在白宫没有任何有经验的得力干将；其次，他对国内政策做出的许诺没有得到国会明确而连贯的支持；最后，他的外交政策要面临来自两党大小官僚排山倒海的敌意。因此，华盛顿的安保复合体（security complex）会迅速迫使他舍弃自己的主张，回归到经营美帝国的套路上去，于是在上台后的短短几周之内，他便马不停蹄地谴责俄罗斯，赞颂北约，对叙利亚发射导弹……换言之，特朗普将继续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老路，只是相较于这两位前总统，他更加感情用事，更加不按常理出牌。他唯一可能有所突破的领域是贸易政策，这有助于他讨好国内的选民。

然而，像特朗普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职能错乱的统治者，对于美国霸权的有序运转的确是一个不利因素。在安德森看来，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踵在国内：长期的工资停滞、死亡率升高和文化失落，加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满，正因如此，特朗特才得以违背所有精英的预期，入主白宫。在这个意义上，总统之位本身，就是美国内部困境的一个症候，它表明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基础正在遭到侵蚀。

作为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安德森也在专访中谈到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指出，最近出现了一批被广泛讨论的书，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将如何消亡的不同预测。一种“生态末日”的论点是，资本主义正在证明，自己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与任何意义上的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都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变得和美国一样，这个星球就会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了。另一种“AI 威胁论”则担心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威胁中产阶级的存在，而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正有赖于中产阶级，这一论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还有一种论点则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类型，将把资本主义置于根本的威胁之下。这种经济基于信息，而非生产，但由于缺乏一种价格机制来调节海量的信息，信息成为了近乎免费的商品，从而使得对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计算变得不再可能。

最有一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不会一朝崩溃，而是会像曾经的封建主义那样逐渐凋零。这将会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人们几乎察觉不到，资本主义对不断膨胀的债务流沙的依赖，会使得这个体系最终解体，甚至不需要任何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兴起。

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安德森本人的观点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查尔斯·奥尔森的伟大诗篇《翠鸟》中的第一行：“不变的，是求变的意志。”另一句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 2001 年写下的名言：“普天之下，关于任何确定秩序的观念，都令人无法忍受。”在安德森看来，永不改变的社会秩序是任何人都不愿见到的，资本主义终将变成——甚至已经开始变成——人们难以忍受的秩序。

同时，安德森也注意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美国、西欧、东南亚和南亚，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浪潮。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也没有社会主义的视野，但是，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对立面，并且它们与所谓“有反思性”的中产阶级参与的社会运动是有区别的——它们动员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在安德森看来，我们还没有找到超越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峙的可能性，但两者并非势均力敌，新自由主义仍在攻城略地，处于支配地位，而民粹主义则是一种针对它的反叛——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仍旧弱小得多。

民粹作为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有左翼的版本，也有右翼的版本，在政治上，它擅长搞两面派。在美国，右有茶党和特朗普主义，左有桑德斯的竞选攻势，在欧洲、南美和东南亚也是如此，甚至有时候左右混为一道。在安德森看来，我们不应该对民粹主义持完全消极否定的态度——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更好的东西可能会从中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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