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用靠什么起家（从隐蔽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

来源：学习时报1962年2月9日，新中国开国上将李克农，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旅程翌日，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深情作诗，哀悼：“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李克用靠什么起家?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李克用靠什么起家

来源：学习时报

1962年2月9日，新中国开国上将李克农，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旅程。翌日，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深情作诗，哀悼：“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董老是我党创始人之一，对李克农知之深、情谊切，一句“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将李克农的作用和才华，与唐太宗倚重的大臣房玄龄和秦汉之际的大谋士李左车相提并论，不仅生动描述了李克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间接揭开了我党的一个谜底。在57位开国上将中，李克农唯一没有在战场领过兵、打过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与沙场战将比肩、授予战将殊荣？这是因为李克农来自一个特殊的战场，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在国民党情报心脏建共产党情报小组

1927年大革命失败，血雨腥风笼罩着中华大地。面对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等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特殊的机构，以“加强党的政治保卫”。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在上海建立。1929年底，李克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了中央特科的一员。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入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国民党悬赏通缉。为摆脱敌人追捕，他乔装打扮，从芜湖到南京再到上海，终于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有一天，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见了昔日旧友胡底，又经胡底介绍，认识了钱壮飞。“共产党员”这个三人共有的符号，很快让他们结成了“同志 挚友”。当时，钱壮飞已经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担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芜湖开展革命时，李克农有过奉组织之命打入青帮、为革命刺探情报的短暂经历，他意识到，钱壮飞现在的岗位，既是“龙潭虎穴”，也是“情报高地”。

“壮飞，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周旋，现在有没有办法再嵌一个钉子进去？”李克农这一问，让钱壮飞想起了国民党为扩大特务组织、正在筹划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名义，招聘广播新闻“编辑”。

好主意！李克农心中一亮。他把这一情报以及他们的设计，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党中央。很快，在中央特科担任二科科长的陈赓约见他，并通知说，“中央完全同意钱壮飞的推荐和你本人的申请”，还特别传达周恩来指示“要把敌人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所用”。

李克农本来就是我党的“笔杆子”。经考试，1929年12月入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进入了敌人的情报心脏。

为了让李克农“脱颖而出”，周恩来时常把我党的一些过期文件交给他，李克农则以“缴获共党文件”之名，送往南京。徐恩曾对李克农的精明能干刮目相看，不久提拔他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股长，掌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队伍。这是一个获取情报、输送我党情报工作人员的绝佳职位，李克农喜出望外。李克农站稳脚跟后，胡底又在钱壮飞的安排下，顺利进入徐恩曾的情报部门，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

1930年，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然后分头执行，李克农与陈赓进行联系。为便于传递情报，组织上还选派宋治家，以“佣人”身份住进李家，担任李克农的地下交通员。

1929年12月至1931年4月，“特别党小组”在潜伏期间，先后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30年冬至1931年春，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等突发紧急情报，均由钱壮飞从徐恩曾处获取，由李克农紧急送交陈赓。关键时刻，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中央红军。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因此被周恩来称赞为“龙潭三杰”。

顾顺章叛变后，李克农完全暴露。1931年8月，遵照中央指示，他秘密撤离上海，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等职，继续负责保卫中共中央安全。

与张学良接触的我党代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等协助。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与红军联合抗日。

后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与张学良接触。

1936年2月21日，大雪飞舞，陕北高原银装素裹。李克农一行4人，冒着暴雪，秘密前往洛川。当时，东北军内藏有不少蒋介石耳目，李克农洛川之行是严格保密的，一行人的装扮也精心设计过。李克农深知，这次接触，事关我党团结抗日大局，责任重于泰山。出发前，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

2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洛川。按照事先安排，午夜入城，秘密住进了一个僻静的独院。

洛川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李克农与王以哲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红区与白区通商”等5项口头协议。第二阶段，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问题。谈判中，张学良幽默风趣、傲气自大，李克农不卑不亢、策略灵活。一次，张学良设陷阱：“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断然回答：“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说完，起身往外走。张学良见势，立刻转弯，谈判继续进行。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谈判，从3月4日下午3点一直谈到3月5日凌晨5点，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系、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提出，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到肤施（延安）进一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马不停蹄地赶赴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无比高兴，赞扬道：“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4月9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谈判，李克农同行。肤施谈判，张学良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向我党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建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时局发生重大转变。

晚年，张学良在回忆时，仍然怀念他与周恩来友情，不忘评价李克农：“此人厉害！”

抗战文化城中的著名“八办”处长

桂林，山川秀美。抗战时期，这里是南方军事文化重镇，也是誉满全国的“文化城”。1938年11月，李克农奉中央之命来到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任处长。

李克农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全民族抗战以来，先后担任八路军驻西安、上海、南京办事处处长（主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但他这次来桂林，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作任务，都大不相同。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二是武汉、广州沦陷后，桂林军事地位上升，桂系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坐镇桂林，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和陈果夫CC系等都在这里建有据点，各派势力鱼龙混杂、相互竞争；三是李克农的身份，除对外是“八办”处长外，在内部是中共南方局秘书长，兼有整顿和恢复中共南方地区党组织的重任。

初来乍到，李克农首先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旭初是桂系三首领之一。一见面，黄就单刀直入问他：“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沉着、机智回答：“有是有的，但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坦诚，友好，交底，李克农给黄旭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日后“八办”与桂系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8年，广西省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李克农请示中央后，派遣秘密共产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以救国会民主人士的公开身份，应聘“干校”教育长职位，黄旭初欣然同意。为帮助杨东莼办好“干校”，李克农精心挑选了10余名共产党员担负教学任务。杨东莼的“干校”工作，接受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但方式是秘密的。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干校”一共培养了4000多名抗日骨干。

《救亡日报》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1939年1月，经李克农协调，在桂林复刊。复刊后的《救亡日报》，既有公开合法身份，又保持统一战线风格，发行量猛增，成为“文化城”城内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盏星灯；报馆太平路12号成为联络民主进步人士的公开场所；总编辑夏衍也参与到党的统战工作中。1939年春，《救亡日报》为筹措资金，举办了几场大型公演活动。普通票一般售价五毛。但有一天，报馆来了一位军官，一次性买走募捐票50元。这引起了夏衍的注意，立即报告李克农。李克农了解到这位金主是桂系31军170师副师长韩练成后，指导夏衍及时跟进工作，二人成为交心朋友。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中，担任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为华东野战军一举全歼李品仙部5.6万人，立下大功。

桂北路138号，挂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醒目的招牌，这是李克农“八办”处长办公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桂北路206号，李克农还有一处领导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机关。在这个寂静的战场，李克农按照周恩来“隐蔽精干”要求，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出色完成了特殊使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桂林统战形势开始恶化。因为内线情报工作得力，李克农在桂林城内“耳聪目明”，他果断指挥公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两套人马，转移干部，藏匿物资，潜伏人员。后来，他获得情报，蒋介石下达了逮捕夏衍、胡愈之等人的“密令”。他快速反应，赶在国民党特务动手前，将通缉令中的“要犯”一个个秘密送往香港，彻底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公开叫嚣“武装绑架李克农”。关键时刻，李济深派人送来字条，上面亲笔写着：“清洗桂林，克农快走。”

1941年1月22日黎明，李克农千里走单骑，从容撤离桂林，结束了2年3个月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任务。

“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1947年3月，延安的上空笼罩着战争的乌云。蒋介石集中胡宗南等部34个旅25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能够迎击胡宗南进攻的军队只有6个旅2.6万人。

2.6万∶∶25万，按照一般逻辑，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何况胡宗南的部队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而西北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水平。然而，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原因何在？

除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彭大将军“横刀立马”与习仲勋一起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出了“奇兵”。

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成立了中央情报部，李克农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带有全局性、关键性、决策性的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支持。

这是我党情报战线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李克农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转变。解放战争中，西安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和王超北情报系统，上海的吴克坚情报系统，香港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屡屡在特殊战场上演精彩、书写传奇，就是这场转变的生动缩影。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很早，李克农就未雨绸缪，对西安情报系统提出了16字方针“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抗战胜利后，他又及时指示西安情报机构，把侦听、获取情报的重点转移到延安周边国民党的军政系统、特别是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上来。

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蒋介石开始针对延安调兵遣将。但蒋介石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在我党情报机构的掌握之中。1946年11月5日、12月初，1947年2月4日、2月28日、3月5日、3月7日，李克农不断收到西安情报系统发来的胡宗南兵力调动、蒋介石给胡宗南密电指示等重要情报。

1947年3月13日拂晓，胡宗南进攻延安战斗打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关键时刻，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并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送来了胡宗南《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以及《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等重要情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我军三战三捷，有力打击了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稳控了陕北局势。周恩来自豪地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得用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很清楚。”

陕北战场，深刻影响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随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遍地开花：大批情报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量国民党密电文被截获破译；大批潜伏国民党阵营的特殊党员，展开分化瓦解重点人员工作。这一切，都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研究战局、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决策依据。情报的“眼睛”和隐蔽战场的“助攻”，对我党我军始终掌握着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发挥了独特作用。

1948年，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对敌策反起义工作。毛泽东指示：“我们不仅要情报，在有条件时，也要人的力量。”李克农心领神会，他先后参与策动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成功策反了长春守军起义、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和多起海空军起义、“两航”起义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开城谈判的“隐形巨人”

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由周恩来签发，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由于长期劳累和特殊战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李克农的身体从1943年起就亮起了“红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决定让他停止一段时间工作，专程去苏联疗养治病。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越来越寝食难安。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央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很快回国了，并全神贯注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事务中。

1951年6月底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向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奔去。见面的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7月5日，李克农抱病出征。

经中朝双方商定，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开城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为团长，乔冠华协助工作，直接出面谈判的成员则是南日、邓华、解方、李相朝、张平山5人。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面对面的外交斗争。每次谈判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入门。

当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建立军事分界线”这个环节时，很快就僵住了。中朝方面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拖延时间。8月10日第20次大会，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沉寂。看到中朝代表的焦躁情绪，负责联络的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请示李克农：“僵住了，怎么办？”李克农写了三个字：“坐下去！”字条迅速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传递，代表们顿时茅塞顿开，这是毅力的对峙，特殊方式的战斗。沉默，沉默，半小时过去，1小时过去，这次会谈从下午1时38分至3时50分，一共沉默了132分钟，创造了谈判史上空前的奇闻。“闪电战”也是有的。一天，谈判轮到中朝方面主持。当双方代表落座，我方宣布：“会谈开始。”随即又宣布：“休会。”前后25秒。

随着谈判的进行，我方既有针锋相对，又有灵活机智，这使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这一切。而这个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

1953年7月27日，艰苦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我志愿军的军事打击配合下，落下帷幕。这次谈判，历时2年零19天，两易会址，五次中断，开大会58次，小会733次。李克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一次次粉碎敌人的阴谋，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中朝人民赢得了胜利的成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李克农一直坚守在共和国的情报、保卫战线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