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和siri说的话（对性骚扰顺从的siri们）

近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一份报告，暗示着人工智能界也许也需要一场反性骚扰运动，从苹果的语音助手Siri到“米娘”小爱，再到微软小娜，这些“虚拟女性”遭遇到男用户的性骚扰语言时，总是会顺从地回应。有人认为，虚拟女性的出现，就像洗衣机的出现对于妇女解放而言一样具有革命意义，它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从传统的由女性所提供的“情感劳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则认为基于性别刻板印象设计出的虚拟女性会加大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不满，增加他们对女性的偏见，而对女性来说，这会让她们不自觉地产生模仿。更进一步来说，即使现实的女性被虚拟的女性“解放”了，刻板的女性的形象并没有解放，她被永远囚禁在人的需求中，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将两性的关系缩减到了一个人和自己的需求物之间的关系。不过，虽然人造的虚拟女性是由一系列的偏见组成的，却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的再生产，还有可能是从来没有的“女性”。被提取的”女性特征“仅仅是一些表面的特征，和深层的“女性内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能够拥有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微软语音助手Cortana小娜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日发布的一份名为《如果可以，我会脸红（I’d blush if I could）》 的研究报告，揭示了智能语音助手市场上默认女声以及涉及性别的语言骚扰的情况。它关注了如亚马逊的 Alexa 和 Apple 的 Siri 技术的智能语音和聊天机器人，从性别视角对其剖析。（参见：杨彦帆，《“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不是我” ：语音助手的性别意识》）我们能够看到性别在人工智能领域中也成为了问题。服务类的人工智能倾向被设计成女性（小冰、小爱都是少女的形象，Siri等中性的AI也倾向采用女性的声音），她们似乎不只是助手，也越来越成为陪伴者，她们会亲切地问候用户，甚至可以陪用户聊天，给予他们情绪上的安抚等等，无论她们收到怎样的话语——即使是性骚扰的话语时，经过训练的人工智能会以一种礼貌、温婉、顺从的姿态回应（这并不是由程序设计者制定的，而是AI自主学习的结果），不会作出警告的反应。对此一种标准的解读是，在设计Siri等聊天机器人的时候，还是传递了由一种男性的主导的性别偏见，至少传递了“女性是温顺的情绪支援者”的印象。

本文不打算着重讨论对AI性骚扰的问题，一是因为这涉及人工智能的“人权问题”，这个问题无非会掉进人类中心主义的巢穴中，二是性骚扰本身很难被认为是一种男性不可改变的“固有需要”。或许我们甚至可以将一些性骚扰当作一种笨拙地呼唤对方安抚自己挫折的尝试，毕竟伴随着性骚扰的厌女症等症候都和与女性交往中的受挫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妨放回到安抚挫折的需求上，从偶像业、色情业中的真实的女性，再到“纸片人”（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等作品中的虚拟女性）和女性形象的人工智能都在回应这种需求，即使到了“机器”的领域，以女性的形象去满足这种需求依然是很有争议的。本文将试图从这个问题入手去思考女性化的机器（包括虚拟女性形象和人工智能的女性形象）与女性的关系。

安抚挫折——女性的情绪劳动？

从十九世纪末至今，女性主义的理论虽然有着种种变更与发展，但在实践层面上有一点始终保持不变：就是清除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中的性别偏见，包括在日常交往、媒体、文化产品等层次上。对于一些女性主义者来说，一切的性别特征都是社会建构的，日常的政治斗争目标就是在生活中识别并倡导清除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反对一种刻板印象，就意味着让女性从“身为女人就该如此”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一点，为女性争取多一分自由的空间。

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我们都有目共睹，尤其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更为明显，经过漫长的努力，女性成功地争取了摆脱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分配，拥有了更广泛的工作机会，但是现代的一些现象还是会让一些女性主义者困惑。随着女性在经济领域上的解放，“女性”要承担的符号责任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尤其在东亚，“女性”——或者说“扮演”女性——成为了流行的工作：在日本泡沫经济之后，女性偶像和成人行业不断发展。

近期Netflix制作的日剧《全裸监督》就描写了这一个日本色情业崛起年代的故事：男主角西村透面对事业和家庭的——经济和性的——双重的挫折，他最终被想要解放自己身体的女子黑木香所“拯救”，两人开始了共同的AV事业。故事的主线是西村一行人为了拍成人影片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虽然这些男人们看起来很强硬，但可以看到，西村透所代表的男性脸上总是带有忧郁或焦虑，而以黑木香为代表的女性总是享受的姿态出现。这是这部剧备受诟病的“男性视角”，男性被赋予了一种在目光面前不享受的特权——也就是说被安抚的特权——虽然西村透是一个在镜头前全裸的导演，但他那推销员的语气和严肃的表情依然可以把他从享受中隔离，透露出他是一个无法逃离挫折的脆弱存在；虽然他为拍摄AV作出了种种努力甚至牺牲，但是仿佛在工作中没有享受，工作本身并没有安抚他的挫折，所以他在情绪上依然是需要被抚慰的一方。而享受的任务——同样也是抚慰的任务——落在了女性的身上：女性的享受——AV演员在性爱中的激情、偶像在粉丝的应援中获得的笑容、人工智能在用户登陆时那句“欢迎回来，看见你真高兴”，都抚慰了受挫的男性。因为挫折不只是来自于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却得不到，而在于付出了却满足不了她人。在精神分析的神话里，这种挫折最早来自于孩子送出了重要的东西给母亲，却取悦不了她，人类最早期的母子互动似乎让女性承担了安抚挫折的“母职”。

当然，这种挫折也不只是男性才会遇到的，随着女性广泛地参与到社会里，她们遇上的挫折自然不比男性少，但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所寻求安抚的对象即使是男性，依然是具有“母性”特征的形象——有着温柔、细腻等等的品质，所以本文为了方便论述，也将其归入“女性”的范畴，虽然其中也许还有待商榷的地方。和男性一样，他们寻求安抚的对象在现实中是很难被找到的，因为之前属于家庭妇女“份内”的事情，现在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女性的主体性被重新发现，她们“扮演”她们的性别角色的痛苦成为了可以被看得见的表征，她们也夺回了不享受的权力，也呼唤着被安抚。于是，安抚挫折被视为一种“情绪劳动”，和其他领域的工作并无不同之处，所以它也被产业化了。

虚拟女性与洗衣机——机器对女性的解放？

小米语音助手 “米娘”小爱同学

如果我们承认安抚挫折是像做饭和洗衣服那样是一种刚需的话，那么这种“必要劳动”可以由机器替代吗？如同机器自动化替代了工人的劳动那样，自动化似乎也可以代替一部分女性的劳动：动漫游戏里的“二次元”少女满足了男性的性需求和情感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或许在满足陪伴和情感需求上能够更进一步，某种意义上，她们似乎代替了真实的女性做了安抚男性的“情绪劳动”。过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其中一个经典论点是洗衣机的发明解放了妇女，因为妇女不用承担家务工作而可以将时间放到兴趣或职场上面去了。但现在，我们同样可以宣称“纸片人”（指虚拟的女性形象）的到来解放了女性吗？还是说，这加深了对女性的偏见，或者割裂了真实世界里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呢？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这个争论每次在讨论电子游戏的色情、暴力问题都会被提及。一方面认为，性与暴力的虚拟产品可以给机会人去释放一些平时不可能释放的欲望，或者满足一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需求，人的需求和欲望因为这些产品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这些电子游戏激起人的性与暴力的欲望，也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模版。在虚拟女性的问题上，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人认为虚拟的“纸片人”女性角色确实会安抚到人的情绪，因此他们的情绪需要在真实的关系里面减少了；另一方面，这又让另一些人觉得它们会加大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不满，增加他们对女性的偏见，而对女性来说，这会让她们不自觉地产生模仿，仿佛只有做到二次元的女性那样才行。更进一步来说，即使现实的女性被虚拟的女性“解放”了，刻板的女性的形象并没有解放，她被永远囚禁在人的需求中，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将两性的关系缩减到了一个人和自己的需求物之间的关系。东浩纪把这称为一种“动物化”的现象，和自己有激进差异的人不再存在，人成为了像动物那样只与自己需求的东西相处。

对此，人们往往抱有保守的观点，将过去真实关系的价值放到虚拟的关系之上。认为真实的女性是虚拟的女性所不可替代的，因为真实的关系会包含着种种不可控的因素，会经历种种酸甜苦辣。而虚拟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自恋，并不能产生所谓的爱情，因为虚拟的女性仅仅是需求的一个客体。

那些虚拟形象身上往往带有着性别的刻板印象，这似乎并不能通过批评来改变，它们不可能是绝对地除去任何的性别特征、彻底地中性的，或许是因为一个性化的主体总是需求在另一种性别——或者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上获取安抚自己的东西（下面一节将会展开解释）。或者可以说，一个（在经济与性的领域上）解放的主体可以说就只是从被动的角色（被动地被他者享乐）变成了主动享乐的主体，他们甚至创造出了自己的享乐对象，也就是说，创造了与自己不同的“另一种性别”。虚拟的角色为这种创造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中的女性不再是相对于另一种男性的另一种性别，不再理所当然地承担“另一种性别”的职责，而是同样参与进“另一种性别”的创造之中。

数据库动物，新时代的“逼成女人”？

如果我们想要一种对虚拟女性的没那么保守的观点的话，就不得不要重新思考“另一种性别”是什么。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是带有次等、从属色彩的，而这里说的另一种性别并没有这种含义，而只是一种与自身纯粹的差异。“纸片人”或人工智能的虚拟女性并不是对女性的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在这过程中生产了新的、非人类的“女性”。我们可以列举无数条这些人造的女性的“好处”，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或许就是她们身上并不存在“女性之谜”，她们为“女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交了确定答案——就是一系列“（刻板）女性元素”的集合，她们身上没有任何“女性性”之谜去让人去困惑和苦恼，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虚拟的女性形象不会伤害到人。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最好参考一下精神分析对精神病的研究，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继承者阿兰·米勒提出了“一般精神病”的概念，指没有传统的精神病学症状（如幻觉）但却有精神病的精神结构的人。在现当代，一般精神病的案例越来越多，不得不把这个现象和整个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理解：简单来说，随着全球世俗化的进程，宗教意义上的“父之名”（一个给予主体在象征界一个位置的关键能指，它代表着象征父亲的立法和禁止功能）开始衰退，再也没有一个终极的担保者可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死亡是什么、女人是什么……精神病结构的主体为了避免自身被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压垮，他们用妄想发明了答案，而且就满足于此关闭了问题本身。当精神病发病的时候往往有被“逼成女人”（pousse-à-la-femme）的倾向——比如弗洛依德分析过的史瑞伯法官，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女人——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之外的另一个性别是什么。对于“父之名”已经登陆的神经症的主体来说（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里面，有神经症、精神病、性倒错三种结构，但是没有一种结构是“正常人”，就在过去的统计意义上，神经症和正常人最接近，但现在这个结论很难说还是否成立），这个问题不至于把他们压垮，因为他们身处一个象征秩序里面，女人就变成了一个个能指的换喻，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能指去寻求“女人是什么“的答案，同时让这个问题总是保持着某种开放性。但对于精神病的主体来说这样的方式是不存在的，他们为了应对未知的焦虑，又或者回到我们一开始的用语——为了去应对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女人想要什么”的挫折，他们重新用一些女人的部分特征，一些“刻板印象”组合、发明了绝对的女人，作为“女人是什么”的终极回答。

所以，或许可以说虚拟女性就是“逼成女人”的产物，她们的女性特征不能被批判、解构、怀疑，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话语层面上的问题，还与我们当代社会的精神运作相关。在“父之名”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彻底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的，对于强迫症来说“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对于歇斯底里来说“要不是男人，要不是女人”，这两种神经症都对自己的性别抱有某种怀疑。因为男人与女人这些象征界的能指“谋杀”并替代了男人与女人的实在，让人可以与不可能接触到的性别实在保持距离，从而留有可以怀疑的空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性别能指的秩序去框定性别的实在。但神圣的“父之名”的脱落让性别差异不再在象征的层面运作，而是直接在实在的层面上回归。回归的再也不是性别的能指，而是性别的实在，前者的所指是不固定的（比如说“粉红色”并不一定与女性性相连），而是一些刻板的符号，它们的意义都确定地指向着（在神经症那里不能到达的）“女性性”。精神病的主体并不像神经症那样去寻求他们所不知道的女人，而是直接创造他们所知道的女人。

虽然上这听上去非常的危险，但是我们没必要那么快地把它简单设想成是一种时代的衰退或道德的败坏，也许还可以留意这个现象所带来的新东西。因为虽然人造的虚拟女性是由一系列的偏见组成的，却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的再生产，还有可能是从来没有的“女性“。这是怎么做到的？哲学家德勒兹的回答可能是，被提取的”女性特征“仅仅是一些表面的特征，和深层的“女性内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能够拥有变化创新的可能性。创造出来的“女性性”虽然是绝对的，但他们创造出来的绝对性并不意味着有一个不变的内核，相反，它们总是在一个平面内流动、组合。东浩纪认为御宅文化里的人物是一些“数据库“动物，或许新的“女人”就是他所说的数据库生物，它们仿佛是由随机的元素组合结合而形成的，而不具有深层的象征（比如说性别、种族、阶级等深层在御宅文化里是找不到表征的），也不受中心权力的主宰（和受“父之名”的权力主宰的神经症不一样）。比如通过文字设定而产生的虚拟人物，在二次创作同人之中可以被塑造成不同的形象。更不用说具有自主学习的人工智能的自主的生成性，没有一个固定的权力可以在根本上控制它的发展（中心权力能做到的也只能够屏蔽一些字眼），它会随着信息的输入不断改变着自身。之所以“数据库”生物更具有一种女性色彩，或许可以说是因为女性总是相对于固化、受局限的性别——男性——之外的“另一种性别”，她可以从被框定的空间中逃逸出来。

但最后，还有一点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无论虚拟女性的形象再怎么流动变化，她们似乎依然难逃成为商品、作为客体被交换的命运，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的女性那样。就像被洗衣机所解放了的女性最终参与进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进程那样，虚拟的女性将我们带进的是消费主义——女人最终能变成确定的东西被买到。“逼成女人”和“逼成消费者”或许是一纸两面，——被象征秩序排除的“男人”，只能借由女人的空洞归来；被象征秩序所排除的劳动与享乐的主体，也只能以消费者的空洞归来。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以给人意义的许诺，越来越少人相信只要去真正地与女性建立关系，就能理解她们、只要在劳动中全身心投入，就能获得享乐，所以挫败的感觉压倒了“未来会好”的承诺。而最终只有在消费之中，挫折才可以被安抚。这甚至不是一种态度的问题，而是精神层面的事实的问题，对此一般的批评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