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中的爱情真谛，从长恨歌和青春之歌看女性人生道路的选择

《长恨歌》和《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两部作品均出自与女性作家之手，并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且围绕一个关键女性的人生选择进行叙述，而在女主人公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这两部以歌命名的作品，既是作者的呢喃之歌，又是她们的人生之歌，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长恨歌》以感情为线索，讲述了上海弄堂中普通却独特的王琦瑶颠沛摇摆的人生，《青春之歌》则以主人公的思想改变为线索，讲述了小资产阶级女性林道静一步步投奔革命的人生历程。本文将紧扣"女性人生道路"这一主题，在借鉴前人对两部作品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探讨两部作品中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长恨歌》是写作于八十年代的重要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中有十分重要地位，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生道路选择经历了由弄堂女孩到权贵外室再到落魄妇女的转变，有一定的戏剧性和传奇性。而《青春之歌》是写作于五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作品，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红色文学代表作，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道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深受主人公性格和时代的影响。现从两部作品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共同性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从主人公不安分的性格、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和不可忽视的男性角色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主人公的不安分性格

王琦瑶和林道静人生道路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她们不安分的性格。王琦瑶是上海弄堂中无数王琦瑶中最普通又最特别的一个，她美丽，带着女孩子的柔弱与风情，不至惊艳却让人感到舒服。她聪慧，深知自己的美丽，却从不张扬，即便是面对片场这种每个王琦瑶都向往的地方，她也总是表现得淡淡的，一切的波澜都深藏于心。她多情，对于生命中出现的男性都或多或少的付出了真心和感情。她始终对自己的人生保持着幻想，自矜于自己的美丽，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这使得她的人生选择显得不那么安分，也导致一生颠沛流离后落得惨死的悲凉结局。

而反观林道静，可以发现这两个生活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性格上的相同之处。同样美丽，带着女孩子的纯洁和美好，同样聪慧，在时代的波澜变化中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同样多情，与生命中出现的男性有着多般情感纠葛。两位主人公性格中都有着普通女性所缺少的不安分，不甘于命运的安排、父母的期望、时代的舆论。若不是这一点点的不安分，王琦瑶不会走进片场，不会结识程先生，不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三小姐，更不会成为李主任的外室。若不是这一点点的不安分，林道静不会违抗母亲的安排，不会离家出走，不会结识余永泽，更不会一步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如果说命运的走向是王琦瑶和林道静人生道路改变的外因，那么王琦瑶和林道静的性格则是影响主人公人生道路选择的最重要的内因。

（二） 动荡不安的时代

如果说不安分的性格是决定王琦瑶、林道静人生道路选择的内因，意味着一种可能，那么动荡的时代无疑为其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是其不可或缺的外因。从两部作品的故事时间来看，《长恨歌》发生在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上海，而《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故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间。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却蕴含着一定的相似性，动荡不安的时代推动着主人公起伏摇摆的人生，成为影响主人公人生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外因。

《长恨歌》围绕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上海展开，有的学者认为《长恨歌》中作者有意无意的虚化了作品的时代特征，不论是战火纷繁的一九四八年还是反右斗争不断扩大的一九五七年，不论是自然灾害严重的一九六零年还是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王琦瑶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从弄堂中的平凡女孩王琦瑶到一时间大上海炙手可热的"三小姐"，再到一九五七年纷繁乱世中围炉夜话的悠闲生活，从一九六零年撩拨人的夹竹桃花香，到程先生在乱世中踏上了自杀的归途，时代似乎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太深刻的痕迹。但是从另一种层面上，我们不可否认，王琦瑶的每一次转变，每一次人生选择都与上海纷繁的时代风云有扯不清的关系。王琦瑶的少女时代，不甘于平庸，追求时尚，保存着对于未来的幻想，这与上海的繁华是分不开的，正是时代的繁华让王琦瑶做起了梦。而全中国解放之后，上海也回归了难得的平静之中，这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三小姐"王琦瑶也熄灭了光芒，居住于小巷中，和三五好友围炉夜话，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时代又一次躁动起来，各种新奇事物争先出现，时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蜕变。而王琦瑶也不再甘于索然无味的生活，纵身投入时代的浪潮中。

《青春之歌》围绕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到一二九运动为中心进行叙述，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浮沉。文章的开端，林道静还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幻想的青年，幻想美丽的爱情和小资的生活。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林道静的世界观产生了第一次冲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以及大肆残杀共产党人的残忍使得林道静开始觉醒。而白色恐怖时期，引导林道静一步步参与革命事业的战友被国民党无情残杀，更成为林道静转变的催化剂。直到林道静离开北平进入农村，地主的残酷压榨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使得林道静彻底觉醒，决心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为民族的振兴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时代的风云变迁，一步步的改变了林道静，使得她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不断转变，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一步步蜕变，完成了个人的升华。

时代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孕育着社会中的每一次变革，也牵动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个体在时代中，常常有如浮萍般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是时代推动着个体做出选择。这也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个人的人生道路选择和时代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时代不动声色的改变着每个个体的人生道路，王琦瑶也好，林道静也罢，她们都拗不过时代的巨大推力。

（三） 男性角色的影响

王琦瑶和林道静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深受男性角色的影响。无论是写作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春之歌》还是写作于八十年代的《长恨歌》，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写作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随着改革开放，重返五四的思潮成为人们的一种时代诉求，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正以其不断独立的姿态争取女性话语权力，这在女性文学写作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男权社会的影响仍旧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写作于时代沧桑变幻，思想相对专制的五十年代的《青春之歌》，还是写作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相对自由的八十年代的《长恨歌》，女性作家笔下以女主人公为中心的写作仍旧摆脱不了男权社会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男性角色对于女主人公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些男性角色成为影响女主人公人生道路选择的又一重要外因。

在王琦瑶的一生中，每一位男性角色的出现都使得她的人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程先生的出现，给王琦瑶的人生转变提供了契机，而若干年后二人的重逢也给了王琦瑶莫大的安慰。而李主任的出现，则将弄堂女孩不切实际的梦想照进了现实，从弄堂女孩王琦瑶到上海"三小姐"的转变可以说是王琦瑶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李主任的出现，将王琦瑶带入了上流社会，不论是招人诟病的外室生活还是爱丽丝公寓中无尽的寂寞和等待，王琦瑶心里都是有些盼头的，而这个盼头也就是李主任对她的爱。李主任出事后，王琦瑶的梦也醒了，她回归了平凡而宁静的生活。居住于平安时期是她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与三五好友一同，喝茶饮酒、打牌逗趣、围炉夜话，日子平凡而宁静。但是康明逊的出现又一次打破了王琦瑶平静的生活，年轻却历经沧桑的王琦瑶在康明逊身上乞求着欢愉。当她有了身孕时，康明逊的懦弱使得她又一次遭受打击，她甚至不愿告诉康明逊怀的是他的孩子。而老克腊的出现，则给了心灰意冷的王琦瑶一个发泄的出口，与其说他们之间是彼此倾慕的相爱，不如说是怀着对上海共同的怀念而相持度日。尽管王琦瑶不愿承认，但这已然不再是她的时代，她的自矜与骄傲随着年华的流逝而远去。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她甚至不惜用前半生唯一积蓄的金条来换取可笑的陪伴。书中的男性角色对王琦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每一个男性格角色的出现，都使得王琦瑶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反观林道静，男性角色对主人公的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林道静骨子里的坚韧，使得她不甘于母亲的安排和欺凌，毅然决然的离家出走。第一个男性余永泽的出现，让她的生活出现了第一道光，爱情的美好、青春的欢畅、情人的甜言蜜语让林道静甘心收起自己的抱负，做了余永泽的妻子，辗转于琐碎而平庸的生活之中，经营着两个人的小日子。但是余永泽日益表露出的虚伪和肤浅让林道静开始怀疑，这时卢嘉川的出现给林道静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林道静不曾经历的世界。卢嘉川的勇敢与抱负点燃了林道静的希望，她如饥似渴的汲取着马克思主义的养分，一步步地与资产阶级进行脱离。而江华的出现，则彻底将林道静带入了另一个世界。扎根群众、勇敢斗争、宁死不屈，这些江华身上的闪光点一点点的打动着林道静，感染着林道静。在江华的指引和带领下，林道静彻底完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完成了人生道路的彻底更新。

男性长期以来占据着时代的话语权，女性写作中男权社会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王琦瑶还是林道静，男性角色对于主人公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主人公人生道路转折的催化剂。可以说，男性角色成为主人公人生道路选择的又一重要外因。在当今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话语权力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时代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进行独立的人生选择。但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人生选择的影响依旧是不容忽视的，女性总是处于经典的客体地位，成为男性影响力的施加对象。

《长恨歌》和《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作品，因其女性写作的背景，以及作品以女性主人公作为叙述重点的特点，使得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作品主人公的人生道路选择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许多的差异性。现从两部作品主人公人生道路的差异性进行论述，围绕感性生活形态的不同和时代内涵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 不同的人物形象追求

王琦瑶和林道静虽然都有不安分的性格且生活于动荡年代，但由于各自的人生追求不同，她们的感性生活形态和生命历程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生道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少女幻想和上流社会繁华的双重驱使下，王琦瑶选择从上海弄堂中最普通的上海女孩变成了李主任的外室，居住于爱丽丝公寓中，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一个本就不稳固的男性身上，没有承诺、没有保障、没有名分，像是一株依靠着大树的藤萝。即便李主任后来没有飞机失事，这种虚幻的幸福也是不长久的，正如王琦瑶的外婆所说，这也不过是一场梦，只是梦醒的早了点而已。第二阶段是王琦瑶居住于平安之时，短暂的平静生活，与三五好友打牌逗趣围炉夜话。而康明逊的出现打破了王琦瑶的平静生活，她再次感受到爱情的滋润，然而命运的捉弄和康明逊的懦弱让她又一次遭受打击，她所期待的平凡人的家庭生活竟然变成求而不得的空中楼阁。第三阶段是老克腊的出现，王琦瑶感慨于老克腊身上对于旧上海的怀念，这与王琦瑶的内心是不谋而合的，美人迟暮的悲凉使得王琦瑶用积攒的金条来换取老克腊的停留。至此，王琦瑶的人生走入了彻底的黑暗，生活一步步的打击，梦想一点点的破碎，她深知属于她的时代早已远去。纵观王琦瑶的一生，可以说是以悲剧为基调的。她始终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而是随着时代的变换和男性角色的影响而颠沛起伏，她不是没有梦想的，但是却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圆满自己的梦想。甚至在她不在奢求空中楼阁一般的上层生活而想要回归宁静的时候，也是坎坷曲折的。王琦瑶的一生就像是空中的飞絮，水中的浮萍，是没有自己的根的，始终像风筝一样维系在他人身上，随着风向摇摆沉浮，在风筝线断了的那一刻，她也便再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而是被风吹散，破碎在时代的风中了。

而反观林道静，林道静的人生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却是与王琦瑶完全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过程、不同的结局。林道静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与余永泽相恋的阶段，那时的林道静还带着少女的幻想，期盼美丽的爱情和安稳的生活，她选择去北平与余永泽结合，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抱负。而当余永泽的虚伪和生活的无味让林道静感到迷茫和痛苦之时，卢嘉川的出现引领林道静进入了人生的第二阶段。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于革命的热情不断高涨。她毅然决然的与余永泽分别，开始了革命道路的探索时期。而江华的出现则让林道静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也就是林道静人生的第三阶段。它成为一名积极的革命者，参与革命斗争，协助组织工作，实现了人生价值。虽然林道静的人生也受到时代和男性角色的影响，但是我们不难看到，相较王琦瑶而言，林道静更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她的心中始终有自己的抱负和选择，她的每一次转变都不是盲目的，而是带着自己的思量。

纵观王琦瑶和林道静的人生，两位主人公性格中的不安分使得她们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但与王琦瑶沉迷声色的奢靡人生不同，林道静选择在集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王琦瑶的人生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物质和情色的追求，并且受到时代和男性角色的巨大影响，经历了弄堂女孩到权贵外室到凄凉妇女的转变，最终落得惨死的悲凉结局。而林道静的人生选择则带着对于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尽管时代和男性角色催化了她的转变，但是她仍旧是自己人生的规划者；在经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系列转变后，获得了相对圆满的结局。

（二） 不同的创作语境

两部作品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创作语境；《青春之歌》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宏大叙事的语境之中，《长恨歌》创作于九十年代的个人日常叙事的语境之中，从而使王琦瑶、林道静人生道路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创作语境的印记。《长恨歌》创作于九十年代，因而其故事围绕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大都市上海展开叙事；"孤岛"时期的上海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孤岛，与世隔绝的繁华和躁动；而王琦瑶就在这样的时代中登场，带着对于时代的向往和不安，聪慧的规划着自己的人生，不甘寂寞、不甘平凡，这也促使王琦瑶在遇到李主任之后选择成为他的外室。当时代运行到五十年代，建国初期的上海是平静的，繁华稍稍收敛了些，而王琦瑶便也同这个时代一起归隐，在平安巷中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一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着整个中国，也席卷着王琦瑶的生活；她开始躁动不安，开始怀念过去的声色和繁华，她在老克腊身上乞求着陪伴，这也间接导致了王琦瑶被人残忍杀害的悲惨结局。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作品都紧贴王琦瑶的个人日常生活、情感意愿期待等来描写，宏大的时代变革引退到背后，化为一种背景。

《青春之歌》创作于五十年代，因而其故事时间很短，主要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之间，且作品紧扣林道静的政治道路选择、思想观念转变等来描写，情感历程和革命主潮相呼应，个人爱情完美地阐释了时代的需要，宏大的时代变革直接制约着个人恋爱婚姻生活。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激起了林道静心中的爱国之情，也激化了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分歧和矛盾。随着抗日战争发展，秋收起义的爆发，林道静体会到了农民的疾苦和地主的罪恶，她怀着理想和信念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而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碰撞之下，一二九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这场运动中，林道静已然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可以说，时代不仅孕育了变革，也孕育了每个个体的人生，女性人生道路的选择除去个人性格和男性的影响，便是在时代的激流中的选择。

（三） 不同的作家个性经历

从作家自身因素考虑，《青春之歌》和《长恨歌》之所以有很大的差异，除了主人公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创作的时代因素的影响，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作家个人因素的影响。《青春之歌》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作家杨沫生于北平，因家中破产而失学，也曾当过小学教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参加妇女宣传工作，这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被作者诉诸笔端，在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走向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沫的影子。作家杨沫自小缺少家庭的关怀，她的童年是孤寂的，腐朽而刻板的家庭让她想要逃离，书籍成为她人生中的慰藉，而情感生活的波澜也使得她苦闷不已，是共产主义的光芒点亮了她的生活，使她毅然决然的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如果说杨沫是林道静的书写者，不如说林道静是杨沫的影子，在林道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杨沫的人生，这使得《青春之歌》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可以说，是杨沫的人生经历影响了林道静的人生道路选择，林道静的迷茫和挣扎也是杨沫的迷茫和挣扎，林道静的反抗和勇敢也是杨沫的反抗和勇敢，林道静积极投身革命的热血和不悔，也是杨沫的热血和不悔。如若没有作家杨沫波澜壮阔的人生，也就不会有林道静跌宕起伏的人生。

《长恨歌》的作者王安忆于1954年出生于南京，她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母亲对于王安忆走上创作的道路影响是巨大的。王安忆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生活于上海，上海这座城市也与王安忆的创作有扯不清的关系，这在作品《长恨歌》中有明显的体现。1993年王安忆开始了小说《长恨歌》的创作，在市场经济如洪水般席卷这个时代的时候，王安忆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文学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共同关注。王安忆自小性格较为孤僻，带着敏感的触角和小心翼翼打量着这个世界，这种不合群也在王琦瑶的身上得到了体现，通透而疏离。在王安忆的叙述中，上海并不是她的故乡，甚至在她的记忆中上海是并不讨喜的，它让王安忆感觉到紧张和压抑。然而《长恨歌》的诞生却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和王琦瑶和王安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座国际都市在王安忆的笔下显得多情而从容，甚至让读者隔着时代的雾气朦胧的看了个大概。王安忆或许并不属于上海，但这不阻碍她成为上海最好的叙述者。与《青春之歌》相比，《长恨歌》自传性质并不明显，但是无疑，《长恨歌》是王安忆抵抗苦闷与彷徨的出路。在许多文学评论家的笔下，王安忆是难以定论的，她总会用一部新的作品打破你给她限定的条条框框，这种难以定性的丰富也表现在她笔下的王琦瑶身上。一眼望到底的人生是无趣的，一眼望穿的女性更是，而王琦瑶便是我们很难去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她的摇摆起伏，她的苦闷挣扎，她的洒脱奔放，她的骄傲自矜，每一面的王琦瑶都是浓墨重彩的存在，像书中所述"她不是个影子，装在心里便能活的。"

《长恨歌》和《青春之歌》作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历来为学者所重视。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和相似的叙事特点使两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可比性。王琦瑶和林道静作为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谱写了属于她们的时代之歌。无论是王琦瑶选择的外室道路或是林道静选择的革命道路，这两位主人公都以坚韧面对生命中的波澜起伏。可以说，无论是王安忆笔下王琦瑶的长恨之歌还是杨沫笔下林道静的青春之歌，都是女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用生命谱写的时代之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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