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命（领生活之命）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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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叶 郭红松绘

从“泡村”和“跑村”而来

我的长篇新作《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讲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宝水的村子，如何从传统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名单。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新山乡、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作品。前些天开研讨会时，评论家李国平说：《宝水》的诞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这样的理解非常精准。我创作这部作品的个人自觉与时代文学命题的邂逅，如同山间溪流汇入江河，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从来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宝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时间，事实上可能更久。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太笨。写一部与老家和乡村有关的小说，对我而言非常难。

难处很多，难以备述，难的类型也有多种。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审视，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这都是难点。可以说，纵也是难，横也是难，朝里是难，朝外也是难。还真不好比出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每一个都是最大的。因为克服不了这一个，可能就没办法往下进行。比如说，对这个题材的总体认识就很难。为什么说写当下的乡村难？因为这个当下的点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也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资参考。

但说难其实没多大意义，一旦选定了，就只有面对这难。对这些难点，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比如“泡村”，即在老家选两三个村子长期体察。比如“跑村”，即尽可能地去看更多的乡村样本。

趁着采风的机会，全国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一二十个肯定是有的，没细数过。其实走马观花的见闻都进不到这个小说里，但我觉得确实也有必要。因为能够养一股底气。看得越多越有底气，这会让我踏实，让我能确认宝水不是众多乡村中唯一的个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即便和那些发展相对迟滞一些的乡村比，它作为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新乡村，也是有意义的。

回归隐秘的精神原乡

《宝水》这个新长篇，对我而言，其实是个回归之作。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4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直至两年前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生命长度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1/3，都浓缩在20岁之前。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家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在河南文学谱系中，乡土写作传统有很强大的力量。或许是有点叛逆，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极想逃避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不认命，总是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甚至反抗。约10年前，有评论家曾说，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是曾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也可称为地缘上的“原乡”，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感情上的情结，甚或演变为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比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枫杨树。他们通常有一个或数个精神原点，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这位评论家进而问我：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

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明确意识。我当时很决绝地这样回答。还分析了原因说，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相比之下，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和无根性更强一些，一般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会更多元一些。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我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具有乡土性。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域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我还不时有男性叙事视角或中性叙事视角，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视角。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却是一种返程。

回头盘点一下，《最慢的是活着》可以算作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接下来的几个长篇，《拆楼记》《认罪书》《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视角。还有些中短篇小说亦如是，如《旦角》《雪梨花落泪简史》《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叶小灵病史》等，其中《叶小灵病史》和《宝水》有一个参差对照的关系。叶小灵的“城市梦”发生在城乡之间鸿沟巨大的上世纪末，讲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被实现”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无处安放的故事。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有意思的也许该是“乡村梦”。

感知新与旧的相依相偎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深合我心。《宝水》写了村庄的一年，是个横切面。横切面意味着必然什么都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的复杂性必然携带着这些。在驻村采访过程中，我确实能鲜明地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乡建工作者、支教大学生、村里的第一书记等，这些力量通过各种方式作用到农村，使得乡村之变成为一种非常鲜活的状态，这种鲜活使得我无法简单地褒贬或明快地判断，这一切在不断突破我固有的写作经验。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在书房里架空想象是多么荒唐。

新固然是新的，但看到有媒体在采访时用“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乡村”来评价《宝水》，我只有敬谢不敏。小说里有新时代乡村的新风尚和新特质，但这新也建立在旧的基础上。在江南采风时我就发现一桩很有意思的事：那些富裕乡村的宗祠都修得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旧，却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旧的彼此映衬也让我觉得格外意味深长。我认为，写乡村一定要写到旧的部分，那才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乡土中国，那一定是因为乡土性如根一样深扎在这片大地上。

新时代的乡村固然有新，但旧也在，且新和旧是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虑和浮躁；旧有旧的陈腐，也有绵长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旧。我在其中不会二元对立式地去站队。如果一定要站队，我只站其中精华的、美好的部分，无论新旧。

于是就不给自己预设，只是去跑村和泡村，只是去沉浸式地倾听、记录、整理和选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还应该加上一点听力——像特工一样潜伏在村里，“窃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这样才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同悲共喜。如此一来，时代这个原本很宏阔的词，竟然让我慢慢觉得具体可亲。甚至可以说，它就在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里，正如滴水藏海。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