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史明智的文章（史睿周叔弢周一良的藏书）

书林领袖：弢翁的藏书、校书

周叔弢（1891-1984，名周暹，字明扬，中年之后，自号弢翁、老弢）出身晚清官宦之家，少年丧父，随侍祖父周馥（字玉山）居于芜湖、扬州、庐山、青岛。周馥曾经是李鸿章幕僚，助其办理洋务，创办北洋水师，眼界开阔，见识卓远，弢翁自幼受祖父言传身教，故能兼习中西之学。及至周叔弢同周氏族人投资其四叔周学熙在天津兴办的诸种实业后，经济独立，逐渐开始收藏善本古籍。1917年所得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寒山子集》，是他收藏宋本的开始。因得宋本《寒山子集》，弢翁取书斋名为“寒在堂”，此后因陆续收得两部宋本《南华真经注》，称“双南华馆”，又得元刻《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而称“东稼草堂”，获宋本《王摩诘文集》而号“半雨楼”，以获得元刻《孝经》而号“孝经一卷人家”，而最为常用的斋号则是“自庄严堪”，实以弢翁好读佛经，语出释典。

关于弢翁藏书之富，标准之高，见于傅增湘先生《自庄严堪勘书图序》、谢国桢先生《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冀淑英《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序》，以及弢翁次子珏良先生《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我的父亲与书》等篇，不必赘述。今所谈者，重在弢翁的鉴书与校书。正如谢国桢先生所云：

公之于学，精通目录，于校雠、赏鉴，兼而长之。夫目录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治版本亦当如是。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区域、时间，及其书籍最初之刻本；次当考察世间流传之名著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终当校勘刻本文字之异同。公于鉴定佳椠名钞，精细入微，吾友赵斐云（万里）兄曾云“公为正懂书者”，此非桢之阿誉，盖识家之公论也。（冀淑英纂《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古人的版本鉴定为观风望气之法，多是依靠经验，虽有鉴识，又往往据为不传之秘，外行多目之为神奇。近代周叔弢、傅增湘、赵万里诸先生则注意到刻工姓名，以断定版刻的时代和地域，多根据相同的刻工姓名，可以将无年代的古籍和有纪年的古籍联系起来，从而做出正确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版本鉴定方法。而诸位先生中尤其以弢翁贡献最大，他经眼的宋板书极多，随手记录刻工姓名，编辑了《宋刻工姓名录》（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作为版本鉴定的工具，也传为后人方便利用的科学方法。这正是弢翁鉴定佳椠能够精细入微的诀窍。弢翁关心刻工，所及还有中国刻工东渡日本的情形，以及雕版技艺的现代传承。上世纪70年代家书中，弢翁提及曾在和刻本上留下姓名的福建刻工俞良甫，并推测当时日本招致的福建刻工当不止俞氏一人。上海朵云轩翻刻弢翁捐赠的元本《稼轩长短句》，别有特色，故弢翁特向顾廷龙先生询问刻工姓名，并详列于观书小记之中，并云：

昨见《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董康）刻之下也。（《弢翁遗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除了刻工，印刷古书所用纸张也是考订版本的重要依据，弢翁颇为留意，周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一文中有详述。上世纪80年代，弢翁曾命一良先生多次致信研究古纸的专家潘吉星（《全集》第十册），请教古籍用纸问题，可见此事弢翁用心之深。弢翁还注意到公文纸印书的问题，他在致一良家书中谈到：

宋元本书用旧纸背面模印，黄荛圃（黄丕烈）跋宋本《芦川词》已注意及此。《书林清话》有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条，言之甚详。我藏书中，有宋本《三礼图》，是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公文纸印，元本《隋书》，是明嘉靖公文纸印。近世最知名者，宋本《王文公集》，不独较他本多出诗文若干篇，背面乃南宋名公笺翰简帖。我曾得照片十余纸，今已散失。此书已影印，前些时仍售旧价七十元，可谓价廉物美，惜无知音之人耳。（《弢翁遗札》）

可知弢翁早已利用公文纸判断宋刻的年代和地域，自己所藏之外，上海图书馆所藏《王文公集》纸背名公尺牍也早已关注，曾请人拍摄照片。

周叔弢《经典释文》题跋（除署名外，均周景良先生供图）

弢翁藏书不仅重宋元旧刻，而且必求足本，若有缺卷，则必有前贤据善本钞配方收；若是寻常明清刻本，必有名家校勘、批注才能入眼；若原书向无宋元旧刻，则求旧抄，故其所藏多有宋元抄本（如宋抄《宝刻丛编》、元抄《简斋诗外集》）、明清影宋元抄本（如明影宋抄本《龙龛手鉴》《新唐书纠谬》、席氏酿华草堂影宋抄本《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以及名家手抄（如明吴宽手抄《山海经》、清吴翌凤抄本《石刻铺叙》）。弢翁自幼爱好书法，终身临习不辍，方尔谦赠联云“略师蝯叟（何绍基）中年字，时得荛翁（黄丕烈）未见书”（周一良《再记联圣大方》，《全集》第9册），真是写实。深湛的书法造诣有助于弢翁判别名家抄本的书迹，故自庄严堪得何焯、黄丕烈、顾千里、劳格等名家批校本，以及旧抄精品甚多。弢翁不仅慧眼识书，而且善于读书、校书，善于考究版本流变，故一书求备诸本，如《东观余论》有宋刻本（明抄配补），又有明影抄宋嘉定三年刻本及项氏翻刻宋嘉定三年刻本，恰好涵盖传世两个版本系统；《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皆有宋本。据李国庆先生所编《弢翁藏书年谱》，现存最早的校本是1915年（弢翁时年25岁）所校陆氏云水渔屋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早于收藏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两年。今存弢翁批注海源阁杨绍和所著《楹书隅录》，纠正杨氏版本鉴定之误，考镜递藏源流，得到专门研究海源阁目录的王绍曾先生的推崇。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影印出版《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可见弢翁版本目录学的深厚功力。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云“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诚为笃论。

化私为公：弢翁、一良与国家图书馆

弢翁中年时经乱世，上世纪40年代之后古书日少，书价日高，收藏善本渐成绝响。此时，弢翁对于自己精心收聚的珍藏日后的去向已有考虑，他在1942年所编善本书目的封面上写有如下嘱托：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直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周珏良《自庄严堪藏书综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年3期）

弢翁将所藏珍贵版本平价售与公立藏书机构，宋刻本《群经音辨》中册，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二两册，均为故宫博物院藏本所缺，恰为延津之合，故托赵万里先生捐献给故宫，故宫则给予平价书款（《弢翁遗札》）。老人又曾以二两黄金的价钱收得宋刊本《经典释文》卷七，捐赠故宫博物馆，此书后来调拨国家图书馆。

与弢翁过从甚密的藏书家、版本学家，有方尔谦、袁克文、李盛铎、杨敬夫、张元济、傅增湘、赵钫、朱文钧、赵万里、徐森玉、谢国桢、顾廷龙、王绍曾、王贵忱、黄裳等等，《自庄严堪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等书及往来书札可以考见。弢翁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赵万里先生交谊最厚，非常推重他的学问，曾说：

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不为过誉。（《弢翁遗札》）

正是由于弢翁推重赵先生的学问及搜访、保护善本之功，故愿意将所藏善本托付于他。他曾对家人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书到那里可谓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周珏良《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后记》）弢翁子女，尤其一良、珏良兄弟，深知两人五十年的交谊，对于托付藏书一事十分支持。

弢翁何以在1952年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古籍，则另有原因。1952年5月13日，弢翁赴唐山启新水泥厂，在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工厂里参加“三反”、“五反”批斗会，“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彻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孟繁之《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弢翁有衷心钦服、拥护新中国之意，然而此次运动确实是触发弢翁捐书之意的重要事件。5月19日，弢翁即致信一良，下定决心捐赠全部藏书（善本與普通本、外文书籍），后经商议改为捐赠善本古籍给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获悉此事，亦大感意外。8月29日至31日，赵万里、张珩、高希曾清点并运走所捐善本古籍七百四十五种（周景良先生据目录和捐赠清单计算）。弢翁曾与天津市长黄敬谈及捐赠意向，黄氏非常敏锐地察觉到政治运动与捐书的联系，但弢翁只得加以隐瞒（周慰曾《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同年，藏书家赵元方、邢之襄、刘少山、潘世兹、翁之憙、瞿凤起等均先后向北京图书馆捐赠藏书，刘体智等向上海图书馆捐书，均有迫于形势之虞。

周叔弢批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孟刚供图）

弢翁所捐善本分为甲乙二等，赵万里先生校阅之后，认为乙等书有数十部可以提为甲等，可见弢翁藏书悬格之高，标准之严。此后，正值赵万里先生奋力编纂《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再版），书中所收诸书多是他以毕生精力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聚的善本，而其中弢翁所藏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弢翁所藏珍本不少，如宋刻本《周礼注》《新定三礼图集注》《新序》《南华真经注》《兰亭续考》《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王摩诘文集》《文选李善注》，金刻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元刻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梅花字字香》，明刻本《长安志》《西京杂记》《玉台新咏》等等。惜此书仅收刻本和活字本，稿本、抄本、校本不在其列，故弢翁所藏另一部分菁华不在其中。

赵先生“在地下室，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弢翁）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弢翁遗札》）“文革”当中，赵万里先生因受宵小迫害而卧病在床，弢翁曾两番探望，前番见赵先生神志清醒，但口不能言，再次探访则至昏睡不醒，弢翁见之悲愤不能自已。赵先生终其一生守护善本书库，可谓以生命实践了壮言。有一件小事可见赵万里先生对弢翁藏书之爱，弢翁曾在上海购得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清波杂志》，此书曾经俗人之手，以粗劣书匣盛之，弢翁殊为不满，捐书时特地请北京图书馆另作书匣，后来赵先生果然照办。

弢翁曾经编过善本书目，名曰《自庄严堪书目》（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著录古籍三百三十多部，仅为所藏善本的少半，惜未完稿，捐书之后书目便再无由编成。捐赠周氏所捐善本古籍之后，赵万里先生生前原有计划编一部目录，“略仿书画著录之例，详录题跋、印章，加以考证，并附书影”，所恨“文革”乱起，不克成功。及至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间，赵万里先生及门高弟冀淑英先生才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至1981年7月，呈弢翁删定，8月冀先生据弢翁意见修订完成。冀先生原本也打算按照赵先生的遗愿，附上书影，但无奈当时出版困难，难以全部配图出版，只得由弢翁精选50幅书影印于书前，虽然使用铜版纸，但部分图版仍感模糊不清，殊为遗憾；更为遗憾的是，此书原拟为弢翁九十岁生日祝寿，于1981年上半年出版，但至1984年弢翁去世，此书还在印刷之中，直至1985年才问世发行。一良先生等为之浩叹。其后，国家图书馆又续有编辑《自庄严堪善本书影》之举，正是为了弥补《自庄严堪善本书目》未能同时刊布书影和题跋的遗憾，此书由一良先生担纲主编，景良先生、程有庆先生为副主编，于1999年9月之前编成，“每部书拍首页、末页及跋全部，除原藏715种外，并附早期捐献之《经典释文》、《左传》以及40年代售出之明板书109种，共计2330图已完全拍毕，并请冀淑英先生作序，请北图同仁对每部书作简短说明”（《全集》，第十册）。遗憾的是此类图书当时出版极为困难，一良先生为此曾经致信王贵忱，恳请代为联络出版社，一良先生关注弢翁旧藏，由此可见一斑。此书又历十一载，最终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惜一良先生已不及见了。李国庆先生编著《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时，一良先生也曾提供很多资料，例如委托堂弟周骆良、周骘良（后改名周之良）从北京师范大学复制全部王文进旧藏弢翁书札，李国庆先生悉数纳入书中。

国家图书馆为弢翁捐赠善本古籍，曾经办过三次展览：其一是1952年9月20日，适逢弢翁捐书入藏之际，赵万里先生操持策划“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其中弢翁捐赠者尤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对这批善本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评语（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当年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书后附有若干书影；其二是1991年，国图为纪念弢翁百岁诞辰举办展览，当时弢翁子女十人都曾亲往参观，冀淑英先生陪同讲解，并摄影留念；其三是2012年，国图为纪念弢翁捐赠善本古籍六十周年，与天津图书馆合作举办“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展出古籍92部，并出版展览图录《书香人淡自庄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收录书影54部，每部均有著录和简单解题，书末附《自庄严堪善本简目》。

弢翁捐赠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上海古籍出版社皆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惠及学林，至2002年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启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复影印多种。此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影印了《周叔弢古书经眼录》（2009年）、《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2009年）、《周叔弢批校古籍选刊》（2013年），孟繁之整理的《弢翁书札（附日记）》正在编辑之中，收录遗札七百余通，即将出版。周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2012年）为我们了解弢翁的藏书、校书、读书、捐书，以及书法造诣、玺印收藏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周一良先生批校各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周一良批校〈颜氏家训〉》《周一良批校〈文选〉》《周一良批校十九史》等多种。

弢翁珍爱自己的藏书，凡有破损，必得雇请良工，“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不仅如此，1957年弢翁还与徐森玉联合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技术班，培养修复专业人才，以使公藏善本修复后继有人。这项提案获得通过，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自办班，前后两届。如今全国各地图书馆的一流古籍修复师大多是这个修复班的学员，在国家图书馆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弢翁这一建议可谓泽被后世。

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两代捐书、爱书的拳拳之情，感人至深。

能读父书：一良先生与弢翁藏书

弢翁以命子女抄书、校书作为国学基础教育的方法，故一良、珏良兄弟自少年时代就协助弢翁抄书、校书。1928年，一良先生（时年16岁）协助弢翁传录《栲栳山人诗集》和《危太仆云林集》。直至一良先生学有所成，1937年居家时期仍然协助弢翁校书，弢翁用多种抄本校勘《彊村丛书》本《乐章集》，其中一种就是由一良先生代校，并以蓝笔书于天头的（以上均见《弢翁藏书题跋》）。1948年，一良先生代弢翁书元相台岳氏家塾本《春秋左传集解》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以上种种，都是弢翁培养子弟的途径。

周一良少年像

一良先生从其尊人学习版本之学日久，对于弢翁倡导的版本鉴定之法亦熟练应用，所批《世说新语》云：“汪藻书（指《世说叙录》）久佚。日本前田侯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有之，近影印行世。其书刻工姓名，与董弅刻于严州之《刘宾客文集》全同，盖亦董刻严州本也。”（《〈世说新语〉批校》，《全集》第九册）一良先生所云严州本《刘宾客文集》，即南宋绍兴八年（1138）严州知州广川董芬校刻之本，逐页版心下鱼尾最下皆有刻工姓名，与尊经阁藏宋刻《世说叙录》刻工相同。严州本《刘宾客文集》藏故宫博物院，弢翁友人徐森玉曾影印行世，一良先生或曾寓目，并据以勘合两书刻工。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录严州本《刘集》，并记“刻工有与《世说新语》及余藏《新刊剑南诗稿》同者”，然傅书原系私记，刊布甚晚，当非一良先生所据。

弢翁赠一良先生的书不少，其中尚留存天津家里的也捐赠给天津图书馆。今可见者有1929年所赠《仪礼图》、1931所赠陶湘影刻宋本《八经》（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书一良先生后转赠外甥孙启治，因孙先生助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段注说文》，故有此赠，为此一良先生还谆谆叮嘱云：“我甥经史子集，四部皆通，洵非虚语。究其原因，实际在小学根柢较好之故。我之所以以段注说文相赠者，于此故也。弢翁藏书由北而南，此书由我传于你，皆因‘小便能通’之故”（2001年2月7日，《全集》第十册）。所谓“小便能通”，是指方尔谦曾赠幼年一良先生联语“生小便能通鸟篆，闲来每与说龟藏”（《也记联圣大方》，《全集》第九册），以鼓励他学习古文字，而孙启治亦擅长“小学”（文字训诂），所以一良先生移作赠语。赠书中还有平装书《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此书系弢翁六十生日时谢国桢所赠，当时弢翁子女编辑《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乃至日后《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都受此书的影响。1952年捐书之际，弢翁特地写信给在北京的一良先生，所捐图书中若有需用者，尽早取走，可见舐犊情深。

弢翁幼好哲学，随祖父在青岛居住时期，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交谊甚笃，曾与卫礼贤、劳乃宣合作翻译康德《人心能力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续译《康德传》及《纯粹理性批判》，因一战德国战败，卫礼贤回国未果。然弢翁终身爱好哲学，兼通西学，所畜西文图书亦复不少，1955年捐赠给南开大学。一良先生回忆：“后来学梵文时，他（弢翁）收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父亲收藏的英文文学哲学书籍，以后也为学西洋文学的二弟珏良和一度学哲学的十弟景良所利用。”（《怀念敬爱的父亲》，《全集》第九册）珏良先生《自庄严堪藏书综述》、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都有专门章节谈弢翁的西文图书收藏。

一良先生所得弢翁的教育，所读弢翁的藏书，积累成他独特的学问，既善利用各种珍本善籍，又擅长从惯常所见之书中读出更深的意味。

善世家学，读书得间：周一良先生的校书与著史

周一良先生少年时代（8岁至18岁）是在家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才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22年弢翁为时年十岁的一良先生所定的日课清单，可见一良先生幼年所读之书：

一良日课

读生书《礼记》《左传》

温熟书《孝经》《诗经》《论语》《孟子》

讲书《仪礼》（每星期二次）

看书《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

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字《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周景良《回忆一良大哥》）

弢翁为一良先生安排的课程明显高于一般私塾的水平，也比一般西式学校里同龄少年学得更多。这个时候，周家西席张潞雪先生刚刚到馆，他学问渊博，循循善诱，通《毛诗》《三礼》《春秋左氏传》，在周家前后四年，一良、珏良兄弟从之读《礼记》和《左传》，收益很大，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一良先生对张潞雪先生印象极深，晚年回忆录曾经提及，而且一直保留着张先生亲手题签的《东塾读书记》（《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以及他的照片。此后，又从唐兰先生学习古文字。一良先生幼弟景良曾翻阅长兄少年时代所用之书，发现很多题记，他写道：

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过的书上题字。我十多岁时，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书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怎就这样大胆地分析、批评书的内容，有时批评作者的口气言辞还十分不客气。十几岁年纪，毫不顾忌地随意在书页上写下评论，起初，我多少有点感觉他有几分狂妄。逐渐，随着我自己认识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一、他那时虽然年龄小，但已是“饱学之士”，读《论语》、《孝经》不用说，读《左传》、《礼记》等等之外，甚至连《仪礼》等也都读了。习古书强调治“小学”（古文字学），他在这方面则深入学习了《说文解字》。我感觉，即使在读老书房那一代的学子中，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扎实，不见得就低于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础辨识学术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气，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标准在那里呢。二、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近乎日记，不是拿给别人看的，不必顾忌而能充分写出自己的意见。（《回忆一良大哥》）

可见一良先生年轻时代就有如此见识，与其接受高水平的私塾教育和善读父书极有关系。

上世纪30年代初周一良在北京读大学时和父亲弢翁合影

周家一向对子女买书、读书不加限制，故一良兄弟除了读父亲藏书之外，也自己购置图书，当然主要是课业、学术，乃至消遣的书籍，善本殊少。一良先生非常珍视自己的藏书，抗战军兴，特地致信傅斯年，请他代为搬运并寄存自己所用的图书，他说：“一良藏书本区区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挲，手加批注者，是以辄念念不能忘耳。”（1939年4月24日，《全集》第十册）又说：“一良藏书无珍本，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不忍舍弃之矣。”（1940年11月13日，《全集》第十册）一良先生晚年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其回忆录《钻石婚杂忆》说道：“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一良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里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后来又寄到北京。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全集》第八册）遗憾的是，抗战及内战时期毫发无损的藏书，1967年竟遭抄没，逮至1978年发还，多数线装书已经不知所踪，或是散乱不全，一良先生最为珍视的曾经手加批注的图书丢失不少（周启锐《周一良读书题记出版说明》，《全集》第九册）。目前仍在的，有可举如下几例：光绪二十年（1884）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朝阳郑氏石印卢氏抱经堂本《颜氏家训》。

《魏书》题记云：

朱笔为20世纪30年代在史语所时手迹，墨笔为40年代在清华时所书，铅笔则70时代重读时所记。回首前尘，四十余年矣。1979年2月记于燕东园，时正草写南北朝诸史札记。

《世说新语》题记云：

朱笔为30年代读时所写，墨笔为40年代手迹，铅笔则70年代重读时所记也。1978年1月2日题。

《颜氏家训》题记云：

廿五年（1936）入中央研究院，专读南北朝史书，旁及当时子部、集部，更喜此书多记当时风俗人物，暇辄翻阅卢、赵两家外，并参考鄞县全祖望、兴化李详以及今人息县刘盼遂、长沙杨树达之说，翻检所得有足与正史相发明者，并著于书眉。（以上《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

由这些题记可知，当年一良先生朝夕摩挲、不能舍弃者主要就是以上这些的书籍。

一良先生《世说新语》的批注，参考目加田诚的日文译注和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文译本。一良先生教授学术专业英语时也曾使用马瑞志英译本，1982年在美国讲学时，曾以“《世说新语》及其作者”为题发表英文演讲，此后1989年至1990年用四十天时间挑出英译本四百余处讹误和不确之处，重新翻译，并请老友王伊同教授润色译文，交台湾《清华学报》发表。目加田诚的译注本则是日本友人渡部武先生寄赠，一良先生题记云：

1976年9月收到，一良。

此书收到后即值毛主席逝世，未及阅读，以后又入梁效学习班。到1979年9月间，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翻阅《世说》，始参考此中译文及注解。《世说》颇不易解，此书日语译文甚能体会原文语气，又以当代口语表达之，流畅易懂，极为难得。然不免有误解误译处，皆为标出，俟将来有机会与渡部武先生等一商榷也。1978年10月7日。（《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

从以上题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书籍的批校与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周一良1936年以燕京大学高材生入职中央研究院，得到极好的读书和研究机会，及至1946年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入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得到极好的教职，潜心问学。1963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就是他二十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文革”十年，一良先生不能安心学术，1976年之后重新董理南北朝史书，参考中外最新成果，奋力写作，1981弢翁九十生日之际成稿，至198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则学问更上层楼。一良先生在《札记》题记中自谦“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军’矣”，实则远超乾嘉诸贤，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新典范。

弢翁旧藏754种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我曾经在那里供职14年。自2006年参与“文明的守望”大型古籍善本展览到前三届届全国珍贵古籍特展，多次获睹弢翁所藏珍本，曾撰写朱存理稿本《珊瑚木难》的全国珍贵古籍申报书，因之反复拜观、揣摩；也曾撰写《宋本〈东观余论〉考》，对校上海图书馆所藏嘉定三年刻本，表彰弢翁所藏残宋本《东观余论》的文献价值，也是继承赵万里、冀淑英等前辈图书馆人的事业。关于一良先生的志事与生平，则拜读过荣新江老师在先生逝世之后所作纪念文章《周一良先生与书》（《读书》2002年第6期），此篇专谈周先生读书、赠书的旧事，以及因书而起的各种因缘，我由此深刻体会到弢翁与一良父子对于藏书、读书、著史的关联，特别感受到一良先生“读书得间”的特色。如今《周一良全集》出版，复读赵和平老师《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周一良先生的学术生涯》（《全集》第一册），参以《全集》最新收录的《自传与杂记》编，更是无比景仰一良先生。余生也晚，不获亲炙教筵，第一次得见一良先生是在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当时曾提交《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意在继先生《书仪源流考》之后有所探索，惜未能当面请益。最近复有《南北朝交聘记的基础研究——以〈酉阳杂俎〉为中心》《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等小文，亦是追慕先生《魏晋南北史札记》的致敬之作，不敢辄献，敬祈教正。

（本文承周景良、荣新江、赵前、孟繁之、刘波、孟刚、廖生训诸位先生教正并赐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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