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技派的演员有多差（在剧崩中把演技飙出新高度的演员）

电视剧《不惑之旅》仿佛一部穿了佳构剧外衣的中国版《简·爱》19世纪中期，《简·爱》在英国发表的时候，以法国斯克里布为代表的“佳构剧”正风行欧美舞台佳构剧后来成为贬义词，剧情有一套打不破的程式，却脱离现实《不惑之旅》采用了佳构剧常见的套路，播出后收视率高开低走不过剧崩了，好演员的表演却令角色不崩，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演技派的演员有多差?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演技派的演员有多差

电视剧《不惑之旅》仿佛一部穿了佳构剧外衣的中国版《简·爱》。19世纪中期，《简·爱》在英国发表的时候，以法国斯克里布为代表的“佳构剧”正风行欧美舞台。佳构剧后来成为贬义词，剧情有一套打不破的程式，却脱离现实。《不惑之旅》采用了佳构剧常见的套路，播出后收视率高开低走。不过剧崩了，好演员的表演却令角色不崩。

这位让观众刮目相看的好演员，是45岁的女演员刘威葳。剧中，她与几乎同龄的梅婷有大量对手戏，互飙演技。相比梅婷饰演的女主角——质朴的女教师简单，刘威葳饰演的王忆如是个精神病人，人设并不讨喜。她却凭着过硬的演技，让这个“疯女人”配角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她时而优雅时而疯狂，有种病态而脆弱的美，意外圈粉。这个角色的塑造，也为该剧贡献了一个为数不多的亮点。

事实上，刘威葳一直是被低估的女演员。早年，她以央视外景主持人身份为观众熟知。而她在影视圈扬名的作品，是《红十字方队》。当时刚从北电毕业的她，在其中扮演女二号司琪，身份是军医大学的女兵。虽是新人，但刘威葳对角色的理解到位，表演富有层次感，把司琪的青涩、倔强、善良诠释得丝丝入扣。2003年，27岁的刘威葳与孙红雷合作《征服》，演绎“大佬的女人”李梅，在剧中和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亡命天涯，更是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李梅并非脸谱化的“蛇蝎女人”，而是良心未泯。杀人不眨眼的刘华强，最后竟被李梅说服，选择束手就擒。在剧中飙对手戏时，刘威葳没被孙红雷的气场压住，颇为不易。

出道20多年，刘威葳并不缺代表作，除了《红十字方队》《征服》，还有《蜕变》《左右》《遥远的婚约》《我的团长我的团》《双探》等。她扮演过的角色，往往不是女一号，却又具有强烈辨识度，几乎没有雷同的风格，有时甚至抢了主角的风头。无论古装戏，还是时装戏，她的表现，往往都能超出观众对角色的预期。这既与刘威葳作为演员的天赋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她的爱好有关——她热爱阅读，钻研角色，演谁像谁。

这一次，《不惑之旅》里的“疯女人”王忆如同样给了观众惊喜。剧中，忆如、简单、马列文的三角关系，对应的是《简·爱》中的前妻伯莎、家庭女教师简·爱和男主人罗切斯特。与心智正常的女主角简单相比，“疯癫的前妻”这个角色可谓烫手山芋，难以驾驭。

美国两位女性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合作的学术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年出版后，意外成为畅销书。两位作者通过对此前西方文学的爬梳和细读，从文学史中打捞出了“疯女人”这一十分典型且重要的意象和母题。该书关键词“阁楼”和“疯女人”的直接来源，正是小说《简·爱》。两位研究者认为，罗切斯特客厅的家庭教师简·爱，和阁楼房间里关着的疯狂前妻伯莎，看上去是天使和疯妇般的二元对立，但事实上，简·爱和伯莎，“其中一个代表的是能够被社会或者传统所接受的人格，另一个则是自由、不受约束、经常具有毁灭倾向的自我外化。”而“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疯女人”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学史当中，也广泛存在于华语世界，譬如曹禺《雷雨》中的繁漪。

但华语世界里著名“疯女人”的行为模式，和《简·爱》中的伯莎不一样，往往优雅而疯狂。被多次搬上舞台及大小屏幕的《雷雨》里的繁漪，哪怕歇斯底里对家人乱发脾气，身上的旗袍依然是“战袍”，不会出现不体面的褶皱，脸上的精致妆容也不会花掉。

刘威葳在演绎王忆如时，也适当借鉴了繁漪这类疯女人形象的呈现方式。《不惑之旅》中的王忆如，哪怕活动半径仅限于自家别墅，也永远盛装打扮，仿佛随时要参加高级社交活动。王忆如并没有像伯莎那样被严严实实地关起来。

和欧洲著名的“疯女人”形象相比，王忆如疯得既优雅又有尊严。她甚至能偷溜出疗养院、在公园的湖上泛舟。她还能在生日当天光明正大地从疗养院回家。

刘威葳以精湛的表演赋予了这部剧罕见的喜剧感。特别是在演绎忆如一本正经强迫马列文到医院做检查、发誓要治愈他各种身心疾病的那些桥段，承担了全剧最密集的笑点。忆如的行为虽然荒唐，但她心眼不坏，神态不时还流露出一种难得的纯真。她没有像影视史上常见的疯女人那样以披头散发乃至邋遢形象示人，相反总是打扮得很精致，动作优雅，语言文艺，眼神生动，仿佛永远活在小说和话剧里。刘威葳把舞台剧的表演方式应用到影视剧的表演中，处理台词的方式张弛有度：呈现疯癫状态时，她眼神专注，张口说话就像背台词；神志正常时，用正常的语速和神态。她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一个沉迷在爱情小说世界里无法解脱的躁郁症患者。

忆如比伯莎要幸运得多。只要听老公的话、听爸爸的话、听医生的话、顺从被安排的人生，就能衣食无忧、姿态优雅地在国内外一线城市生存，而不会因贫穷和疯癫而像欧洲历史上的疯子们那样被置于空中的透明阁楼里示众和展演。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及：展示疯子，是中世纪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比如，在德国的某些疯人塔上，装有栅窗，可以让人们看到锁在疯人塔里的疯人。之后，这种风俗继续发展，几乎成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特色景观。福柯发现，“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士……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千人次。”欧洲的收容院因此具有一种囚笼的隐喻。

史料中记载的欧洲距今已有两百年的距离。21世纪的“疯女人”王忆如，可以被亲情治愈。

《不惑之旅》对王忆如的出路安排得非常体面：马列文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她，女儿主动提出要出国留学，然后她选择出国陪读。她的结局很偶像剧。中国版《简·爱》里，“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这个结局，大概是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发表《简·爱》时无法想象的。

而刘威葳也因“疯女人”王忆如一角，证明中年女演员同样可以戏路宽阔。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教师）谢彩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