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夏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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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是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首次提及的西域古国之一，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此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其居民可能是 印欧人种的东支—— 塞种人（又称 斯基泰人）的一支，即 古希腊文献所见Tochari。公元前140年左右，包括Tochari在内的 塞种人诸部自 锡尔河南下，灭了希腊一 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将主要由塞种人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夏。“大夏”应为Tochari的汉译。

西夏疆域

大夏是南匈奴屠各种铁弗部族人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史称“胡夏”。定都统万城，十六国时期最后出现的一个政权。 赫连夏政权从赫连勃勃公元407年称天大单于算起，到公元431年北魏的属国吐谷浑俘赫连定止，仅存在了二十四年。 夏凤翔六年（公元418年），赫连勃勃乘东晋灭后秦，趁机攻下长安，在霸上（今陕西省西安市）即帝位，国势更强。 十月，刘义真年少，赐与左右无节，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谮于义真曰：“王镇恶欲反，故沈田子杀之。杀田子，是亦欲反也。”义真信之，使左右刘乞等杀。既死，人情离骇，莫相统壹。义真悉召外军入长安，闭门拒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赫连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

刘裕闻之，使辅国将军蒯恩如长安，召义真东归；以相国右司马朱龄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代镇长安。裕谓龄石曰：“卿至，可敕义真轻装速发，既出关，然可徐行。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又命中书侍郎朱超石慰劳河、洛。

大败晋军

十一月，龄石至长安。义真将士贪纵，大掠而东，多载宝货、子女，方轨徐行。雍州别驾韦华奔夏。赫连帅众三万追义真；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今多将辎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追骑且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义真不从。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断后，力战连日。至青泥，晋兵大败，弘之、恩皆为王买德所禽；司马毛之与义真相失，亦为夏兵所禽。

大败晋军

义真行在前，会日暮，夏兵不穷追，故得免；左右尽散，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呼之，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两全，可刎身头以南，使家公望绝。”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义真于背，单马而归。

暴殄天物，京观髑髅

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勃勃裸之，弘之叫骂而死。勃勃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长安百姓逐朱龄石，龄石焚其宫殿，奔潼关。勃勃入长安，大飨将士，举觞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验，可谓算无遗策。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以买德为都官尚书，封河阳侯。

暴殄天物，京观髑髅

龙骧将军王敬先戍曹公垒，龄石往从之。朱超石至蒲阪，闻龄石所在，亦往从之。赫连昌攻敬先垒，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且陷，龄石谓超石曰：“弟兄俱死异域，使老亲何以为心！尔求间道亡归，我死此，无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谁不死，宁忍今日辞兄去乎！”遂与敬先及右军参军刘钦之皆被执送长安，勃勃杀之；钦之弟秀之悲泣不欢燕者十年。钦之，穆之之从兄子也。

夏王勃勃筑坛于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宣验记》记载

刘义庆《宣验记》云：

赫连勃勃虏破冀州，境内道俗，咸被歼戮，凶虐暴乱，残杀无厌。爰及关中，死者过半。妇女婴稚，积骸成山。纵其害心，以为快乐。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礼拜。”便画作佛像，背上佩之，当殿而坐。令国内沙门：“向背礼像，即为拜我。”后因出游，风雨暴至，四面暗塞，不知所归。雷电震吼，霹雳而死。既葬之后，就冢霹雳其棺，烈尸出外，题背为“凶虐无道”等字。国人庆快，嫌其死晚。少时为索头主沙圭所吞，妻子更被刑戮。（见萧子显《齐书》）

四面暗塞

萧子显《南齐书》成书于刘义庆之后，所以此段文献不全为《宣验记》原文，肯定有刘宋以后佛教信徒渲染扩充的部分，但故事主体可能出自刘义庆之《宣验记》。虽然《宣验记》的成书时间现无从考知，但刘义庆其人生活的时代是确定得，他生于东晋元兴二年（403），卒于刘宋元嘉二十一年（444）。相对于刘义庆，赫连勃勃才是二、三十年前的人物。

灭亡

真兴七年(425年)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次年(426年)北魏攻取长安，427年降统万城，428年3月又陷安定城，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称帝。胜光四年(431年)赫连定灭西秦，又欲渡黄河击北凉遭吐谷浑袭击，兵败被俘，被送于北魏，夏亡。胡夏王朝共存在24年(407年～431年)。

西夏文物

民族关系

军事力量的增强、统辖范围的扩大，使铁弗匈奴民族自信心及自豪感增强，与此同时，南进过程中的铁弗匈奴也更深一步接触、体会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又表现出一种不自信的卑怯心理。

随着游牧民族不断深入农耕地区，农耕文化的优势日益被南迁的游牧民族所感受。出于对农耕文化的向往及政治需要，内迁少数民族不约而同地采取各种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吸收汉文化。在这种趋势的带动下，铁弗匈奴于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六月建立政权之时，也攀附一个华夏族的先祖，自认为乃夏后氏之苗裔，故勃勃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其政权名号“大夏”，改元“龙升”。并仿照中原汉族王朝的政制，设置百官，以期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铁弗匈奴的这些作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其进攻后秦都城长安的过程中，得到了关中地区人民的支持，夏凤翔六年(418年)春，赫连玻进军至渭阳之时，关中民众络绎不绝地归附于赫连碛。但是，铁弗匈奴攻占长安之后，在如何处理与汉族士人的关系上却出现失误。赫连勃勃征召隐士京兆人韦祖思，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于是怒日：“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对于勃勃杀害韦祖思一事，学者们大多从勃勃性格的残暴来解释，但我以为这种解释稍嫌简单和程式化。

农耕文化

作为人类的适应方式，不同的经济与文化形式在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之内，自有其存身的合理性与特殊优势。游牧文化的生存环境，是“不食之地”的地理与“逐水草迁徙”、“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的游牧生产方式。而汉文化则是与湿润半湿润的大陆大河型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系统。各文化系统一旦越出自身生态环境的界限，原来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性便自然而然地丧失，他系统文化则显示出适应性极强的特殊优势。魏晋时期，胡汉两种文化的关系正是如此情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南迁，打破了“与中国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进入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于是胡文化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低势能文化，其与文化环境的不相适应性日趋尖锐地暴露出来。与此反观对照，汉文化理所当然的成为高势能文化，并充分地展现出其优越性，文化学上的所谓“社会距离”由此产生。

对于“社会距离”，美国文化学家罗杰·皮尔逊曾作如下诠释：“当两个不同的亚文化群，甚至两个不同社会的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时，习惯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个距离并非空间测量法，而是指个人或集团之间的隔离感，它产生于文化的不相容性。”这样一种“社会距离”正是文化冲突的心理基因。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其实质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文化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了胡汉文化质的不相容性。然而，这种不相容性并非不变动，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在文化冲突中会改变自身原有文化心理结构，从对方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

游牧文化

对于游牧文化来说，抛弃旧质，以适应新的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是首当其冲的急务。因此，内迁游牧民族都不约而同地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各种措施，如采取农业民族的典章制度、改汉姓、习汉语、服汉服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吸收农业文明，在这种趋势的影响和带动下，铁弗匈奴自然也不能免俗。但是，无论内迁民族采取何种方式靠拢、接受、吸收汉族文化，对于进入中原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与本民族差别比较大的汉文化形式毕竟是非常陌生、深奥而又眩目的，北朝乐府名句“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正道出了胡人对汉文化的陌生感，因此，随着与汉族密切接触，深深体会和感受到汉文化的茂郁，意识到胡、汉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使得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汉族地区有一种卑怯心理。

在两晋十六国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匈奴族已不再是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一个统一的强大部族，从人数上看，入塞匈奴相对于汉族而言处于绝对劣势，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也并不占优势，匈奴族社会随着对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族文化的吸收，虽然有所进步，但较之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汉族，在当时也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把入塞匈奴作为一个整体，情况是这样，从其各个分支来看，更是如此，作为“胡父鲜卑母”后裔的铁弗匈奴，是游牧特性比较浓厚的一支，进入到农耕地区之后，其不足之处日益凸显，出现了由于“各族与汉族相比，社会经济、文化程度的发展都比较低，他们向经济、文化发展比较高的汉族转化，表现在民族心理上更多的是卑怯心理，而不是民族的自傲自大”。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念，从而使游牧民族——匈奴族原有的“强胡”心理丧失存在的根基。由“强胡”至“卑怯”，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往往使他们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待汉族人士的政策上难免会有许多失当之处，勃勃杀害韦祖思一事当从这方面分析和考虑。而且，对于勃勃这种心理，从现代心理学中也能找到理论依据：“一个民族当与本民族成员在一起时，所显露的是个体意识，而当与其他民族在一起时，更多显露的则是民族意识。当所从属的民族处于上升时期时，他在其他民族面前表现于外的是民族的自尊意识。当所属民族团体衰落时，所显露于外的则是民族自卑与民族压抑感，更多倾向于怀旧、复古，崇仰民族历史、民族英雄人物，以获得民族意识上的心理平衡。“而且，如果“一个民族长期受到文化上的攻击和迫害，因为他们的文化的特征遭受污辱和歧视，就会使这一民族的成员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拒绝和自卑心理，在这一阶段民族成员羞于他们自己本民族的特征与文化，在行为上就会有过分地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被认同的人，自卑的民族意识是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中体验和表现出来，弱小的、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体验较深，在单独一个民族内部很少有自卑的体验。”

从史书对勃勃杀害韦祖思一事的记载看，勃勃之所以杀害韦祖思，主要是因为韦祖思表现的太过于“恭惧”，这种“恭惧”在勃勃看来是韦祖思把他作为“非类”对待，是一种非平等的状态；姚兴征召时，韦祖思“不拜姚兴”，却前来拜会勃勃，这又让勃勃认为是韦祖思“不以我为帝王”，从此可以看出，勃勃所不愿意看到或者可以说比较惧怕的是被汉族目之为“非类”，他希望的是汉族士人把他当作同类，而去平等地对待他：而绝不是把他当作“非类”式的毕恭毕敬和畏惧，同时还要让汉族士人把他当作真正的“帝王”，这一切都说明勃勃从心里认为汉族士人把他当作了“非类”，也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帝王”，这是一种面对汉族士人时所表现出的极度敏感的自卑。正如胡三省所说：“勃勃之杀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惧过甚，勃勃以为薄己而杀之，则勃勃为有见，而祖思为无所守也。”

总之，随着势力的南进，与农业民族联系加深，铁弗匈奴的民族心理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匈奴族曾有的辉煌历史以及铁弗匈奴建立政权以来军事征服的顺利进行，使铁弗匈奴民族的自我意识及自豪感增强；另一方面，面对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巨大的落差，铁弗匈奴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面对华夏文化时的一种卑怯心理。

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两汉曹魏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汉化。在这种趋势下，勃勃却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一种不识时务。也正是因为这种刻意强调其民族特征的意识，决定了铁弗匈奴所建的夏政权在政治、经济以及如何处理与汉族士人关系上的失当，其灭亡就成为一种必然。

大夏王朝

夏是十六国时期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赫连氏本匈奴南单于后裔，内徙后改姓刘。十六国时先依汉赵，后附前秦。及苻坚灭代国，命其首领刘卫辰督摄黄河以西。前秦瓦解后，刘卫辰势力发展，据有朔方之地。

晋太元十六年(391年)，北魏攻杀刘卫辰，其子赫连勃勃奔后秦，为安远将军。晋义熙三年(407年)，赫连勃勃袭杀岳父、后秦高平公没弈干，并有其部，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改姓赫连，因为匈奴是夏后氏后裔，建立夏朝。不断侵扰后秦北边，前后俘获、坑杀数万后秦军。

大夏王朝

赫连勃勃为政残暴，发胡夏10万众筑都城统万城(今称白城子，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纳林河乡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交界处的无定河北岸流沙之中)。刑杀工匠数千人。

统万城遗址

夏凤翔元年(413年)，赫连勃勃驱使十万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大夏国都，取统一天下，君临万方之意，将都城定名为统万城。负责筑城的叱于阿利凶残好杀，下令用蒸土筑城，待土干后，用铁钉刺上检验，只要刺入一寸，即杀死筑城的民工，推倒再筑。筑城用的是粘土和石灰混合的“三合土”，故土色泛白且坚固，因而当地群众俗称“白城子”。北魏灭夏后改统万城为“夏州”。此后的北魏、北周、隋、唐时期统万城都是关中王朝抵御柔然、突厥、最前线，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夏州”，“无定河”(统万城南城墙处的河流)等词语也多次出现在唐诗中，成为边塞的代名词。

统万城遗址

北宋初年，定难节度使李继迁以统万城(当时称夏州)为根据地与北宋对抗。公元994年，宋军攻破夏州，宋太宗赵光义和宰相吕蒙正决定，把夏州城毁掉，城里的百姓都迁到别处去。六百年的统万城就这样在大火中焚毁，只剩下部分白色的城墙残存至今，历尽沧桑却依然雄壮。现代考古发掘中，统万城南门翁城中出土的大量焦炭证明了宋太宗焚城属实。

统万城由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组成。从平面图上看东城为主，西城为辅。东城730×500米，设有四门：南为朝宋门、东为招魏门、西为服凉门、北为平朔门。西城650×500米，西南城角有角楼残土高31米，西城墙中间有一个折角墙。

外郭城

现在城垣遗址的高度从2米至10米不等。四城角各有墩楼，最高达30米，四城墙均有防御性的马面建筑。这里常出土箭镞、铜币、花方砖、“永隆”瓦当、印章、佛像等。统万城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之一，是研究大夏和西夏文化的重要文物资料。

史料记录

赫连勃勃，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渊之族也。曾祖武，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为代王猗卢所败，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种落，复为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及坚国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后魏师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战，为魏所败。魏人乘胜济河，克代来，执辰杀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闻将送勃勃，驰谏曰：“鸟雀投人，尚宜济免，况勃勃国破家亡，归命于我？纵不能容，犹宜任其所奔。今执而送之，深非仁者之举。”他斗伏惧为魏所责，弗从。阿利潜遣劲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奕于以女妻之。

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逾于勋旧。兴弟邕言于兴曰：“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陛下宠遇太甚，臣窃惑之。”兴曰：“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奕于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使为伐魏侦候。姚邕固谏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知其性气？”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宠之逾分，终为边害。”兴乃止。顷之，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崘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

义熙三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以其长兄右地代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征南将军、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征西将军、尚书左仆射，乙斗为征北将军、尚书右仆射，自余以次授任。

其年，讨鲜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众万数千。进讨姚兴三城已北诸戍，斩其将杨丕、姚石生等。诸将谏固险，不从，又复言于勃勃曰：“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后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兴叹曰：“吾不用黄儿之言，以至于此！”黄儿，姚邕小字也。

西夏文书

勃勃初僭号，求婚于秃发傉檀，傉檀弗许。勃勃怒，率骑二万伐之，自杨非至于支阳三百余里，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傉檀率众追之，其将焦朗谓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骜，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傉檀将贺连怒曰：“勃勃以死亡之余，率乌合之众，犯顺结祸，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财宝若山，窘弊之余，人怀贪竞，不能督厉士众以抗我也。我以大军临之，必土崩鱼溃。今引军避之，示敌以弱。我众气锐，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计决矣，敢谏者斩！”勃勃闻而大喜，乃于阳武下陕凿凌埋车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众逆击，大败之，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余人，以为京观，号“髑髅台”，还于岭北。

勃勃与姚兴将张佛生战于青石原，又败之，俘斩五千七百人。兴遣将齐难率众二万来伐，勃勃退如河曲。难以去勃勃既远，纵兵掠野，勃勃潜军覆之，俘获七千余人，收其戎马兵杖。难引军而退，勃勃复追击于木城，拔之，擒难，俘其将士万有三千，戎马万匹。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计，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抚之。勃勃又率骑二万入高冈，及于五井，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以配后军，进屯依力川。

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候兴诸军未集，率骑击之。兴大惧，遣其将姚文宗距战，勃勃伪退，设伏以待之。兴遣其将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敕奇堡，勃勃进攻之。奚骁悍有膂力，短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于是堰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勃勃谓奚曰：“卿忠臣也！朕方与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为惠。”乃与所亲数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遣其尚书金纂率骑一万攻平凉，姚兴来救，纂为兴所败，死之。勃勃兄子左将军罗提率步骑一万攻兴将姚广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拜广都为太常。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是岁，齐难、姚广都谋叛，皆诛之。姚兴将姚详弃三城，南奔大苏。勃勃遣其将平东鹿奕于要击之，执详，尽俘其众。详至，勃勃数而斩之。

其年，勃勃率骑三万攻安定，与姚兴将杨佛嵩战于青石北原，败之，降其众四万五千，获戎马二万匹。进攻姚兴将党智隆于东乡，降之，署智隆光禄勋，徙其三千余户于贰城。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勃勃谓买德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买德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况陛下奕叶载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汉皇，圣略迈于魏祖，而不于天启之机建成大业乎！今秦政虽衰，籓镇犹固，深愿蓄力待时，详而后举。”勃勃善之，拜军师中郎将。

乃赦其境内，改元为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练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于是议讨乞伏炽磐。王买德谏曰：“明王之行师也，轨物以德，不以暴。且炽磐我之与国，新遭大丧，今若伐之，岂所谓乘理而动，上感灵和之义乎！苟恃众力，因人丧难，匹夫犹耻为之，而况万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闻此言！”

其年，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为王后，子璝为太子，封子延阳平公，昌太原公，伦酒泉公，定平原公，满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兴将姚逵于杏城，二旬，克之，执逵及其将姚大用、姚安和、姚利仆、尹敌等，坑战士二万人。

遣其御史中丞乌洛孤盟于沮渠蒙逊曰：“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乾，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蒙逊遣其将沮渠汉平来盟。

勃勃闻姚泓将姚嵩与氐王杨盛相持，率骑四万袭上邽，未至而嵩为盛所杀。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杀泓秦州剌史姚平都及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进攻阴密，又杀兴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以其子昌为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镇阴密。泓将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人胡俨、华韬率户五万据安定，降于勃勃。以俨为侍中，韬为尚书，留镇东羊苟儿镇之，配以鲜卑五千。进攻泓将姚谌于雍城，谌奔长安。勃勃进师次郿城，泓遣其将姚绍来距，勃勃退如安定。胡俨等袭杀苟儿，以城降泓。勃勃引归杏城，笑谓群臣曰：“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复劳吾士马。”于是秣马厉兵，休养士卒。寻进据安定，姚泓岭北镇戍郡县悉降，勃勃于是尽有岭北之地。

俄而刘裕灭泓，入于长安，遣使遗勃勃书，请通和好，约为兄弟。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仪瑰伟，英武绝人。裕叹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还统万，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勃勃闻之，大悦，谓王买德曰：“朕将进图长安，卿试言取之方略。”买德曰：“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顺伐逆，义贯幽显，百姓以君命望陛下义旗之至，以日为岁矣。青泥、上洛，南师之冲要，宜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陛下声檄长安，申布恩泽，三辅父老皆壶浆以迎王师矣。义真独坐空城，逃窜无所，一旬之间必面缚麾下，所谓兵不血刃，不战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以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南断青泥，勃勃率大军继发。璝至渭阳，降者属路。

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不利而退，屯刘回堡。田子与义真司马王镇恶不平，因镇恶出城，遂杀之。义真又杀田子。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璝夜袭长安，不克。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刘裕闻之，大惧，乃召义真东镇洛阳，以朱龄石为雍州刺史，守长安。义真大掠而东，至于灞上，百姓遂逐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璝率众三万追击义真，王师败绩，义真单马而遁。买德获晋宁朔将军傅弘之、辅国将军蒯恩、义真司马毛脩之于青泥，积人头以为京观。于是勃勃大飨将士于长安，举觞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谓算无遗策矣。虽宗庙社稷之灵，亦卿谋献之力也。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于是拜买德都官尚书，加冠军将军，封河阳侯。

赫连昌攻龄石及龙骧将军王敬于潼关之曹公故垒，克之，执龄石及敬送于长安。群臣乃劝进，勃勃曰：“朕无拨乱之才，不能弘济兆庶，自枕戈寝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遗寇尚炽，不知何以谢责当年，垂之来叶！将明扬仄陋，以王位让之，然后归老朔方，琴书卒岁。皇帝之号，岂薄德所膺！”群臣固请，乃许之。于是为坛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为昌武。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二万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阳。以侯提为并州刺史，镇蒲坂。

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柰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

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

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刻石都南，颂其功德。

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追尊其高祖训儿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脣，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禅，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伪位，寻为魏所擒。弟定僭号于平凉，遂为魏所灭。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载而亡。

史臣曰：赫连勃勃獯丑种类，入居边宇，属中壤分崩，缘间肆慝，控弦鸣镝，据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驱驾英贤，窥窬天下。然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岂阴山之韫异气，不然何以致斯乎！虽雄略过人，而凶残未革，饰非距谏，酷害朝臣，部内嚣然，忠良卷舌。灭亡之祸，宜在厥身，犹及其嗣，非不幸也。

赞曰：淳维远裔，名王之余。啸群龙漠，乘衅侵渔。爰创宫宇，易彼毡庐。虽弄神器，犹曰凶渠。

大夏的主要经济支柱是掠夺，总以各种理由与借口对四邻发动战争以掠夺地盘和财物，虽然据有了广袤的土地来畜养牲口，但还是支撑不了连年的战争消耗。因此发动战争愈多，国力下降愈多。

赫连勃勃在夺取了长安之后，夏朝疆土南界秦岭，东戎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国势达到全盛。赫连勃勃逐渐骄横起来，统治极端残暴，嗜杀戮，视民如草芥，搞得人人自危，忠良卷舌，人心尽丧，儒士寒胸，军将失信。

赫连勃勃晚年昏聩，听信谗言，废长立幼，欲废太子赫连璝而改立酒泉公赫连伦。赫连璝听到消息后，不甘坐以待黜。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率骑一万攻杀赫连伦。赫连璝杀赫连伦后，率众返长安，并攻统万。赫连伦之弟太原公赫连昌闻知，即起兵攻杀赫连璝，之后收编了赫连璝的部众回到统万城。赫连勃勃闻讯后悲愤不已，却亦无可奈何，只得封赫连昌为太子。这次太子之争连损夏朝两根顶梁柱，令夏朝大伤元气。

与大月氏

在正史中，大夏之名始见于《 史记》，与大夏经常同时出现的国名则有 大月氏。此后的《 汉书》、《 后汉书》等对大夏和大月氏的记载与《 史记》基本相同。《三国志》中未见大夏和大月氏之名。《晋书》在“ 大宛国”条中提到了大月氏，但未见提到大夏。

《魏书》和《北史》中始见有吐呼罗国，同时还都列有大月氏国，但皆未见大夏之名。此外《 北史》中还列有 吐火罗国。《隋书》中列有 吐火罗国，在“ 康国”条中提到了 月氏之名。《旧唐书》中无大月氏国和吐火罗国，但在“ 罽宾国”条中提到了大月氏、在“波斯”条中提到了吐火罗。《 新唐书》中列有“吐火罗”条：“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按《新唐书》的说法，《魏书》和《北史》中的吐呼罗就是吐火罗。《新唐书》中还记载：“挹怛国，汉 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 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市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新唐书》所提到的大夏，显然是指汉时大夏，而21世纪指的是吐火罗。

观古籍可知，大夏之名见于《 史记》、《 汉书》和《后汉书》中，而 吐火罗之名（或同音异字）则见于《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大夏和吐火罗之名分别出现在两个时期，即汉时西域有大夏、大月氏而无吐火罗，北朝及以后的西域则有吐火罗、大月氏而无大夏。

鉴于北朝及以后的史籍中吐火罗和大月氏并列出现，所以将吐火罗对应于大月氏显然不妥，就是对应于大月氏的一部分也是很牵强的。相反，大夏与吐火罗之名的分期出现，则为大夏即吐火罗一说带来了较为有利的信息和旁证。

与吐火罗

有学者主张大夏即 吐火罗，他们认为，“大夏”正是吐火罗（Tochara）的精确音写，或为西方记录中所载“Tokhara”之对音。

语言学家们认为，经过五胡乱华事件后，中国北方汉人向江南迁徙，而外来民族进入北方及中原，因此北方方言的语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跟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比较，是大大简化了，而南方各方言，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较多的古音成分。如吴方言在声母方面保留了古浊声母和清声母的区别。”因而“现在的吴语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按语言历史学，晋以前北方地区的语言是中古北音，晋末以后则演变为现代北方方言（普通话）了。

既然“现在的吴语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那么就用现吴语来读一下“大夏”两字吧。以下便是用吴语中的上海方言所读“大夏”两字的音（采用国际音标注音）：

用上海方言读“大夏”，与"大华"同音，其读音与“ 吐火罗”读音很接近，而与“睹货逻”读音则几乎一致。这完全证实了北朝以后用北方方言所读的“睹货逻”之音就是晋以前用中古北音所读的“大夏”之音。唐玄奘在《 大唐西域记》中将“吐火罗”正音为“睹货逻”，可见这是唐玄奘亲耳所闻之记录，非常准确和忠实。同时也反映出自北朝至唐，北方方言一直在变化之中。

综上分析，大夏与吐火罗（睹货逻）完全就是同音异写，大夏即吐火罗，正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

与希腊

中国古代史书上的大夏，一说为希腊族移民建立的 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麓及 阿姆河上游一带。这里先后曾经历古 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及 塞琉古王国（前312～前64）的统治。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国在大夏的总督狄奥多特实行独立。独立后的大夏统治者们仍然是古希腊族移民出身的人，所以史书上又称之为希腊—大夏王国。在狄奥多特之子狄奥多特二世时，大夏北部地区的一个总督欧提德摩斯夺取了狄奥多特家族的政权，自立为王。公元前208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向东进军，打败大夏军队，围攻大夏首都，但不能攻下。公元前206年，双方取得协议：欧提德摩斯仍保留大夏王号，但必须和安息王一样对塞琉古王国纳贡称臣。

欧提德摩斯的儿子地米特留斯（约公元前190—167年）继位后，大举向南扩张，将大约相当于今阿富汗斯坦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区纳入大夏版图。这是大夏王国的极盛时代。地米特留斯又将首都迁至怛叉始罗，使国家的重心移入古印度的西北部，并重视希腊文化与古印度文化的交融。但是大夏的希腊人对他的这种政策颇有不赞成者。约公元前168年，一个希腊人贵族欧克拉提德占据大夏，自立为王。于是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国家一分为二：一在大夏本土，一在印度。以后两国各分为若干小国。希腊-大夏王国作为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总共还不到一个世纪。

按大夏自古是 吐火罗的观点，大夏又译作“吐火罗”﹑“者（代用字）货罗”﹑“吐火罗斯坦”，“大夏”即 巴克特里亚之汉译，是 雅利安人的故乡，曾流行伊朗 琐罗亚斯德教，最早见于《 史记· 大宛列传》和《 汉书· 张骞李广列传》。按史书记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 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 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 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 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 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

身毒即印度，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 月氏人”，即早期 贵霜帝国（即 贵霜）。而在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希腊- 巴克特里亚王国已经陷入分裂和战乱。

如果大夏是 吐火罗人，那么大夏故地在中国西北地区，大夏人生活中心大致在今新疆 和田一带，属 东伊朗人种，是 斯基泰人和 塞种人的近亲。大夏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交往，古籍中对其多有记载。公元前174～前161年，伊塞克湖东岸和 伊犁河上游流域的 塞种人部落受 大月氏人第一次西迁的冲击，向南迁徙。途中与大夏发生冲突。战败的大夏人除一部分傍南山（今 阿尔金山﹑ 祁连山山脉）东逃，进入 陇西 洮河流域外（汉时曾在此置大夏县），大部向西迁徙，翻越 葱岭（今 帕米尔高原）后进入中亚 阿姆河以北地区，与同样受大月氏冲击而从伊塞克湖以西迁徙至此的塞种人部落汇合，约在公元前145年，他们同一部分塞人冲过阿姆河，占据 巴克特里亚（今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将盘踞此地两百馀年的中亚希腊人逐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公元前128年， 张骞出使大月氏至阿姆河时，见大夏人定居巴克特里亚，遂以“大夏”之名称呼之，后来的西方史家和 阿拉伯人则称之为“ 吐火罗斯坦”。大夏人在巴克特里亚脱离希腊人统治后不久，就被第二次西迁而来的 大月氏人征服。

大夏人为半农半牧者，有自己的语言，大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 伊朗语族，最初用阿拉米字母书写，在 月氏人统治下开始用 希腊字母书写。不过 吐火罗语却不属于伊朗语族。20世纪初，在新疆 库车﹑ 龟兹发现一种古语言，曾一度被认为是吐火罗语。在 巴克特里亚发现一种属中古波斯语的地方方言，书写时采用希腊字母。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大夏人的语言，故称之为“真正吐火罗语”。

大夏主要指 阿姆河（ 古希腊称Oxus）以南， 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以北地区，继承了被称为纳马兹加（Namazga）的阿姆河文明，现存考古文物有一些不超过15厘米高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头大身女性雕像。大夏地区被希腊人征服以后成为一个中亚古国。另有一说主张大夏人为巴克特里亚土著。

大夏王国即巴克特里亚，大约在现代阿富汗。 这里原本是希腊人最东端的殖民地，统治者为希腊人，被统治者塞种。由于吐火罗四部入侵，导致当地的希腊王国瓦解。统治者大约都是吐火罗征服者。但是这个地域依然属于塞种文化圈，风俗与塞种国家大宛相同。 所以《史记》记载月氏西迁之前的大夏“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

巴克特里亚是希腊化的奴隶制国家，所以一般也称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在中国称之为“大夏”。在亚历山大死后为塞疏西王国之一部。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大夏被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大月氏人征服。由于大月氏也被称为吐火罗，所以大夏也被称为“吐火罗斯坦”。史记里记载的“大夏国”是巴克特里亚在北方的残留部分，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南下入侵印度时留守北方的将军欧克拉蒂德斯叛变，巴克特里亚分成南北两个王国。

公元前329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征服此地后，即以此为东方领地的统治中心。塞琉西王朝统治中亚地区的时候，更将大批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移居此地。公元前256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图斯一世（约前256～前248在位）宣告独立。并委派其亲属和功臣为各州总督。

约公元前230年，索格狄亚那总督欧西德穆斯夺得王位。公元前208年，他挫败安条克三世率领的塞琉西军队，迫使后者正式承认巴克特里亚王国。其子德米特里一世（约前200～前185在位）即位后，将喀布尔、犍陀罗和旁遮普等地纳入王国的版图。至公元前2世纪70年代时，王国的版图东起恒河中游流域，西达波斯沙漠，南抵孟买湾，北界锡尔河，势力鼎盛。但就在这时，监领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的欧克拉蒂德斯发动叛乱，在巴克特里亚称王。从此，王国以兴都库什山为界，分裂为南北二朝，互相攻战不已。一些势强的总督或将军乘机割据一方，国势转衰。

在当时大夏已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等级的居住区域和房屋有十分明显的差别。据铭文研究，希腊语是王国的官方语言，而希腊字母也往往被用来标写或改写本地语言。这一时期，希腊的宗教，建筑风格、雕塑技艺、钱币和金属器皿的铸造技术在中亚及南亚北部广泛流行。

公元前145年，巴克特里亚被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大月氏人和部分塞种人所征服。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各国往来的可能性。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但是由于少数民族的抵抗，汉武帝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控制中亚细亚的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的赫尔谟尤斯一度势强，但在安息却很快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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