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思维导图详细(历史上真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思维导图详细(历史上真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1)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

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

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

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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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

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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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

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

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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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

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

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见《丝绸之路》第148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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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

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

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

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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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

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

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

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

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

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

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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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

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

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

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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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

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

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

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

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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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

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

《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

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

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

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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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

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

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

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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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

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

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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