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不同民族融合（多民族在北京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缩影）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就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到鸦片战争以后，在共同抵抗外敌的斗争中，各民族更加团结，最终形成了由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陕西昭陵博物馆藏的唐代胡人备马图壁画。资料图片

从考古和历史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现端倪。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时代、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石峁遗址时代，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文化时代，各地文化不仅通过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共性，而且此共性特点为夏代所继承，在商、周时期得到发展，并在以后的数千年中于中华大地上一直延续和发展着，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共有的核心特点。这些特点是古代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过了数千年的漫长历程，到秦统一时期基本完成。

北京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城市。北京的历史说明，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和大趋势，多民族、多元交往交流是过程，融合、一体是结果。北京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形成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

在旧石器时代，北京已有人类活动，并留下了多处遗址，如50万年前位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在北京怀柔、延庆、平谷等地也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1万年到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在北京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发现了更多人类活动的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在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人群就与中国其他地区，如内蒙古、河北、辽宁，甚至河南等地有很多交流，因此其文化具有共性。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今中国境内各地区的不同人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已形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共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就开始了。

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夏、商时期，由于地处北方牧业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界地带，北京存在华夏与北方各部族交错杂居的状况。本地民族除了华夏以外，还有狄人、山戎、东胡等牧业或狩猎民族。一方面，显示出农牧结合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与以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为核心的中原商、周文化逐渐扩大联系。根据《国语·周语》卷二中的记载，狄人与华夏人交往时有专职的“舌人”居间沟通。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的周代，周王派宗亲率族人来到北京地区，建立了两个诸侯国，分别为蓟国和燕国。中原王朝的影响不断北上，华夏农业文化更多地进入北京地区，于是燕山南北的土著农牧文化与周文化结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幽燕文化”。这个时期，北京地区还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尚没有成为中心。

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分封的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修建了防备匈奴的燕长城，划清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界线，北京地区则完全融入华夏文化圈，但在长城以内，仍有多民族聚居，存在地方文化特点。如以游牧业为主的狄人在今北京延庆建有代国。另一部分已经转向农业的狄人在北京周边的今河北易县等地曾建有存在了数百年的中山国。

战国时期，狄人与华夏人的通婚已经普遍存在。如晋文公的母亲就是狄人，晋文公小名叫“重耳”，就是狄语“大耳朵”的音译。战国晚期随着燕国的强势扩张和不同族群间的交流，狄人等土著部族虽留居当地，但逐渐被同化，其文化也逐渐融入燕国文化。因此，有先秦文献称狄人与华夏同祖。秦国灭亡燕国后，在今北京设蓟县，当地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

秦汉以后，又有匈奴、鲜卑、乌桓、丁零和高车等北方部族大量涌入今北京及周边地区，民族成份有所增加。

到唐代，在北京设幽州。幽州因为比邻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属于边疆地区。唐太宗征高丽时曾把大量高丽人带到幽州安置。随着唐朝控制区的扩大，又有大量来自东北的奚人、契丹人、女真人不断地迁入幽州，他们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

研究隋唐史的权威学者陈寅恪先生指出，在唐代中晚期时，由于大量“胡人”进入，河北（包括北京）地区已经“胡化”（即少数民族化）。因此，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才能以当地剽悍的“胡人”骑兵为主力发动反叛唐朝的暴乱。史思明在幽州建“大燕国”，把北京作为首都，自封为大燕皇帝，基于这种情况，陈寅恪认为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河北地区不仅是从血统上，而且从文化上已经是“胡化”社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公元840年，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崩溃后，有数万回纥人南下进入幽州和河北等地，这些人以后也融入了当地汉人之中（《新唐书·回纥传》）。

在唐代，很多边疆地区都有相似的民族融合情况。如唐代诗人司空图在描述河西走廊有很多汉族人少数民族化的情况时，在其《河湟有感》诗中称：“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所以说，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流一直是双向的。这也造成了文化、血统的大规模传播与融合，也是中原汉族人口和文化不断得到补充扩大和丰富的重要原因。

公元938年，幽州（北京）成为契丹族所建辽政权的陪都。大量契丹人进入今北京，辽灭亡后，这些契丹人基本都融入了当地的汉人之中。

1153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将首都从黑龙江迁到今北京，称“中都”。大量女真人进入北京地区，促进了与北京各族居民的逐渐融合。中都大规模扩建，卢沟桥就是这时候修建的。

1271年，蒙古人在北京建“大都”，带来了蒙古族文化。定居的蒙古人逐渐改说汉语，改变了原有的发音，给北京的汉语发音造成了历史性变化。因此，如今多数学者认为北京话是元大都话的直系后裔，也就是现在北京话的发音是被来自阿尔泰语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改造后形成的。

到了清朝，随着满族人的入关，东北各少数民族随之大量进入，对北京地区民族构成的影响更是全面而深入的。清代北京分为内城（北城）、外城（南城），内城驻扎的全部是八旗兵及其家眷，汉族人则住在外城，有人称之为“汉人城”。清初内外城共76万人，旗人占一半。八旗除了满族人和部分入旗的汉族人外，还有蒙古、藏、维吾尔、鄂伦春、锡伯、达斡尔、俄罗斯等族人。在清代的近300年间，北京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使得差异不断减少，共性不断增加。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京没有出现动乱和民族仇杀与清代民族间的融合有很大关系。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北京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自商周以后的3000多年来，北京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区，是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的大熔炉。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包容力使之成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苔萃之地，成为全国56个民族成份齐全的地区，这极大地丰富了北京文化的内涵，也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从1949年的9万多人发展至今已超过104万人。新时期以来，北京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快速增加，目前已达到37万人，不同民族间通婚已成为普遍现象。根据统计，从2008年至2012年，族际通婚占北京市结婚总人口的比例为11.5％左右。民族间的融合使得各民族之间思想文化观念不断趋同，共同性日益增多。北京已成为各民族友好团结、相互学习、共同前进的中心。

（作者杨圣敏，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2年第1期）

作者：杨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