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方应用方法（经方本原剂量中日比较研究）

经方本原剂量中日比较研究

崔衣林1，2 ，傅延龄 1 ，刘旎 1 ，张思琪 1 ，倪胜楼 1 ，宋文杰 3

在过去的两千年间，诸多医家对经方本原剂量的问题争论不断。 近年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时期的一两，今为 13.8 g [1-2] ，但中日 各时代众位医家均对此存疑 [3] 。 在第 2 阶段和第 3 阶段，对于一两为多少克的问题， 日 本医家得出了与中国医家不同的结论。而随着研究进入到第 4 阶段的现代，中日 两国的研究结果均认为一两极为接近 13.8 g。 中医起源于中国， 但在后世的研究中， 中日 两国对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结果产生了分歧。 那么这个分歧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歧？ 虽然现代中日 两国的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在临床上两国用药剂量差别很大 [4] 。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的发展源流进行厘清。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于梁、隋、唐

1.1 中国的梁代（502—577 年）、隋代（581—619 年）、唐代（618—907 年）

经方本原剂量的问题，早在一千年前的唐代，甚至在更早的梁代，众说纷纭。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 “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 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 古方唯有仲景， 而已涉今秤， 若用古秤作汤， 则水为殊少， 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尔。 ”后来孙思邈和苏敬赞同了他的看法。 这 3 位医家均为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 但是，东汉以来， 却出现了复秤、古秤、今秤、南秤、晋秤、神农秤等多种秤，此阶段的人们已经对仲景使用的秤的具体剂量产生了分歧。

1.2 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 年）、奈良时代（710—794 年）

中国的梁代、隋代、唐代相当于日 本的飞鸟、 奈良时代。 此时期遣隋使、 遣唐使相继来到中国，从此日 本正式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交流 [5] 。 其中《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在日 本医界影响巨大 [6] 。701 年日 本政府仿效唐朝典章制度， 制定了大宝律令。 另外唐朝高僧鉴真以世界上第一部国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为基础，在日 本传播了唐朝最新的中医药知识。

对剂量的研究而言，因为此时期在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秤，所以剂量换算法十分复杂。 日 本根据从中国传播来的信息，不断修整为本国的度量衡标准。 对于经方本原剂量的探讨和争论也影响到日本医学界。 宫廷医官出云广贞于 808 年编撰的日 本最早的医药书《大同类聚方》中提到，他根据遣唐使所提供的资料，重新制定了药物的度量衡 [7] 。 而在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医心方》中引用了《本草经》和《范汪方》的记载： “《本草经》云： 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 今则以十黍为一铢， 六铢为一分， 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今按《范汪方》云：六十黍粟为一分。 ” [8] 但是此书中却没有关于秤的剂量的记载。 笔者认为《医心方》的著者丹波康赖在诸多中国医籍中， 未能很好地明确秤的折算标准， 因而未在他的著作中对秤的剂量进行相关论述。

由此可见，此时期中国流传到日 本的典籍，不仅在国家制度、法律、医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且也使日 本原有的度量衡发生了改变。 因此关于度量衡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中日 两国研究没有差异。

2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延续于宋、金、元

2.1 中国的宋（960—1279 年）、金（1115—1234 年）、元（1271—1368 年）时期

宋代煮散剂得到普及，减少了用药剂量，但仍有部分医家保留了传统大剂量用药。 医家们对经方本原剂量看法也开始出现不同，但所得结论相差不大。 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提到“古三今一”的说法（今为 13.75g）[9] 。 同时代的朱肱、庞安时也赞同林亿的看法。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到“汉唐十两合今三两”（今为 12.4 g）[10] 。 沈括在《苏沈内翰良方》中还提到“古一两当今二钱六分”（今为 11.2 g）[11] 。

到了金元时期，临床处方用药剂量方面论述很多。 部分医家保留了宋代的认知，另一部分医家则认为， 随着宋金元时期度量衡发生变化， 方药剂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 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保留了传统剂量“古三今一”（今为 13.8 g）[12] 。 刘完素又提到“古方四两为唐宋一两”（今为 10.3 g）[13] 。 王好古和吴恕虽然认为“古三今一” [14] ， 但是这个时代的度量衡不同，此时代的“一两”为 12.7 g。 由此可见，金元时期医家们关于经方本原剂量的看法没有太大差异，均为“一两”等于今 10.3~13.8 g。

2.2 日 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 年） 、 镰仓时代（1185—1333 年）

宋、金、元时期相当于日 本平安、镰仓时代，两国的贸易往来频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学著作得到了广泛流传。 此时期日 本医学界的变革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宫廷医向禅宗僧医转变； 二是医疗对象以贵族为中心转向一般民众。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用日 文编写的医书， 中医学得到了广泛普及， 但对于本原剂量的研究却甚少。 一是因为拥有大量可用作研究资料的医书的宫廷医已经退出了主流， 而禅宗僧医又缺少研究必须的资料， 因此本原剂量研究无法发展。 另一个原因则是煮散剂开始流行。 煮散剂是按照伤寒论的剂量称药，而每次服用 3 钱到 5 钱，今为 12 g 到 20 g， 剂量问题不会影响到临床， 因此剂量研究甚少。

3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加重于明、清

3.1 中国的明（1368—1644 年）、清（1636—1912 年）时期

进入明清时期，方药临床剂量发生了较大变化， 对经方本原剂量也出现了 2.85~22.2 g 多种折算，差异很大。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 明代为一剂一服， 一服药煮一次，一次服完。 如果按照唐代用法一剂三服的话，一剂的药量需要 3.75 g 的 3 倍，也就是 11.2 g [15] ，与唐代的研究结果（一两为 13.8 g） 相差 2.6 g， 差异不大。 李中梓和王肯堂也赞同了李时珍的看法。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到“古一两为今六钱”（今为22.2 g）[16] 。 进入清代， 对经方本原剂量的考证， 结论更为多样。 王丙认为“古一两准今七分六厘强”（今为 2.85 g）[17] 。 徐大椿认为“一两合今二钱”（今为7.5 g）[18] 。 钱潢和章太炎认为“汉之一两为今二钱五分”（今为 9.375 g）[19-20] ，和宋代沈括观点相同。 陈修园和李文荣认为“古一两今在二钱到三钱间”（今为11.25 g）[21-22] 。 吴谦认为“一铢约今四分一厘七毫”（今为 12.2 g）[23] 。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清代偏向小剂量用药，所以对于剂量的研究结果较前代数值偏低。 因此，笔者认为清代医家所理解的张仲景的临床用药剂量为小剂量用药。

3.2 日 本的战国时代（1467—1590 年）、安土桃山时代（1573—1568 年）、江户时代（1603 —1868 年）

明清时期相当于日 本的战国、安土桃山、江户时代。分为 3 个时期。

3.2.1 增加留学生的战国、安土桃山时代

日 本引入中国明初最新医学，打破了局方天下。 以金元新医学为中心的流派即称“后世派”。 后世派医家根据留学经验和独立考证，提出了“唐之半秤”。 竹田秀庆在《月 海杂录》中提到， 他祖父从明朝留学回来后，为了实现仲景的剂量，制作了“唐之半秤” [24] 。 后世派代表人曲直濑道三在《翠竹庵答问书》中提到，当时的药秤在中国一两等于 10 钱，在日 本京都一两等于 5 钱，东京一两等于 4 钱，金银一两等于 4.5 钱 [25] 。可见当时日 本的药秤一两为中国药秤的一半。 曲直濑道三的弟子冈本玄治在《家传预药集》中提到， 在日 本制作“半秤”是为了实现仲景的“古秤” [26] 。 贝原益轩在《大河本草》中又提到，当时一般医家用量为一两等于 4 钱或 5 钱，或 4.3 钱 [27] 。

由此可见，明秤是一两等于 37.5 g， “唐之半秤”是一两等于 4~5 钱（今为 15~18.75 g）， 流传到日 本之后，日 本每个地区的计量数值不同。 此时日 本医学界在将中国医学本土化之际， 对于半秤量值， 究竟是大秤的一半，还是复秤的一半产生了和中国不同的看法。

3.2.2 增加交流的江户时代前期

日 本江户时代前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向清朝的更迭时期。 清代医家学者的尊经复古风尚影响到了日 本。 在日 本， 以尊经复古为学术风尚的流派即称为“古方派” [28] 。 香川修庵汲取了陈无择的观点，在《一本堂行余医言》中提到古一两等于今三分之一两， 约 3.33 钱 （今为12.5 g）[29] 。 吉益东洞汲取了同时代的徐大椿的观点，在《医方分量考》中提到汉代“古秤”的一两等于今日 本 2 钱（今为 7.5 g）[30] 。 而吉益东洞的弟子村井琴山则汲取了吴谦的观点， 他认为“古一两为今二钱九分六厘二毫九丝六忽”（今为 12.22 g）[31] 。

还有一部分医家用实测或者考证的方法得出了研究结果。 正木濑平认为一两今为 3.487 g，浅野韫玉认为一两今为 5.62 g， 白水笋山认为一两今为3.675 g，冈田静默则认为一两今为 10.546 g 等 [32] 。因此， 这一时期的日 本医家， 一部分是接受了中国的研究结果，另一部分则是采取了考证的方法得到研究的结果。

3.2.3 锁国独特研究的江户时代后期

这一时期中国清代的考证风尚影响到了日 本， 形成了“日 本考证派” [33] 。 他们虽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对本原剂量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与中国不同。 其中对现代汉方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狩谷棭斎的研究。 他在《本朝度量権衡攷》中提到一两等于今 1.42 g。 丹波元坚、小岛宝素、喜多村直宽、清水藤太郎、冈西为人、铃木真海、荒木性次、大塚敬节、龙野一雄等赞同支持了狩谷棭斎的观点 [3，17] 。

还有周轩庭在《仲景分量考》中提到， “一两本邦一钱”（今为 4.125 g）[34] 。 物观、村井琴山、难波抱节认为“一两为 11.1 g”， 尾台榕堂在《类聚方集览》中提到的数据则与古方派吉益东洞相同。现在日 本药典中的剂量是根据大塚敬节等医家的用药剂量而制定的，也可以说狩谷棭斎的研究结果决定了日 本现在用药剂量。

4 经方本原剂量终极于现代

4.1 现代中国（1949 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对经方本原剂量， 有着一两为 3~15.6 g 的诸多不同意见。 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 《伤寒论讲义》（ 二版教材） 认为一两折今约一钱（ 今为 3 g） ， 此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34] ， 冉小峰 [35] 认为一两今为6 g，朱晟认为一两今为 6.25 g [36] ，中医研究院一两今为 6.96 g [17] ，朱文惠认为一两今为 7.8 g [37] ， 陈家骅认为一两今为 8 g [38] ，广州中医学院《方剂学》汉一两今为 9 g [17] ， 黄英杰认为一两今为 10 g [39] ， 范吉平认为一两今为 13.8 g [2] ，彭怀仁认为《中医方剂大辞典》一两今为 13.92 g [40] ， 柯雪帆认为一两今为 15.625 g 等研究结果 [41] 。 傅延龄教授经过论证以后确定经方中一两等于 13.8 g [1] ， 是根据文物实地的考察、经方药物质量的实测、文献资料的再研究、度量衡专家的权威认证，最终得出的结果，最为可靠。

4.2 现代日 本（1945 年代以后）

日 本明治维新时期，汉方医学基本被消灭了。 在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仅有少数人维持着传统汉方医学。 然而随着西方医学所引起的副作用的增加，汉方医学又得到了复兴。 进入到现代，开始用各种方法证明仲景的剂量。 一种方法是实测法，长泽元夫认为一两今为 6 g到 7 g [32] ， 桑木崇秀认为一两今为 12 g [42] ， 江部洋一郎认为一两今为 14 g [43] 。 另一种方法是实验法，笛木司认为一两今为 14 g [44] 。 现代日 本医家认为，虽然临床上根据一两今为 1 g 的计算用药， 但是实际理论考证一两今为 14 g。

5 结论

笔者对历史的梳理不仅仅是简单地阐述历史事实，更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中日 两国现代所用药量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这也是研究和了解最佳临床方药用量范围所不可或缺的信息。 以下， 笔者会从历代本原剂量研究对现代两国用药剂量的影响、大小剂量的差异、两国的共同认识这3 个方面进行讨论。

5.1 关于历代本原剂量研究

对两国现代用药剂量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临床上，一部分医家会使用以一两“今为 3 g”规定的中国国家药典与教材的剂量用药 [15] ，而另一部分医家为了提高疗效，并且实现仲景的用药剂量，增加了用药剂量。 如李可等提倡恢复经方本原剂量，并主张在治疗危急重症患者时用药剂量极大，否则达不到效果 [45] 。 大剂量用药在产生疗效的同时，药性强烈的药物对人体会产生毒性或副作用，剂量的安全范围小，用之不当，或药量稍有超过常量，即可对人体产生危害，甚至致人死亡。 因此首先应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 注意煎服法、地域与体质的差异、用药剂量逐渐增加、观察服药后的暝眩反应等方法控制用药剂量，保证安全性。

在现代日 本临床上，大部分医家会按照国家药典的剂量开具处方。 笔者曾分析了日 本国家药典的剂量，其标准为一两“今为 1 g”， 医疗保险范围内的汉方药处方也是用此剂量。 本研究结果明确了从江户时代传承至今，以一两“今为 1 g”， 此剂量使用了200 年以上。 虽然也有一部分医家受现代中国的影响，使用大剂量，但是只占很少一部分，现代日 本医家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运用日 本传统的小剂量。 小剂量用药利于节省药材、方便携带、减少医疗费、保证安全性，但需要长期服药。 且日 本医家与在日 本生活过的中国医家都认为小剂量对重病无法达到很好的疗效，对于重病还是需要大剂量用药 [46] 。

5.2 关于大小剂量的差别

本研究表明，中日 两国均认为张仲景的用药剂量中的一两极为接近 13.8 g，但是，在临床上，两国均未使用这个剂量。 日 本汉方医家处方的平均剂量相当于张仲景用药量的 1/15～1/10，大约相当于中国现代中医临床处方用量的 1/5～1/3 [4] 。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医临床运用上，我们可以将日 本临床常用量、中国临床常用量、仲景用药剂量进行灵活地调整， 扩大剂量使用范围， 随机应变， 根据不同情况将药量控制在最佳， 这才能将治疗效果发挥到最大。

5.3 关于中日 两国的共同认识

虽然现代两国的本原剂量理论研究均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但是此结论剂量远远大于两国现代临床用药剂量。 相比张仲景， 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水平有限， 因此两国医家均无法运用如此大的剂量进行临床实践。 而张仲景临床实践经验丰富， 可以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严格控制、灵活调整用药剂量。 因此，本次研究不仅得到了本原剂量的最终结果，也佐证了中日两国对于张仲景临床实践水平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