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奶奶的白发与黑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12月27日深夜，陈素芬在夜班校对室校对稿件。本报记者刘婧宇摄

白天在家里，她最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浇水施肥。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眷恋。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在陈素芬的世界里，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工作中她极少闲聊，只和编辑沟通稿件中的问题，多余的话不多说一句，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

报社夜班编辑的工作特点，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标配”。几年坚持下来，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会有熬不动的疲惫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记者发问，“校对陈老师快八十岁了，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年轻的编辑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奶奶级”的“编外校对”，似乎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她肯定有什么强大的动力支撑着，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大家越想越好奇。

乌兰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童年记忆中，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候唯一一次吃到苹果，还是生病发高烧时。

“苦命的孩子”，她这样形容自己。每当邻居给小素芬一点好吃的，她都会开心地带回家，绝不会吃独食。

解放后，因工人家庭的良好出身，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机会。

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每月能挣30多元，工资除了吃饭，全部补贴家用。除此之外，还在疗养院后山上开辟一小块空地，种萝卜晒成干，也寄回家里。那一年，她19岁。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

“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半个多世纪后，陈素芬回忆此事，仍十分自豪于这份信任。

于是，她没有多想，就和几个同样懵懵懂懂的小姐妹一起，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经过两天的颠簸，终于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年，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经常值班到大半夜时，有受伤工人被送来救治。偶尔，还会有几个醉汉闯进来。

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独自外出很危险”，陈素芬她们几乎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深处异国他乡，小伙伴们在这两个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当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经常被派过来帮忙。在这里，她遇到了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精通蒙语、汉语，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党员。

当时的国际环境，巴塔尔仓也是“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才会被派来工作。

年轻阳光的陈素芬不但人很热心，还是交谊舞高手；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时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形容，是一个“很老实的小伙”，在护士长的撮合下，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当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在使馆的大礼堂里，桌上摆几盘糖果，虽没有父母的参加，这对新人也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陈素芬至今仍记得，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巴塔尔仓是外交人员，有几套像样的工作服，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

“桶装”稿子长蛇阵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生活环境好了一些，吃苦耐劳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她记得当时单位食堂，一份红烧带鱼两毛钱。单位发的饭费是足够的，她却一直舍不得点这昂贵的菜。

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由于技术落后，当时通讯社的新闻编辑发稿流程，现在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发稿需要细长的纸条，有的写着字，有的打着孔，大家分工协作。

陈素芬每天的工作，从模写开始：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为了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带坡度的小木板，中间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纸条就嵌在槽内，写一截，向上拉一截。

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几页。每页都标上号，每个号对应一个人，大家写完手头的，都会主动去拿下一页。等稿件誊写完，所有的纸条就按编号顺序，首尾相连地粘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交付下一个程序。

60年代，经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无论多晚，只要有稿件要处理，陈素芬和同事们一样，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里面细长的“稿子”连在一起，摆着长蛇阵，成为办公室一“景”。

这只是最初的程序，接下来，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对，不能有任何差错。校对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一边看原稿，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

形似的汉字很多，多一点、少一划意思大相径庭。每当发现有差错的地方，校对员就把错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

刚开始，陈素芬也出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懊恼“怎么又错了”。

下次，她就会格外细致，争取不被老同志“点名”。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错误由少到无，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誊写的稿件了。

经过几轮校对确认无误后，这纸条才按中央和省级，分发到两台机器，把开头塞进去，机器“哗啦啦”一转，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成。

从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

她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地方，就干好哪份工作，哪怕没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当年为了提高发稿效率，前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办法。比如将报刊楼的角落上下打通，做一个“大炮筒”，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扔进这个筒。每层都有值班人员，每当听见“咚”的一声，就知道来稿了。

楼层之间，为了实现“稿件多跑路，人员少动腿”，也在地板上凿一个洞，上下层之间安装好传送带，将需要处理的稿件标记好，夹在传送带上，一拉就去了楼下。楼下的编辑看到稿件，马上对修改部分做出回应，再把稿子夹好传上来。

现在，新华社报刊楼还是过去的报刊楼，地板上的稿件通道，早就被填掉了。人们在电脑前鼠标一点，稿子就能与世界相连，融入新华社遍布全球的新闻信息采编网络。

或许在这楼里，陈素芬最能深刻体会到，这几十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

刻在记忆深处的电码

陈素芬家电视柜上，摆着她和丈夫巴塔尔仓在大草原上的合影。

草原上风很大，她的头发略显凌乱，远没有那几张穿着旗袍参加宴会的照片精致。1979年，她和巴塔尔仓第二次去蒙古国。儿子就留在国内，由姥姥姥爷看管。

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丈夫是首席记者。她除了收稿、译电、发稿等，还承担起所有一切杂务。

“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做就是了。”辛不辛苦、适不适应，这些事儿，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唯一一点，就是蒙古国蔬菜很少，好在每周都有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列车，“列车员都心肠特别好，知道我们在这边不容易，就经常帮着从北京买点蔬菜过来，大白菜、萝卜之类的，带一次够吃几天的。”几十年后，对于远在异国他乡时，同胞之间的点滴互助，她依然心怀感激。

陈素芬有本珍藏到现在的小册子，只有巴掌大，绿色封面，定价0.25元。记者随便打开一页，都是很密的小方格，一个方格一个字，对应着4位的编码和三个大写字母，再没有多余的信息，还有不少“掯”“徛”等生僻字。

这是1974年，当时的邮电部编写出版的《标准电码本》，陈素芬不知道翻烂了多少本，这是她保留至今的最后一本。

当时驻外分社从总社来的稿件都是一串串数字，要发回国内稿件也要逐字译为电码，并在纸条上将对应的码打孔。同样，也是一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工作。

记者以为译电码的工作，就像是谍战电影里经常有的镜头：报务员一手翻电码本，一手写查出来的字，显得特别紧张。

陈素芬笑着一口否定：“那怎么来得及？电码都得背下来，一看码就知道是什么字，只有偶尔不太确定才去查。”为了保证发稿效率，她这样要求自己。

“0022 0948 0364 3934 7825”，不做译电码工作几十年了，这一串数字她依然脱口而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对应的电码。

小小的电码本虽然只有80页，看起来完全没有逻辑，不能靠理解去记忆，背起来相当枯燥。记者很诧异地问：“这怎么背得下来？”她笑着说：“可能当时年轻吧，记忆力还可以，就这么死记硬背了。”

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渗透到陈素芬做的每一件事中。记得有段时间，驻蒙大使馆缺一个出纳，叫她去帮忙管账。有一次，对账时差了几块钱，怎么也对不上，她饭都顾不上吃，就翻来覆去折腾了快一天，才在一个笔记本里找到这几块钱。

就连这样一个帮忙的分外事，她都不允许出错。陈素芬说，觉得自己“死心眼”。

远在北京的儿子，却得不到这么多关注。单位的电话不能用来传私事儿，孩子的姥姥姥爷又不识字，陈素芬只能将嘱托录成磁带，拜托回国的同事带回去，再隔几个月，收到另一盘“回信”。

一次痛心的“失误”

陈素芬与编辑打交道，一般都是有事说事，很少谈及自己的心情。跟记者谈到丈夫巴塔尔仓，她用了简短两个字：伤心。

“刚退休没几天，老巴就走了。”陈素芬习惯叫丈夫“老巴”，她倚在单人沙发上，喃喃地说。

当年护士长介绍二人认识时，老巴的党员身份，给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增添了一层光环。由于精通蒙语和汉语，中蒙边界谈判时，老巴也是工作组成员。之后，外交部和新华社抢着要他。婚后，陈素芬跟着老巴国内国外来回跑，风里来雨里去都不在话下。

蒙古人喜欢靠酒交朋友，必须喝到一定程度才行。老巴是蒙古族人，在蒙古国采访到处都得喝酒，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们第三次派驻蒙古国，老巴外出采访几天，回来说胃不舒服。陈素芬以为是喝酒喝多了——这次近30年前的“失误”，她到现在仍耿耿于怀。

这个小小的警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简单熬点粥缓了过去。就这样没有检查、没有治疗，在蒙古国待了四年。

1996年，结束驻外回国两年后，老巴突然吐血，这才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硬化，已经有了腹水。担心自己一休息就彻底成了病号，老巴一直没有停止工作。

1998年，刚退休没几天的老巴，一天大清早突然吐血。

陈素芬来不及向单位请假，赶紧扶丈夫去医院。他们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愿意搭载病人的出租车。她手里还不忘拿个塑料袋，担心吐出来的血把人家的车弄脏。等到了医院，接血的塑料袋都快满了。

老巴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午就走了。

医院要做肝病研究，希望家属同意解剖老巴的遗体。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样的要求很难被接受。

陈素芬希望老巴的病例能引人警醒，避免有人犯和自己同样的错。在和儿子商量后，她郑重地在同意书上签了字，并写下这句话：“这是巴塔尔仓最后为肝病研究做出的贡献，希望能造福后人。”

整整一天，陈素芬没有掉一滴眼泪，丈夫倒下了，她得替丈夫撑起来。直到在太平间，手里抱着他的衣服，见到被医生送回来的老巴，她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

老巴走后，面对众人的担心，陈素芬不愿过分悲悲切切，说“不行也得行”。

一起共同生活过的屋子，已经装修好的三居室外加一居室的大平层，她没有多考虑就换给了同事，自己住一间装修简单的小房子。她说，那位同事比她更需要大的住房，自己一个人小一点就够了。

她一边上着班，一边调整着心情，撕心裂肺的痛慢慢消散，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你走了那么多年，你还在我的身边；那一天你微笑的脸，如今闭上眼，我还能看见”。《乌兰巴托的夜》，陈素芬时不时低声哼唱。

老巴，是她这辈子对的那个人。这个小“失误”成了她心灵上不能触碰的伤口。

“隐形人”追求“零差错”

由于截稿时间不确定，报纸夜班编辑要熬的夜，似乎没有尽头。到后半夜，人会抵挡不住困倦，头晕脑胀、两眼发花，还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证不出错，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抗，一般人真的撑不住。

尤其是后半夜等待发稿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机、看小说，试着用各种办法打发这漫漫长夜。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只要稿子一到手，就开始弯着腰，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公分的地方，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

缺钱吗？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儿子就不建议她上班了，“是自己闲不住，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

目前，她是国社退休返聘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报社年轻编辑记者都尊称她“陈老师”。说起陈老师，大家最多的评价，“有她在，放心。”

关于校对工作，有人戏称，这个岗位是“隐形”的，工作也是“隐形”的——做了很多别人却不知道，这又是一门“玄学”，似乎不管看多少遍，都会发现有错误。所以现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错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陈素芬眼里，工作质量不能因为年龄而有丝毫折扣。她觉得，校对人员不能给自己“允错率”。稿子在陈素芬手里，向来是用点校法，即用笔点着字一个一个过。她看过的稿子草样，都画满了红道道。

她校对的文章有一段王阳明原句的引用，“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错将“扳”写为“板”。古文本就拗口，而且二字差别甚小，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注意到。

陈素芬看到这句，虽未读过王阳明原文，但有着几十年的文字功底，她凭语感意识到有问题，经过核查，果然是部首错了。这类错误，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注意，但陈素芬有一种执着，坚持自己手里出来的活，不能有问题。

不仅是这类生僻的错，很多时候，校对需要做的，是和大脑的浅层意识较劲。

比如，“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当你看完这句话，都不一定能发现这里的字全是乱的。因为人眼都是成区域地扫视，大脑会重新组织排列，如果速度够快，甚至能“一目十行”，只要上下文信息充足，都不影响阅读。

所以有些人看稿子，能速度很快“顺”一遍，然后就得出个“没啥大问题”的结论。

几年前，一个部门发稿，错将一位司空见惯的外国领导人，名字其中两个字的顺序颠倒了，很多人审很多遍都没有看出来，只有陈素芬发现了这个错误，靠的就是她逐字点校。

每当遇到战役性报道，大家都熬得很晚，迎着第二天的朝阳回家，是常有的事儿。陈素芬也和年轻人一样，什么时候在最终版样签上自己的名，什么时候结束，只要没有签，就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这是我们老一辈新华人的优点，我是向老前辈们学习。”

当年19岁开始的夜班，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与各种错误较劲，也折腾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赞美，她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问“这样的夜班准备上到什么时候”，她回答：“只要单位需要，我能干得动，就一直干下去。”

夜班结束，冬夜的寒风中，她包裹着厚重的外套，显得身影越发清瘦，徐徐前行的脚步，仿佛踩着那首《乌兰巴托的夜》的旋律：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

唱歌的人，不会掉眼泪；

……（记者刘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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