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中的哲学家（愿不肖者犹知忌惮）

龙应台曾说：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

两天读完黄仁宇老师的《万历十五年》，恍若隔世，被深深震撼。

我不能确信书中写的就是真实客观的历史，但书中内容、涵盖的思想观点，非常发人深省。

《万历十五年》的主题，序言就已表明：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道德代替法律等行事准则，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落后的制度，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导致上至天子高官，下至庶民百姓，无不成为山穷水尽的制度的牺牲品。"

太师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正如序言所说"书中所述，不妨成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阳历3月2日，有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禁卫军没有接到通知，但见数以千计的官员均盛装赶来，以为确实举行大典，便未加询问而将数千人全部放行。

但其实万历皇帝并未要午朝。

如此牵连甚广、空穴来风的谣传因何而起呢？事后礼部竟调查毫无结果，只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

从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事件就可以看出，庞大王朝的行事多么僵化，上至君主，下至各级官员，对王朝的管理又失控到何等地步。

黄仁宇老师，从六个人入手，描绘他们的"阴阳两面"，即儒家理想与个人私欲的不平衡，发问：道德与制度是怎么的关系？

一、万历皇帝：礼仪仪式上的傀儡

万历皇帝9岁，隆庆皇帝龙驭上宾，他穿着丧服接见臣僚，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华丽辞藻请求当时身为皇太子的朱翊均继皇帝位。

第一次，被皇太子严词拒绝，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第二次，皇太子还是悲恸不已，无法自持，婉言谢绝。

直到第三次，皇太子被群臣慷慨激昂陈词打动，决心"社稷为重"，勉强同意继承皇位。

这一番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序，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演练。

实际上这是一场不需要排练的"戏剧"，它的剧本就是这个庞大的王朝，经数千年积淀而来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礼仪规范。小到君臣的日常对话，大到继位、亲耕等国家庆典，每一步都有严格的、如同演戏一般的标准要求。

年幼继位，万历皇帝对首辅兼严师的张居正十分恭敬亲睦，加上母亲对协助万历继位的张先生推崇有加，在小皇帝眼中，张居正俨然是大智慧的象征、道德典范的象征。

各项朝廷事务，名义上由小皇帝审阅批示，其实都由张先生给予意见或最终定夺，张居正是万历初年的实际管理者和决策者。

小皇帝只是礼仪仪式上的傀儡，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以"上天之子"的身份，对各种礼仪规范照章办理，以彰显天威。

但张居正一去世，他欺君罔上、接受贿赂、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罪证，被一一陈到万历皇帝面前，张居正俨然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玩弄阴谋权术之人。

张居正形象在万历皇帝心中破灭，也让他对自己一直所受的教育、一直努力秉承的道德标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摆脱张居正的阴影，也让万历皇帝成为王朝真正的管理者，一时他雄心勃勃。

自小，除了两位太后和先生张居正，皇帝身边没有平等关系的人，因为他是天子，他是王朝所有人的主宰。

随着管理朝堂，万历皇帝越来越心力交瘁，因为他发现很多事情他根本做不了主，他的想法根本实行不了。

万历十五年，他不过24岁，登上天子宝座却已经·15年。这15年似乎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虔诚地应付。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

万历皇帝对管理大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信心，也对生活充满了厌倦，他开始奉行道家的"无为而治"，开始长期的消极怠工，长达28年不上朝。

二、张居正与申时行：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

几千年僵化运作的封建王朝，制订了一系列以道德为基础的规则，这些规则的执行不切合实际而根本无法遵照执行，实际社会的运行靠的是一系列不宣知大众却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张居正看出体制运行的弊端，推行改革新政，重点就在改变文管机构的作风，力图振作。

一方面，张居正的改革，实际上动了文官现行体系的"奶酪"，推行起来当然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但他为人激进、自傲，行事手段又过于强硬，导致抗拒横生；

更致命的一点是，张居正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他享受着现行体系的红利，要求其他官员恪守道德，自己却无法以身作则。比如他要求官员厉行节俭，自己却生活奢华，收受贿赂；他推崇儒家君子之风，却对反对者多加迫害。

张居正生前，手段强硬，加上与万历皇帝亲厚，偶有弹劾他的奏本，都被小皇帝惩处了奏事者。但一身死，反张的运动便揭开了序幕，从张主持的新政漏洞开始，接受贿赂、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任首辅，与张居正的激进、强硬不同，他温和谦让，一直充当"大和事佬"的角色，甚至被批评"首尾两端""牺牲原则的政客"。

申时行他深知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能否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也不过空中楼阁。

他也深知对道德的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宣知众人的理想制定为规则，为"阳"，不能告人的私欲便是潜规则，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之极的工作。

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申时行的行政方针是推广他的"诚意"。

推广的方式呢，就是不断的举行繁复的礼仪。期望反反复复的仪式能使参与者产生一丝对道德的正视，但私欲横行的现实，完全不给这一丝正念成长的土壤。

张居正精明强干，以雷霆手段推广新政，但也只是局部的调整，却因动了强大文官集团的奶酪，死后被清算。

申时行奉行中庸之道，坚持调济折衷，行政推广尽量不与文官集团的利益或习惯相冲突，导致政策执行无法到位，不少扭曲变形，甚至成为权力新的寻租平台。

庞大的文官体系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实际已成为权利的源泉，是帝国的实际主人。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太过高得推崇道德，而忽视具体制度的建立。

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是属于各地总督驯服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建议当奏请皇帝批准，只要用人德当，各地官员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然是上策佳计，所有奏请都会得到批准。归根到底，办事的技术问题仍然是道德问题。

无人监督的管理体系中，指望道德作用，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整个帝国，沉醉在这个梦里无法自拔。有一些试图清醒过来的人，都头破血流到最后。

三、海瑞：尴尬的模范官员

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豪强、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深得民心，有"海青天"的美誉。

他一生行事严格遵循法律，哪怕不切合实际，也坚决执行。比如，政府发给管理的俸禄微薄到不够吃饭，也毫无怨言地接受，绝不徇私受贿。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在法律条文不及之处，海瑞也忠实的体会法律精神，或遵循道德要求。如他的手记里所写：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其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种办事方法，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而维持大局，不光自我奉献，还鼓励、要求全员奉献。这样，其实个体的意志，很难被尊重，个人的权利也难以保障。

海瑞的尴尬之处在于，他表里如一的个性被人所尊重，甚至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

他是一个舞台上的英雄人物，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曲终人散，他留在舞台，而人们回归现实。

刚直的个性，使他多次被贬绌，但因他高尚的德行，又多次被启用。皇帝、文官们对他也颇为忌惮，但最终他虽然供职，却备受冷落，无事可做。

万历十五年末，他的死讯传出，让皇帝和所有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到位惹事生非的英雄去操心安排了。

四、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古代封建王朝的重文轻武，由来已久。

武将领兵作战，与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冲突。

通常当社会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的时候，才会导致战争。但帝国的文官向来以保持各方面的中庸、平衡，维护稳定为施政前提。如果事情弄到要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

重文轻武的风气，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军队的给养，由文官控制，导致军饷常常拖欠；比如实际作战中，文官级别高于将领，可以对将领提出无理指责或愚蠢要求。

万历朝的军事管理也基本无效。比如所谓征兵，士兵逃亡、换籍层出不穷，各地卫所的土地，不少被军户抵押、出卖，谋取私利；比如武将的选拔，由文官主持，重在刀枪兵马是否娴熟，笔试只要求粗通文字，各处办的武学，也只以粗浅的儒家经典作为讲授内容。

这种制度和风气，导致北方边境常年被蒙古族入侵，掳人劫财，东南沿海常年被倭寇蹂躏。

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来看，他到浙江赴任后，首先组织了一只新型军队，人称"戚家军"。这只新军纪律严峻，赏罚分明，主帅指挥得当，士兵雷厉风行，使得戚家军对战倭寇，保持长胜的记录。

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得以施展，离不开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但张居正死后，他随即被罢免。

万历十五年九月，鉴于东南沿海倭寇横行，一位监察御史上书建议起用戚继光，仍然让万历皇帝深感不悦，御史被罚俸三月，以示惩戒。

三个月后，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离开人世，但万历朝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皇帝获悉多半是出于东厂的监察密报。

五、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李贽，官至知府，任上因官俸微薄，靠各项"常例"等收入维持家庭生计。

他不同于海瑞，不认为官俸外的一丝一毫都属于贪污，他认为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名利。比起阴阳两面的大部分人，李贽坦诚自己的私欲。

万历八年，李蛰53岁，决定辞官退休。

离任后，他一直靠朋友中地主绅士的周济度日，而他也从来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什么不妥。这个社会或者环境给了他不耕而食的机会，他也安然笑纳。

有时候李蛰还在文章中批判这些朋友，但他觉得这些批判只是着眼在性格和品德，无关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指出，这种批判也适用于自己。

万历十六年，李贽剃发为僧。僧院的花费，绝大部分也来自他向外界朋友的捐募。而他的主要工作是著述，其中重要一项是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

李贽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碰撞中纠结、选择。他最大的矛盾在于他抨击虚伪的道德，但又无法背弃道德；他追求个性与自由，但又无法叛离时代赋予、又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

随着李贽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声名愈大，愈加自由任性地言论，对传统道德的挑战性也愈强烈，当权者愈加不能容忍。

1602年，李贽被捕，后在狱中以刺刀自刎。

《万历十五年》，书中的人、事早就离我们远去。但关于制度与道德的依存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再不断地被讨论、被重申、被定义。

像最近被热议的"张扣扣杀人案"和"章莹颖被害案"。前者23年后为母报仇，连杀三人，被判处死刑；后者变态强奸杀人、承认杀人但拒不供出被害人遗体何处，免死刑，被判终身监禁。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是申时行在万历年间提出的理想，愿这一天早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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