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去全球化（全球化加深欧美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公正和团结。社会民主主义者组成西方国家政治上的中左翼，相信应当让每个人获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资本主义予以约束。

约束资本主义的传统方式有三，其一，在公司层面，借助工会组织；其二，在国家层面，通过掌握政治权力；其三，在全球层面，借助进步力量的团结合作。这三种方式的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推动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即便部分发达国家之中，社会民主政党和工人政党很难成为主导性的执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今面临的尴尬在于，约束资本主义的传统方式已经被大大弱化——新出版的《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一书指出，“民族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民主和保障雇员权利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易成功的场所”，因全球化推进而被削弱。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因而被尴尬地称为“白左”。

“国家主权、民主与全球化之间之间存在的竞争”，很容易造成国家主权尤其是经济和社会职能被显著削弱。也就是说，如果要继续推行全球化，不可避免就要涉及放弃民族国家或民主政治——但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比如放弃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通过国际或区域组织、联盟来代行相关职能，由此其实也弱化了所在国民众通过代议体系争取权利的可能。又如，增进民主政治，就不可避免破坏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其实对于很多现代国家的政治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

《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书中指出，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数字化、生态等方面的全球化的影响。民族国家通常会奉行适应与合作策略，其目标是实现增长或社会保障目标的同时，避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与其他政府达成国际协议。比如，增加对教育或培训的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全球化以及新兴技术对于本国就业群体的影响。又如，尝试在各大洲推行共同的生态和社会标准，降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产业竞争方面给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冲击。但这些政策的效力往往也是相当有限的。

在欧美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会，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趋于消亡。而人权主义、女性主义等相关进步观念的参与者，很多情况下成为了社会争议的引发者，而非将社会价值确立为社会共识。

欧美国家工会衰落

而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力推的全球公正，在当下已经面临定义不明的状况，更被直指反过来制造了更大程度上的不公。比如，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国家内部分配层面，应推行更加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社会政策、再分配政策，允许通过贸易保护来实现保障。但这种做法究竟跟纯粹的民粹主义有没有、有多大差异，是值得讨论的。

全球公正议程通常还包括全球社会保障标准，制定抵制税收竞争和逃税的全球规则，但又要顾及贫穷国家的增长政策，要推行放弃对环境有害的补贴等内容，而这些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

美国的民主党，以及欧洲各国的社会党等政党，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本营，也是跨国的公民社会的支持者。但这些政党在最近几十年来也朝着保守右翼一方滑动，并且与硅谷等互联网科技产业中心的企业结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盟。这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能真正意义上采取遏制企业、资本数字霸权。

甚至而言，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推进全球公正为由（比如为有色族裔赋权，为妇女赋权，为其他少数族裔赋权）而向发展中国家强推的许多政策议程，在发展中国家加剧了政治混乱，造成了社会对立，这意味着后者会在国家稳定和民主建设方面受到弱化。在这样的混乱中，也谈不上有效的社会建设——相关的国家更可能受制于欧美国家的国家霸权、资本霸权和数字霸权。

社会民主主义视阈内的全球公正，最典型的议题就是劳工公正。现在的问题在于，尽管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环境、公平劳动报酬，但本质上是为了降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冲击而发声的，而且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环境等成本，通常也因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相反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本已微薄的分配份额中，可以分给劳动者的部分。

事实上，即如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一方面接纳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的劳工标准，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不应剥夺发展中国家低薪这样一个天然的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投资、发展环境远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被剥夺了低薪的成本优势，一步到位提高薪酬标准，根本不可能具有基本的竞争力。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主导推进的全球减贫工作，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资源，成效甚微——全球减贫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所取得的积极成绩，主要是中国扶贫工作尤其是近年来的精准扶贫的成效带动的，刨除中国样本，欧美国家以及有关国家组织在非洲、拉美相关国家开展的资金援助、粮食援助、救灾等工作，非但没有取得积极成效，甚至加剧了有关穷国的政治和社会混乱。这也被指责为“政府失灵”的重要表现。

社会民主主义者试图规训金融资本，避免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但这方面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成效，甚至比扶贫工作的效果还要糟糕。这本书也指出，新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特点是增长更弱而危机易感性更高。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了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致力于强化监管，让金融监管体系如同金融衍生品那样变得细密复杂，却被证明根本不足以遏制危机的发生和传导。

《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这本书也谈到了移民问题。跨国移民给发达国家的社会，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们带来了巨大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教义要求不能对身处危险和贫困的人们的境况视而不见，但给出这种帮助，如果是要以削减现有民众的基本福利甚至是生存保障为代价，以及给现有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政治争议显然就很突出。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时会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强调，引入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可以填补人口缺口，减缓老龄化对于发达国家增长的影响，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往往与发达国家因新技术、全球化的冲击而失业的中青年居民，本身很难适应新技术、全球化逻辑下的产业需求，均为发达国家国民福利的分享者——移民越多，本国居民所能分到的份额就越小。

所评图书：

书名：《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

作者：（德）米夏埃尔·道德施泰特 等

译者：董勤文、黄卫红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