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描写的是什么?韦应物滁州西涧
摘要:韦应物《滁州西涧》是一首在唐代就入选了多种诗集、当今又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经典诗作。但在10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异文、异解或讹误,而现行的版本及解释可能不是最佳的。通过全面检索而获得的大量文献显示,流行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当为“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绕树鸣。”而“西涧”的俗名“上马河”肯定为“乌土河”之讹。
关键词:大数据 韦应物 滁州西涧 异文 考据
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绕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733—约793)的《滁州西涧》。在流传到今天的十种唐人选编的唐诗选集中,《御览诗》《又玄集》《才调集》均选有此诗。像这样同时入选3种以上“唐人选唐诗”的作品并不多。除个人诗选《韦苏州集》外,宋代的《千家诗》、元代的《唐音》、明代的《唐诗品汇》、清代的《全唐诗》《唐诗三百首》等影响较大的唐诗选集中都有这首诗。尤其是现行各个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也大都选有《滁州西涧》,更使此诗广为流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该诗存在很多异文,而现在流行的版本未必是最佳的。
为了弄清《滁州西涧》的源流,笔者大范围检索各种汉语古籍数据库,共查到了55种文献的58个版本,发现的异文及异议远远超出了此前的想象。“独”又作“为”、“幽”又作“芳”、“行”又作“生”、“尚”又作“上”、“绕”又作“深”、“树”又作“处”、“带”又作“滞”、“野”又作“夜”,其中有些异文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存在,而宋代的文献中就已有争论。另外,如何理解此诗的意境及旨归,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诠释。
虽然本次考证检索到的文献多达55种,但有些文献的版本非常混乱。比如同为《才调集》,明内府藏本、四部丛刊明刊本、清文渊阁四库写本(下文简称“四库本”)、中华书局本都不完全一样;一部《韦苏州集》,宋刻本、须溪先生校本、明铜活字本、四库本也存在细节上的差异。这让笔者很难从版本学的角度进行判断。为了便于查阅和对比,笔者把这58版本中的异文列于一表,文献信息也缀于表后,表上没有的引用文献另外注明。
一、“行”和“生”、“尚”和“上”
这两处异文比较重要,因为直接影响前两句的诗意。关于这两个字的争议既早又多,而且通常合在一起讨论。
57个版本中,“生”有47处,“行”为11处;“上”有47处,“尚”也为8处,另有1处词句不同。
“独怜幽草涧边生”的意思是唯独怜爱涧边生长的那些幽草。“独怜幽草涧边行”的意思是因为怜爱幽草而行至涧边,王尧衢(生卒年不详,清康雍年间人)《古唐诗合解》在首句下注云“言西涧之幽,芳草可爱,我独怜之,而散步至此。”“上有黄鹂”的意思是“上边有黄鹂”,谓鸟在人和草的上方飞翔。“尚有黄鹂”的意思是虽然天色已晚,但“还有黄鹂”在树上鸣叫。王尧衢在二句后小注“春虽暮矣,尚有黄莺深树里啼转,物情尽堪留念。”那么,哪一种比较好呢?
《删订唐诗解》(左)《古唐诗合解》(右)中为“行”和“尚”
杨慎(1488—1559)在《升庵集》中说:“韦苏州诗‘独怜幽草涧边生’,古本‘生’作‘行’,‘行’字胜‘生’字十倍。”[1]吴乔(1611—1695)在《围炉诗话》中也说:“杨升庵谓韦苏州《西涧》诗是‘独怜幽草涧边行’,‘行’与‘怜’相应,似胜。”[2]“独怜幽草涧边生”只是表达了对涧边幽草的怜爱,而“独怜幽草涧边行”则不仅怜爱而且有了行动。因此,“行”比“生”的意蕴更丰富,人(作者)与自然的关系也更紧密。关于“尚”和“上”,杨慎和吴乔都没有提及,愚以为也是“尚”优。从语法上说,“上”是无效之字,因为黄鹂当然是在人和草的上方,而“尚”蕴含着诗人的惊喜之意,而且与下文的“晚”字相呼应。
诗意的分析及对比见仁见智,而版本上的证据更有说服力。
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韦苏州《滁州西涧》诗,有手书刻在太清楼帖中。本作‘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盖怜幽草而行于涧边,当春深之时黄鹂尚鸣,始于情性有关。今集本与选诗中,‘行’作‘生’,‘尚’作‘上’,则于我了无与矣,其为传刻之讹无疑。”这则笔记用“当春深之时黄鹂尚鸣”来诠释“尚”字,笔者对此不完全认同:一来,诗中虽有“春潮”之说,但并未交代当时是早春、仲春或暮春,“春深”之说无据;二来,即便“春深”,黄鹂鸣叫也很正常,无须大惊小怪。不过,何良俊说“有手书刻在太清楼帖中”,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玩其文意,似为亲见。果真如此,无可辩驳。
李日华(1565—1635)也提到了手迹。他在《六研斋二笔》中说正版肯定是“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并称“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真迹可据”。李说《滁州西涧》的作者为杜牧之,显然讹误。王士禛(1634—1711)在《居易录》中说,“李君实日华鉴别法书名画最精,然引古人诗文往往纰缪。”[3]但李对“每一真迹必备录其题咏跋语,年月姓名,尤足以资考证。”可见他鉴定的“真迹”还是可信的。不管李日华所说“甲秀堂刻”与何良俊所说“太清楼帖”出于同碑还是两处碑刻,都有印证或加强之效。
吴景旭(清人,生卒年不详)编撰《历代诗话》选择的也是“独怜幽草涧边行,尚有黄鹂深树鸣。”该本在诗后注释:“此太清楼帖所刻手书也,系蔡元长校鉴,自属真本。何元朗言怜草而行于涧边,当春深之时,而黄鹂尚鸣,始于性情有关。今本‘行’作‘生’,‘尚’作‘上’,则于我了无干涉矣。杨升庵亦云,‘生’本作‘行’,‘上’作‘尚’,见古法帖。”蔡元长即蔡京(1047—1126),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所谓“宋四家”即“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本就是他,后人因恶其奸,遂将蔡京换成蔡襄。如果他校鉴过“太清楼帖所刻手书”,那就更加可信了。
但还是有人不以为然。杨守敬(1839—1915)在《日本访书志》中说:“昔人云‘独怜幽草涧边生’,宋板作‘涧边行’,以‘生’为误。此诗在第八卷,‘幽’下注云:一作‘芳’;‘生’下注云:一作‘行’。则知作‘生’、作‘行’皆宋板所有矣。今世行者,康熙中项絪以北宋本翻雕,称即王钦臣本。又毛晋所刻王、孟、韦、柳四家本,行箧中无此二书,未知何如。然须溪据六本以校定此本,则所得多矣。”[4]《韦苏州集》有多个版本传世,除明活字本无小注外(应该是技术原因),宋刻本、须溪校本、四库本、万库本都有小注即“幽,一作芳”,“生,一作行。”这说明,早在宋代就已有了这些异文,而且以“生”为正。不过,杨慎、吴乔等人提出异议,尤其是何良俊和李日华所说的碑刻法帖,都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宋代的编书和刻书者可能并不知道或未见过。如果知道或见过这些文献资料,他们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邵裴子(1884—1968)从《唐诗别裁》中知道碑帖之后,就采信了“行”和“尚”。他在《唐绝句选》中注曰:“此诗通行本‘行’作‘生’,‘尚’作‘上’。赵寒夫本作‘行’。何良俊云太清楼帖韦墨迹作‘行’作‘尚’,见沈归愚别裁集此诗注,今据校定。”[5]
二、“绕树”与“深树”
55种古籍文献,仅《才调集》《渔隐丛话》《笔记》《网师园唐诗笺》为“绕树”。在笔者检索到的4种版本《才调集》中,明内府藏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本均为“绕树”,只有四库本为“深树”,应该是有意的窜改。不过,《渔隐丛话》的明抄本和四库本均为“绕树”。
“深树”是什么意思?古籍版本都没有解释这两个字,现代的版本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树木深处”。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6]、刘首顺《唐诗三百首全译》[7]等就是这样解释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语文的解释为“树阴深处”,与“树木深处”相近。这种解释比较直接,可算是本义。另一种是“枝叶繁茂的树”。中华书局《唐诗一百首》[8]、邱燮友《新译唐诗三百首》、陶今雁《唐诗三百首详注》等持这种解释。枝叶繁茂了,树也就深了,这种解释可算是引申。而“绕树”的意思非常明显,不用解释,也不会有歧义。
《才调集》内府藏本(左)和四部丛刊本(右)中为“绕”
明内府藏本《才调集》中的《滁州西涧》,在“绕树鸣”下面有小注:“默云‘绕’字上下映发,若作‘深’,则幽草深树嫌犯□□。”因漫漶剥蚀,最后二字无法辨认,但不影响大意。该书在凡例中说,“集中旧有原注悉依宋本”。如果这个小注确为宋人所注,说明此处异文在宋代就已引起争论。清人殷元勋(生卒年不详)《才调集补注》也转引了这则小注。所谓“嫌犯”,大抵是说“幽草”和“深树”这两个词近似,有“犯叠”之嫌。格律诗中,这是忌讳。“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王维《辋川闲居》第一句中的“白”和第二句中的“青”就被认为犯了此忌,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称:“此皆是失点检处,必不可借以自文也。”[9]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除了“嫌犯”,愚以为“绕”比“深”更生动。鸟在树之深处,不在视野之内,感觉离作者比较远。而黄鹂绕树而鸣,应为作者所见,说明离得很近。鸟不避人,感觉更幽。
在明抄本《渔隐丛话》中,“绕”字旁边注有一个“满”字,似乎认为此字应该为“满”。
与“绕”和“深”高度相关,“树”有作“处”的。宋刻本《锦绣万花谷》续集载韦诗第二句是“上有黄鹂深处鸣”。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所载韦诗的第二句则为“山上黄鹂深处鸣”。《全唐诗》《诗法易简录》中也注有“树,一作处。”。此句中的“山上”,也是仅见的异文。“深处”与“山上”比较匹配,但与“尚有”和“上有”的契合度不高,因为如果前面没有“山”字,“深处”的指向就不明了。有“涧”就有“山”,呼应很自然。就文本而言,“山上黄鹂深处鸣”并不弱于“上有黄鹂深树鸣”,但不知王象之所据何本。
三、“独”和“为”等异文
“独”和“为”。本次检索到的58个版本,只有2个版本为“为”,即胡仔(1110—1170)《渔隐丛话》和陈继儒(1558—1639)《笔记》,这两部文献都是转载《冷斋夜话》中的一则笔记,但《冷斋诗话》的元刊本、明活字本、四库本均为“独”。“独”者,情有独钟之意也,“独怜”应优于“为怜”。
“幽”和“芳”。本次检索到的58个版本,正选全部是“幽”,只有《韦苏州集》和《全唐诗》注有“幽,一作芳。”《滁州西涧》描写的是春天的景色,春草自然是芳草,不言而喻;而“幽”是西涧的灵魂,也是作者着力营造的意境,所以“幽”字具有点睛的作用。“鸟鸣山更幽”,下句的黄鹂之“鸣”也与“幽”字呼应。另外,比之“幽草”,“芳草”较俗。所以,“幽”应该是正选。
“带”和“滞”。“春潮滞雨晚来急”仅出现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千家诗》中(未列入附表)。同为民国时期上海简青斋书局刊行的《绘图千家诗》则为“春潮带雨晚来急”。现代出版的《千家诗》注本,比如张哲永《千家诗评注》、赵兴勤《千家诗新注》,也都是“春潮带雨”。方回(1227—1305)《题吴山长文英野舟五首(其一)》诗曰:“春潮滞雨横舟晚,成就苏州一段奇。向使有人争此渡,韦郎眼底定无诗。”这首诗显然是把韦诗作为吟咏对象。滁州曾隶属于苏州府,所以方回说韦郎“成就苏州一段奇”。这说明,方回读到的《滁州西涧》是“春潮滞雨”。“春潮带雨”的意思是春潮裹挟着雨水,“春潮滞雨”的意思是春潮就像是雨水被滞住了一样。春潮来自春雨,水太多而涧小,雨水积而成潮,就像是水被滞留。愚以为,“滞”比“带”好。
“野”和“夜”。“夜渡无人舟自横”仅见于宋代文献《锦绣万花谷续集》的四库本,该文献的明弘治五年(1492)铜活字本、明嘉靖十五年(1536)锡山秦汴绣石书堂刻本,以及其他文献的各个版本均为“野渡无人舟自横”(未列入附表)。刚说过“晚来急”,却又说“夜渡”,前言不搭后语。“晚”不等于“夜”,晚间独行于山涧尚可,夜里未免有些瘆人。再者,没有“野”字,也少了野趣。“野”之于“夜”,应为音近之讹。
另有一处大异。曹学佺(1574—1646)编撰《大明一统名胜志·滁州府志胜》中本诗第三句为“孤村风雨晚来急”,此中的“孤村风雨”亦为仅见,不知源于何本。同为曹学佺编选的《石仓历代诗选》则是“春潮带雨”。“孤村风雨”也别有韵致,但似乎没有“春潮带雨”那么激动人心。
顺便指出:《滁州西涧》是首拗绝,有违格律。第二句的第二四六字为仄平仄,第三句的第二四六字却是平仄平,失粘。仇兆鳌(1638—1717)在《杜诗详注》的注释中称《滁州西涧》“平仄不谐而近于七古。”
四、诗题及景点之异
诗题不一,并不鲜见。但与其他诗篇不同,本诗诗题之异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争议,比如这首诗到底写的是什么地方?写的是实景还是想象?
58个版本中,《滁州西涧》为35个,这个题目占绝对多数,现在通行的也是这个诗题。《西涧》为10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早期的文献多为此题。值得注意的是,《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续编》等3种文献的诗题均与“过永定寺”有关。《舆地纪胜》卷38在“永定寺”条下载有韦诗,称为《过六合永定寺》;卷42在介绍滁州的西涧时又说“西涧,韦应物有诗”,但没有录诗。祝穆(?—1255)《方舆胜览》卷45在“永定寺”条下载有韦诗,称为《过永定寺》;卷47在“西涧”条下再录韦诗,无题。“芳草涧,在六合县永定寺之北。”虽然六合县曾隶属滁州,但离滁州城很远,而“西涧”是在滁州城西。也就是说,《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均一诗两属。
《大明一统名胜志》也是“一女两嫁”。其中《滁州府志胜》的“西涧”以《滁州西涧》为题引用了全诗,《应天府志胜》中“芳草涧”也引用了韦诗的第一句,并注明“涧以此名,在永定寺北。”[10]只是没有提到诗题。明代,六合县隶属于应天府,而非滁州府。
《方舆胜览》卷45(左)中的“永定寺”和卷47(右)中的“西涧”
而在王象之和祝穆之前,欧阳修(1007-1072)就曾对“西涧”提出过质疑,他说:“州城之西,乃是丰山,无所谓西涧者。独城之北有一涧,水极浅,遇夏潦涨溢,但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胜舟,又江潮不至此。岂诗家务作佳句,而实无此耶?”[11]永叔此论,客观上为韦诗写于六合县永定寺的芳草涧之说作了铺垫。王象之和祝穆为“芳草涧”接力加码,加之“幽草”又作“芳草”,韦诗写于永定寺之芳草涧也是有理有据。
但后世诗论家多对永叔“西涧非实景”之说不以为然。胡应麟(1551—1602)在《诗薮》中说:“宋人谓滁州西涧,春潮绝不能至,不知诗人遇兴遣词,大则须弥,小则芥子,宁此拘拘?痴人前政自难说梦也。”[12]王士禛也在《带经堂诗话》中称:“昔人或谓西涧潮所不至,指为今六合县之芳草涧,谓此涧亦以韦公诗而名,滁人争之。余谓诗人但论兴象,岂必以潮之至与不至为据?真痴人前不得说梦耳。”[13]二人的意思是,诗人遇兴遣词,并非一定写实,想象虚构也是可以的。此说固然在理,但这样的道理,文豪欧阳修能“不知”吗?诗词文学,状物写景,既可写实,亦可兴象,并不意味着后人不能究其虚实。须知:探明诗人描写是实写还是虚象,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诗意。
那么,滁州城西到底有没有“西涧”以及能否“胜舟”呢?现存最早的滁州地方志《滁阳志》载:“欧阳公诵此诗,谓非滁州作,滁州西涧春潮不到,特六合芳草涧耳,不知芳草涧不名西涧。今滁州西涧,每春雨连作,则溪流暴涨,何谓春潮不到乎?二说非是。又应物有《西涧即事示卢陟》诗,见艺文王明清《挥尘录》记宋太祖入滁事,云以兵浮西涧入自北门,则知西涧旧亦潴水以为备御云,水即沙河之上流。”
“芳草涧不名西涧”之说,在逻辑上有“循环论证”之病。因为韦诗正文中并未说是“西涧”,而诗题则有多说。如果题为《过永定寺》,该诗就与西涧无关了。不过,“每春雨连作,则溪流暴涨”可解“不胜舟”之惑。《西涧即事示卢陟》曰:“寝扉临碧涧,晨起澹忘情。空林细雨至,圆文遍水生。永日无余事,山中伐木声。知子尘喧久,暂可散烦缨。”韦应物此诗也是题中有“西涧”,而诗之正文称“碧涧”。另外,诗中之“寝”是自家之卧室,还是旅居之客房,亦可存疑。作为滁州刺史,韦宅不应在州城五里之外的山涧旁边;如果是旅舍,所谓“碧涧”倒像是永定寺侧的芳草涧了。
王明清(约1127—约1202)《挥尘录》确实有宋太祖“兵浮西涧”的记载。其文曰:“滁州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败江南李氏十五万众……提孤军,乘月夜,指纵衔枚,取道于清流关侧芦子孔,浮西涧,入自北门,直捣郡治。”[14]王明清自称“亲尝至其地,恭睹太祖入滁之伟绩。”绘声绘色,言之凿凿,细节或有夸张,但至少西涧是可以“浮”的。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载:“西涧在滁州城西,宋艺祖自清流关浮西涧以取滁州,亦非细流。”《大明一统名胜志·应天府志胜》之“六合县”载:“杂志云回军渡宋艺祖以周师战李璟凯旋于此。芳草涧……”这两处记载说的都是“宋艺祖”,不知是否同为“宋太祖”之讹。
《滁阳志》还载有朱云(明人,生卒年不详)诗《西涧观潮》:“南谯称望郡,西涧号名津。水去遥通海,潮生每及辰。来时沙碛满,落处石痕新。古渡今非昔,应无揭厉人。”说明西涧的春潮曾经很壮观,只是“古渡今非昔”而已。《滁阳志》还把“西涧春潮”列为“滁州十景”之一,且有绘图。综合各种信息,西涧应能“胜舟”,但“春潮”是季节性的,也未必整个春季一直如此。欧阳永叔没有看到,可能去的不是时候。
《滁阳志》中的“西涧春潮”图
不过,西涧可以“胜舟”,并不能证明韦诗写的不是芳草涧。《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均以《过永定寺》为题,而且记述比较具体,明显倾向于芳草涧。《大明一统名胜志·应天府志胜》也有韦诗写于永定寺北芳草涧的记载,而且那里也发生过军兵“浮涧”之事。另外,韦应物还曾寓居于永定寺。所以,原本写的是芳草涧,后被附会于西涧,也不是没有可能。
《锦绣万花谷续集》在韦诗后注曰:“六合县北有茅草涧。” 该文献的明弘治五年(1492)铜活字本、明嘉靖十五年(1536)锡山秦汴绣石书堂刻本、四库本,均是如此。一见“茅草”,芬芳全消。 “茅”与“芳”,太相像,一不留神,就会写错。这样的形近之讹,古籍里俯拾即是,本诗中就有数处。除了“茅”与“芳”、“绕(遶)”与“远(遠)”、“带”与“滞”,关于西涧的俗名,更似“乱花渐欲迷人眼”。
五、西涧的俗名肯定讹误
人有“大名”和“小名”,山川树木往往也有“雅号”和“俗名”。“西涧”就是正式的名称,它在当地也是有俗名的。很多选有《滁州西涧》的诗集在注释中说西涧“俗名上马河”,比如陶今雁《唐诗三百首详注》[15]、邱燮友《新译唐诗三百首》[16]、李华《新选千家诗》[17]等。笔者检索到的十余种现代出版的唐诗选集,但凡提及俗名的,都说是“上马河”,唯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引《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和《光绪滁州志》称西涧俗称“乌土河”或“乌兔河”[18]。
提及西涧俗名的古籍不多,正式的诗选大都没有注释。由近及远追溯,大致为:子墨客卿(清末人,生卒年不详)《唐诗三百首注释》中为“上马河”;康熙(1654—1722)《御选唐诗》和宋宗元(1738年中举,生卒年不详)《网师园唐诗笺》中为“乌上河”;唐汝询(1624年前后在世,生卒年不详)《删订唐诗解》刻本的字迹斑驳,既像“马上河”,又似“马土河”;和珅(1750—1799)《大清一统志》[19]、赵宏恩(?—1758)《江南通志》[20]和李贤(1408—1466)《明一统志》中为“乌土河”。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光绪刻本中为“乌土河”,民国万有文库本为“乌上河”,显然是因为形近讹“土”为“上”。
那么,地方志是怎么记载的呢?
明万历刻本《滁阳志》:“西涧,俗号乌土河,在州西北五里。唐韦应物所咏即此地也。”“沙河,在州西一里,源出侧菱山,北过福山至赤湖,东注于石濑,又东注于西涧,俗又称乌土河。”书中还有关于“乌土桥”的记载。这些记载与《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一致。
《明一统志》和《滁阳志》中均为“乌土河”
《光绪滁州志》:“小沙河源出一都二保,分水岭与全椒县交界……又东合金家桥下,之水为乌兔河,有桥曰兔乌桥,又东入上水关,又在州之西,又名西涧。唐韦应物《滁州西涧》诗即指此。”《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在引用这段话时把“兔乌桥”改成了“乌兔桥”,不知是无心之讹还是有意校改——若是后者,也应注明。“兔”“土”音近,应为讹变。
不难看出,西涧的俗名应为“乌土河”。因为“乌(烏)”与“马(馬)”形近,“土”与“上”形近,“乌土河”先讹为“马土河”,再讹为“马上河”,又讹为“上马河”。一讹再讹,谬之远矣。
欧阳永叔曾实地寻胜,却说滁州城西“无所谓西涧者”,何故?或许就是因为当地人都称之为“乌土河”。若问“西涧”在哪里,村人反而不知道。
六、另类解读及传说
一般认为,《滁州西涧》就是一首写景的诗。草长莺飞、鸟鸣山幽、春潮涌动、孤舟横水,美景触动诗兴,妙手偶得此诗。诗中有画,亦诗亦画,清丽之笔,足以动人,不必浮想联翩,无须再作他解。韦应物是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体表人物之一,咏景状物、寄情山水也符合其一贯的风格。
但还是有人挖掘诗中的“深意”。谢叠山(1226—1289)在《唐诗绝句》的注释中说:“幽草而生于涧边,君子在野,考槃之在涧也;黄鹂而鸣于深树,小人在位,巧言之如流也。潮水本急,春潮带雨,其急可知。国家患难多也;晚来急,危国乱朝,季世末俗,如日色已晚,不复光明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宽闲之野,寂寞之滨,必有济世之才,如孤舟之横野渡者,特君相之不能用耳。”谢的意思大抵是:《滁州西涧》貌似写景,实为讽喻,借景表达怀才不遇之忿。这一解释引来了很多质疑。
高棅(1350—1423)在《唐诗品汇》中说:“谢叠山云,幽草,黄鹂,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又何必之果如是也。”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云:“元赵章泉、涧泉选《唐诗绝句》,其评注多迂腐穿凿,如韦苏州《滁州西涧》一首:‘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以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论诗,岂复有风雅耶?”王尧衢《古唐诗合解》曰:“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在意耳。”沈德潜(1673—1769)在《唐诗别裁》中说:“下半即景好句,元人谓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此辈难与言诗。”需要说明的是,赵章泉(1143—1229)和韩涧泉(1159—1224)均为南宋中期人,不是元人。《唐诗绝句》的注释者谢叠山殉宋于元朝初年,也不应算是元人。王士禛和沈德潜之谓有误,此为枝节。上述四位诗论家的意思是,谢叠山想得太多了。
李日华更是把谢叠山的讽喻之说与前两句的异文联系了起来。他在《六研斋二笔》中说:“刻集者讹‘行’作‘生’、讹‘尚’作‘上’,宋人遂附会其说,谓牧之有意托兴,以幽草比君子而沦落幽隐,以黄鹂比小人而得意高显,致唐祚垂末而无干济之才,不知‘行’与‘尚’本是随时直赋所见,无关比兴者。”李日华的意思是,宋人附会源于“生”和“上”,“行”和“尚”则不会产生歧义。“行”在涧边,身临其境,现场感更强;“尚”之所见,暗含惊喜,怎会有幽怨?回到头来,再看谢叠山之说确实是基于“生”和“上”的——若为“行”和“尚”,就说不通了。
韦应物身出名门,年少得意,“安史之乱”之后,流落地方为官,先后担任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苏州刺史。变故转折之后,韦对经世治国逐渐淡漠,转而追求以仕为隐的生活。少食寡欲、立志读书、寄情山水、醉心诗赋,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韦应物《寄李儋元锡》句),知滁州的3年是韦应物写诗最多的时期,此后知江州和苏州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虽然转型过程中难免有些矛盾和纠结,但也不会有强烈的怀才不遇及愤世嫉俗之感。所以,《滁州西涧》应该与其众多的山水田园诗一样超然于世外。不过,语简意丰乃诗之特性,也是诗之魅力所在。人之际遇及视角不同,对某首诗的理解不一样,也是正常的。不必偏执于一解,也没有“标准答案”。
释惠洪(1071—1128)《冷斋夜话》开篇就是一则关于诗书与鬼神的故事。这条题为《江神嗜黄鲁直书韦诗》的笔记说:“王荣老尝官于观州,欲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箧中必蓄宝物。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惟玉尘尾,即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砚献之,风愈作。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头题韦应物诗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即取视之,惝恍之际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展对,南风徐来,张帆一饷而济。子观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诗话总龟》《渔隐丛话》《古今说海》《说郛》《笔记》等诗话笔记转载了这个故事,但关于《滁州西涧》的文献中却罕见转引。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惠洪最后把江神之嗜归于鲁直书法,因为黄庭坚曾在“元祐党争”中沦为“迁客”。《尧山堂外纪》在韦诗后摘引此记删去了最后一句,显然就是因为此句只关乎鲁直、无关于应物。黄书可以“惊天地”,韦诗也能“泣鬼神”。折扇上既有黄书也有韦诗,安知江神嗜的是书而非诗?应该是由于关系的亲疏——惠洪之于鲁直亦师亦友,惠洪心心念念都是鲁直。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惠洪心系鲁直,为何要把韦诗编排进去呢?若鲁直书自作诗,就不会产生异解 。难道真有江神、果有其事吗?《古今说海》和《说郛》转录这个故事,都在最后加了一句——“书此,可发一笑。”
七、结语
《滁州西涧》,字句纷乱。异文异议中的多数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但有几处,却很重要。比如“行”和“生”、“尚”和“上”、“绕”和“深”。“乌土河”和“上马河”虽然只出现在注释中,但讹误确凿,也应该改正。要知道:这是一首流传了1300多年的经典诗歌,很多古籍尚存,白纸黑字,班班可考。更要知道:这也是一首选入了教科书的诗作,学童视字字为珠玑,唯恐背错一个字,乃至终身不敢忘。因此,呈现在孩子及世人面前的应该是最正亦最佳的版本。
[1] (明)杨慎撰:《升庵集》[O],四库本,卷57第26页。
[2] (清)吴乔撰:《围炉诗话》[O],清嘉庆戊辰年(1808)刻本,卷3第7页。
[3] (清)王士禛撰:《居易录》[O],四库本,卷2第19页。
[4] (清)杨守敬辑:《日本访书志》[O],清光绪辛巳年(1881)刻本,卷14第5页。
[5] 邵裴子辑:《唐绝句选》,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卷2第11页。
[6]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新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7] 刘首顺译:《唐诗三百首全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8] 编辑所:《唐诗一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3页。
[9] (明)王世懋撰:《艺圃撷余》[O],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第2页。
[10]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应天府志胜》[O],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卷2第17页。
[11] (宋)欧阳修撰:《欧阳文忠公文集》[O],四部丛刊明刻本,卷73第4页。
[12] (明)胡应麟撰:《诗薮》[O],明刻本,外编卷4第13页。
[13] (清)王士禛撰:《带经堂诗话》[O],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卷13第15页。
[14] (宋)王明清撰:《挥尘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页。
[15] 陶今雁注:《唐诗三百首详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页。
[16] 邱燮友注释:《新译唐诗三百首》[M],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362页。
[17] 李华等选注:《新选千家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18] 孙望校笺:《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19](清)和珅等纂:《大清一统志》[O],四库本,卷90第7页
[20](清)赵宏恩等纂:《江南通志》[O],四库本,卷18第18页。
(本文发表于《滁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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