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经历与仕途（苏轼参加的这场史上最牛）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时期，但是，一直到北宋中期，科举制度才真正得以成熟和完善，从而，孕育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乃至政治集团——官僚士大夫，他们无不集文学、学术、官僚于一身，堪称“精英中的精英”。

北、南两宋300多年，总共举行过118次进士考试，而每年平均录取进士的数量，是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由此，对于我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形成至关重要，甚至影响了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宋代的历届科举考试中，尤以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试最为突出，因为著名的 “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以及与“汉学”并称的“宋学”四大学派中的“蜀学”、“洛学”、“关学”三派的创始人都诞生于这一榜进士中。

不仅如此，这一榜进士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同样引人瞩目，共有九位进士后来都官至宰执（宰相、副宰相），真可谓人才济济、精英辈出，以致于被后世誉为“龙虎榜”。

以下做一简要介绍。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他所著的《典论》一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章的意义和价值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呢？

唐、宋以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的散文被逐渐经典化，成为士人学习和效仿的样板，甚至是科举考试行文的范式，直到明朝人茅坤在崇祯四年重刻《唐宋八大家文抄》之后，最终形成流传至今的“唐宋八大家”的称号。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文章会成为典范？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现在北宋？而且，其中三人还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呢？这一切都和这一年礼部试的“权知贡举”，即主考官欧阳修有关。

在此，先对北宋的科举制度，主要是进士试做一个简要介绍，北宋的进士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解试、礼部试以及殿试，其中，解试，一般由地方政府，即各州组织，考试合格之后，将取得所谓的“解额”，即参加礼部试的资格和指标，因此，又称“发解”，而礼部试则集中在首都开封举行，因为礼部隶属于尚书省，因此，礼部试又称为“省试”，而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仁宗后期，殿试不淘汰，只排名，即分等或甲录取，初为“三甲”，后为“五甲”，而第一名就是后来所说的“状元”。

正是嘉祐二年，欧阳修成为礼部试的主考官，而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由于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开始将“古文”的文风和标准作为评判考生文章好坏的依据，因此，这一次进士考试对于北宋，乃至中国文学史的走向都至关重要。

韩琦在他为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里称“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认为，“文风自是亦少变。”也就是说，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气质和文风，而有关骈文与“古文”之争，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那么，什么是“古文”呢？“古文”是相对于六朝以来的以四六、对偶为主的，更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所谓“骈文”而言的，自韩愈以来，以致于北宋的欧阳修等人，则反对骈文，转而将先秦散文作为典范，“随言长短”，即形式要服从内容，因此，主张“复古”，这一趋势也被胡适称为“古文运动”。

所谓“唐宋八大家”，严格地说，应该是“唐宋古文八大家”，而“嘉祐二年”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而王安石则是其中“鏁厅试”（即针对在职人员的考试）的考官之一，而苏轼、苏辙、曾巩则是这一榜的进士，而苏洵也随苏轼、苏辙兄弟，在开封聚齐，他们共同组成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而且，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一次考试有关。

“古文运动”，更强调文章的内容，即韩愈所谓的“文以载道”，而这里的“道”对于北宋“古文运动”的参与者而言，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宋学”。

“宋学”是相对于“汉学”而言的，“汉学”更强调训诂，也就是字、词的注解，缺少创新和开放精神，而“宋学”更强调对于儒家经典“义理”的阐释，因此，需要学者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更具有开放精神，但也因此容易形成学术上的竞争，乃至于斗争，这也是“宋学”学派林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学”的主要代表由“新学”、“关学”、“洛学”和“蜀学”等四大学术派别，其中，最早成名立万的是王安石及其创立的“新学”，并借助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成为北宋中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嘉祐二年”进士中的苏轼、苏辙、张载、程颢，则分别创立了“蜀学”、“关学”和“洛学”，而张载的门人吕大钧以及程颢的门人朱光庭也同时考进这一榜进士。

后来，“靖康之变”后，“洛学”门人杨时南渡，发展出所谓的“道南学派”，而其再传弟子朱熹则成为“洛学”的集大成者，由此，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而南宋理宗时期，“理学”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元、明、清以来，又称为科举考试时对于儒家经典的官方注本。

由此可见，以“嘉祐二年”进士为主体的宋代知识分子，所引发的文学和学术变革，深刻地影响了其后1000多年的中国文学、学术、社会伦理和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而“嘉祐二年”的进士试也由此堪称中国史上最牛的“国考”之一。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酿川

参考资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安阳集》、《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北宋文化史述论》、《宋朝登科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