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盗墓故事(一本被盗墓贼带出的惊世史书)
说到史书,大名鼎鼎的要数《史记》,更早的还有孔子编撰的“让乱臣贼子惧”的《春秋》。
影视剧中的孔子
无论是《春秋》还是《史记》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主张“法先王”,其实就是学老祖宗贤明的做法,为此对夏商周三代以及三皇五帝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可是,西晋偶然的一个盗墓事件,却让人们对《春秋》、《史记》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古墓天书横空出世
西晋咸宁五年(另说是太康元年或二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距离洛阳不远的汲郡发生了一起盗墓案,这本是一个小事,却在中国文化史上掀起了大波澜。
盗墓贼的名字很奇葩,叫“不准”(其实这两个字念作“否标”)。
这个不准几乎盗遍了所有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大墓,基本上都是皇族和贵族的大墓。
有一次,不准潜入了魏襄王的陵墓,把金银珠宝和古董席卷一空后,他还发现了一些竹简。
对于贼来说,这些竹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不仅不值钱还重,甭说带走了,他看都懒得看。
后来不准的踪迹被人发现了,等官员的人赶到的时候,这个墓都已经被偷盗完了,地上只剩下被遗弃的竹简,竹筒上有一些形似蝌蚪的文字。
官员们觉得这些蝌蚪文非同小可,立即将此事上报朝廷,并收集竹简,足足装了十车。
古代竹简
这十车的竹简还不是全部的存量,据说当时不准进入魏王陵墓的时候,带来的火把突然熄灭了,为了照明,他就直接拿起旁边的竹简烧了起来。
据后人考察,他最起码烧掉了几十片竹简,果然,没文化,真可怕。
恰逢当时的皇帝晋武帝是个文化人儿,所以对这些竹简相当重视,让学者们苦心钻研,最终整理出了先秦古书十几种,共七十五篇。
其中《纪年》十三篇尤为珍贵,由当时西晋帝国最有文化的御用秘书荀勖、和峤首先将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誊写,形成初释本,又称“荀和本”。
不过,这二位还未认真研究,就相继挂了,也许是嫌他们寂寞,晋武帝不久也下去了。
晋惠帝即位后,秘书丞卫恒又奉命考正竹简,但卫恒不久被杀,佐著作郎束皙继续了未竟的事业,形成考正本,又称“卫束本”。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导致战国之前的史书大都消亡,《纪年》十三篇成为唯一未经焚毁和篡改的上古史料,意义非同一般。
因为在汲郡古墓中发现,称之为《汲冢书》,又因为写在竹简之上,称之为《竹书纪年》。
上古机密惊人爆料
相比《竹书纪年》的象征意义,它的内容就更加亮瞎狗眼了。
我们在《史记》里知道,尧帝把位子让给了舜帝,舜帝又因为大禹治水的功劳把位子让给了大禹,这种代表最原始的民主的禅让制,很受儒家思想的推崇。
但在《竹书纪年》中,舜帝是另一副面孔,不仅尧帝年老痴傻,舜帝还囚禁放逐了他,不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丹朱见面,禅让变成了赤裸裸的篡位。
还有那个“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伊尹,不想治理天下的厨子不是好厨子,李大嘴你羞愧不?
《史记》上说因为太甲不明,伊尹让他在桐宫闭门思过,三年后又亲自将他迎回,这多么伟光正,伊尹多像商代帝王严厉而又负责的老师。
在《竹书纪年》中,伊尹流放太甲而自己称王,结果太甲潜逃后杀死伊尹复位,国之栋梁变成了篡位的乱臣贼子。
大家一定记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词语,提醒我们防微杜渐,不要因不起眼的小事坏了整个大局。
这话说的其实就是春秋的周厉王,因倒行逆施,导致国人暴动。
《史记》上说周厉王出逃以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竹书纪年》却说是由共伯和,即共国的伯姬和,暂代君位。
要说西周后期最雷人的君主,周厉王真算不上,那位“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才是。
《史记》上只说犬戎攻破镐京后,周平王宜臼即位,西周变成了东周,这就完事了。
但《竹书纪年》却记载周平王是外公申侯所立,周室则拥立周幽王之弟余臣,称为周携王。
也就是说,有段日子,是“天有二日”。
这是不是很颠覆我们正常的三观,按说这样一本有轰动效应的书,应该像今天的爆款文章一样,轻松10W ,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竹书纪年》在之后遭遇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竹简原书被毁,初释本、考正本传世,却一路散佚,到了宋朝已不见记载。
好不容易现世,却因为内容太过惊世骇俗,被统治阶级和学术界主流视为异端,恨不得一把火烧掉,也禁了一千多年。
花开两朵谁真谁假
虽然《竹书纪年》有一些与正史不同的地方,但断言它颠覆了中国历史,也实属于夸大其词。
三皇五帝
上古历史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竹书纪年也只是一例孤证,所谓孤证不证,怎么能无条件接受?
再说了,原简是用先秦古文写成,到西晋时能识别的人已经不多,后人难免误读,再加上不断散佚,总会有些鱼龙混杂的说法,或者出现不同的解读版本。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就出现了“完整”的《竹书纪年》,春秋战国部分采用了周天子纪年,它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但清代学者大多断定它是托名的伪书。
现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尽管今本真伪存疑,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古代竹简
真书有纰漏,伪书还有价值,这里边的真真假假,谁又说得清?
不过,无论《竹书纪年》中记录的历史真也好,假也罢,它只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见解,代表着一种思想和价值观。
孟子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于历史的了解,史书资料只是作为参考,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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