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影业于冬背后的人（博纳老板于冬创业史）

推销员威利死了，死于美国商业文化虚幻的光晕蒙蔽，美国神话破灭。

中国推销员于冬的美国神话也破灭过一次。

2010年12月9日，于冬在纳斯达克敲钟，博纳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影视企业，首日发行价下跌22.59%，从此开始跌跌不休。到2015年6月私有化退市时，博纳市值仅有50亿元——其时，国内“创业板影视第一股”的华谊市值接近900亿元，光线传媒市值超过600亿元，那五年国内电影总票房从100亿元增长到了440亿元。

于冬自己也崩溃了，“博纳和华谊、光线的差距真的能有10几倍吗？”

怨念的时候，他会感慨，“博纳就像是一个被丢在美国的孤儿。”

2002年，《和你在一起》的导演陈凯歌，曾经跟着于冬满中国跑发行，几天之后，陈凯歌就感慨：“于冬挺有意思的，每天背着个拷贝哪儿都跑，哪儿都一顿大酒，从早到晚，三顿酒，谁受得了？你这弄不好叫‘推销员之死’。”

陈凯歌妄断了，于冬可不是一个只会喝大酒的推销员。

一些认识于冬的前同事、媒体人，以及家人们，给「文娱春秋」还原了推销员于冬的十年发家史。成功背后，也有很多血腥和杀戮：

出资几十万成立博纳的法人，于冬的姐姐姐夫被迫出局，临走时还大闹公司，不肯交出法人；曾经掌管财务、陪他走向创业成功的前妻留下两个子女后也被迫出局；亲哥哥在当初创业时占比的股份也基本被稀释；创业期间的副总、宣传总监也早早出走……这等于前期的博纳在2006年几乎全员换血，姐夫带走了一拨，自己辞职了一拨，最后财务、发行、宣传都走了，看似风光的博纳在临近成功却神奇般清空了老员工。

从1999年创立到2010年敲钟上市，正是“冷酷的商人”于冬抛（众）情（叛）弃（亲）爱（离）的十年。

但更让大家“服气”的是，“亲情缘淡漠的于冬，其实是一个个性上的强者和战略上的王者，谁的离开都不会影响到他的方向，而且他很懂得抓住能给他资源支持的大人物，无论当年给与于冬整个香港电影资源的前香港电影金像协会主席文隽，还是后来给他保驾护航的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黄建新。”

｜借力

都说于冬能喝也很拼，“一杯酒卖一个拷贝，一个拷贝能赚1万块钱”的传说言犹在耳。

1993年大三在北影厂实习时，于冬就因酒力太好而被处长点名，“这小子不错，可以跑发行。”

1997-1998那两年，成都、上海、西安等地的媒体人们不止和于冬喝过一场酒。用他们的话说，“当年这个北影最年轻的科长推销员对媒体有着‘异常的敏感性’，很是能和媒体记者们熟络的打成一片。不同于其他傻乎乎的发行员，于冬好像天然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的话语权为自己服务。”

君子善假于物，于冬尤善借力。

他的第一场婚姻，爱过。但从事后分开时的决绝看来，当年大概也是一场借力。

1999年，南京电影公司发行经理的女儿臧黎璐被于冬追求，她对于冬的第一印象和多年以后冯小刚对于冬的看法竟然完全一致，“外表忠厚”。但是已经钟情于于冬的她，只看到了于冬的“上进心”，没看到上进心的反面是“野心”，也是冯小刚对于冬评价的后半句——“内心不安”。

二人恋爱的同一年，于冬下岗，创业成立中国第一家民营发行公司。

不同于后来成功者故事里讲的于冬“用自己的3万存款和借来的27万开了公司”，博纳一开始的董事长由于冬的姐夫（音：李奇言）担任，于冬自己的职位是总经理。

据知情人对「文娱春秋」透露，这27万正是于冬姐夫的钱，自然，姐夫在公司中的股份和职位高于于冬。2014年离婚大战时，前妻曾爆料，公司初创的5个股东里，除了夫妻之外，还有于冬的哥哥于海，姐夫和另一个朋友。但是他人眼中“老实”的姐夫，在2006年前后的博纳，就出局了，不再担任博纳的法人。

2001年，于冬前妻自己掏腰包花了3万元操办婚礼。这一年的于冬情场商场皆春风。得力于酒桌上“结交”的媒体记者们下笔莲花鼎力相助，博纳发行的香港200万小成本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在内地大卖2000万元。

对于冬刮目相看的文隽，一直记得第一次看到于冬时的场景：在北影厂的视听间，只发过黄建新导演一部片子的博纳于冬拿出笔记本，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默默的做笔记。

后来《我的兄弟姐妹》制片人、香港导演文隽看准于冬的能力，帮助于冬在2002年和中影的竞标中拿下港片《天脉传奇》。于冬凭着抵押房产、保底分账的破釜沉舟，把《天脉传奇》的票房卖到了近3000万元。

这么大的活儿，只有六个人的博纳是消化不掉的，妻子臧黎璐产后一周就重回公司“全身心忙里忙外”的工作了，就连岳父都在帮于冬跑发行。

《天脉传奇》如何做到这么好的成绩？这离不开他从广东和西安请来的两名媒体人，帮助他全国“铺稿”。2002年开始，博纳成为第一家全国媒体营销的电影发行机构。

“这样的策略，于冬是行业内第一人，在民营企业家里也是第一人。”当年和于冬一起喝过酒的记者回忆，那个时候的于冬，和华谊兄弟等高高在上只看中几家一线城市大媒体的同行人完全不同。

当年于冬在办公室

大院出身的王中军会请记者发稿吗？显然不会。但是一个拷贝一个拷贝开拓过市场的于冬已经有非常强的市场头脑，并利用全国几百家媒体影响力的意识了，“这原本是房地产广告的套路，在此之前，也只有房地产和酒业这么干，而且房地产投报纸广告还需要广告费，于冬找记者发发稿那可都是0成本。但只有于冬看到了：在这个讲究影响力的影视行业，固然得导演得天下，但是得媒体也得天下。如果没有那一年全国媒体的鼎力相助，于冬和他的博纳不可能在行业内崛起的这么快。”

这一年7月是于冬前妻预产期，孩子临出生时，于冬才从天津赶回医院签字，他给刚出生的大女儿起名“于天卖”。

然而《天脉传奇》让于冬更顾不上女儿于天卖了，因为这部电影，让香港电影圈的大门彻底向于冬敞开了，于冬的朋友圈更多了两个卖力为他在香港打广告的关键人物，文隽和施南生。

2003年，国有大型企业保利集团入股北京博纳，成为“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同年，政策又给他香港内地两头跑的他刮起了东风：CEPA签署，港产片将不再受到引进大片的进口限制，而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电影则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2003年到2008年，80%的香港电影都通过博纳发行，同时，博纳也深度捆绑徐克、林超贤、刘伟强、王晶、陈可辛等香港导演。

当初于冬借力的那些亲朋爱人同事们，这个时候“已经被‘稀释’的‘稀释’，分家的分家，辞职的辞职，经过一些事和他姐夫的建议相劝，我也走了。甜蜜时的承诺，谁也不会去立黑白字据，等到分开时，资本总是血腥的。”那位给与于冬鼎力相助的前同事对「文娱春秋」说。

在他眼里，于冬属于性格上的绝对强者，有太强的个人意志和能力，没有谁的离开会干扰到他。不管谁走，于冬自己都能把整个局面撑下来。

｜布局

直到去年的公开报道里，于冬还一直保留着北影厂的编制（上市后未知），他的身份算“劳务管理的群体”。于冬的“根正苗红”不仅在于博纳近些年作品的主旋律路线，更在于于冬自己的认知。

他喜欢当“第一”。曾经他很骄傲的给记者介绍自己第一批入队、入团、入党，第一批在电影学院提干，第一个拿到发行牌照。他甚至和曾经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提议，中影集团应该恢复北影厂厂标，韩三平给他怼回去了：“搞得你跟北影厂厂长似的。”

韩三爷啊，你又怎么知道于冬不想做北影厂厂长呢？毕竟于冬26岁当科长时，他是幻想过自己50岁时就是部级干部的，毕竟他的退休心愿是“回到体制，官复原职”。

20年前于冬身边的人今日回头再看于冬的成绩，不得不感叹一句，“在30多岁时，于冬就有了一般人在四五十岁才能积累出来的谋略。”他分析，这也许正是受益于那些年他在中影那艘巨轮上摸爬滚打掌握平衡的历练。

体制内的精力对于冬的操练，让于冬更像是一个战略家——相比较华谊二王兄弟绑定一个冯小刚的战术技巧，于冬通过文隽、施南生等一两人绑定整个香港电影市场的策略，显得高阶的多，胜出华谊一筹。

身边人表示，那些年只要香港电影圈来人，于冬都会亲自去接待，博纳俨然是香港电影人在大陆的根据地。与香港电影公司的合作，于冬采取全年整包，预付定金，完成后再具体出价。这样的方法一箭双雕：不仅锁死对方只能卖给自己，还完美的缓解了香港公司的资金周转问题。

2006年，因为错失成龙的《宝贝计划》和徐克的《七剑下天山》，于冬决定自己参与投资，并不惜因此与保利分家，开始了自己大规模投资电影的布局。

2008年，于冬更请施南生在香港成立电影发行公司，把大陆公司投资的港片重新卖回香港和东南亚，他很是为自己的这一谋略得意，“颠覆了‘合拍片’的概念，也是对香港电影的返销。”

就在华谊王中军表示要“去电影化”时，于冬主业做电影的路径越来越清晰。

2009年，博纳投资的《十月围城》是主旋律大片的首次尝试，“保护孙中山”的主题获得2.1亿的票房。

于是在蓬勃崛起的电影市场里，于冬敏感的找到了国家英雄主义的命题，并且越做越香，一碗饭吃了若干年。用他身边人的话来讲，于冬很“善于从变化中找到不变的东西。”

接下来他拍了成为红色经典的《智取威虎山》（2014年，8.84亿），激发国民爱国心的《湄公河行动》（2016年，11.82亿），拉近年轻人和主旋律距离的《建军大业》（2017年，4.03亿）等等。

2018年，在林超贤的办公室看完《红海行动》的于冬激动的抱住导演，“这个电影在中国一定会特别受欢迎，所以最初只给《红海行动》10%排片我也没有担心，我知道后面一定会逆袭。”《红海行动》最后36.5亿；“中国骄傲三部曲”的《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决胜时刻》（2019年）……

于冬实现并夯实了“香港导演 内地制片人/制片公司 商业类型化”的主旋律大片方式。

2020年6月跳楼自杀的博纳影业副总裁黄巍和于冬共事十余年，他了解于冬，“他基本上没有做过那种过激的行为，一直还是在体制内一个听话的民营企业。我们没有拍那些乱七八糟（触犯整个儿管理体制）的片子。”黄巍觉得，于冬是认清了一点：中国的电影行业，国家的控制之严格，所以一直坚守主流的阵地。

于冬自己解释，“我有一个‘三条腿’的理论，一个桌子四条腿是最好的，三条腿也很结实。三条腿有一条虚着，可能也不会倒，但如果其中两条都虚着就容易倒了。这‘三条腿’就是导演、演员和剧本，至少要有两条是结实的。”

｜弃爱

从香港到大陆，从官方到媒体，于冬有很多朋友可以帮他支撑起来这三条腿。唯独没有家人。

2006-2007年间那场创始元老大换血之后，还在博纳于冬身边的就只有妻子臧黎璐了。尽管接到过女演员的骚扰电话，大意是“你丈夫爱上我了，我怀了龙凤胎”之类的话，但当时怀有第二胎的她选择了隐忍，希冀一片太平。臧黎璐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还是幻想儿子的出生可以挽留住丈夫。

事实和她期待的相反。

2007年1月8日，于冬小儿子出生，同样忙于博纳的工作而没有时间坐月子的臧黎璐发现，“于冬开始慢慢不回家了，最初是一点、两点，后来是三点、四点，总说忙，谈事情。”

于冬最开始还会安抚臧黎璐，“我会处理好和那个人的关系的。”但是臧黎璐等来的却是“直到他和一名当红女星在一起，开始夜不归宿。”

妻子提出离婚，二人在上市两个月前签署了离婚协议。为了博纳的纳斯达克上市大局，这位前妻没有公开离婚的事，也没有分割财产，甚至放弃股权，但仍然在博纳任职，继续营造夫妻假象。只不过她也从公司核心管理层“出局”了，只在博纳北京方庄店担任总经理。离婚四年，尽管于冬与一位又一位的女星牵手被拍，离婚夫妻二人都看上去风平浪静，甚至臧黎璐还抱着对方“复婚”的承诺在幻想。

直到2014年的有一天，于冬告诉她，自己和金巧巧结婚了，女儿要出生了。臧黎璐这才死心，已经错过了分割财产最佳时机的她直接将于冬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于冬前妻臧黎璐面对媒体痛诉婚变始末

不堪的假象撕开后，没有人讲究姿态优雅与否了，上市公司老板也不会例外。

起诉案几个月后，臧黎璐被博纳免职，方庄店被集团突发派人封闭，30多名员工被驱逐，更有两位想取回个人物品的员工被打到软组织挫伤，臧黎璐个人物品都无法取回——还给了个连鬼都不愿信的理由，“内部装修”。

上市公司不顾10万余名会员的权益来执行如此“内部装修”方案，也是匪夷所思。还好美股一直看不上博纳，本就惨淡的股票压根没有受到离婚案件的影响。

被赶出影城的臧黎璐对媒体表示，这是于冬为了掐断她经济来源，借口抢走一对儿女抚养权的手段，“他们向我出示了罢免通知，要求对我离任审计，还向我出局了离任审计和工作交接制度，落款就是冲突发生的2015年9月1日，这明显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而臧黎璐的诉求不过是离婚协议中的三套房子，2000万拖着没有给的现金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权。

今时今日，离婚大案早已尘埃落定，臧黎璐和儿女们已经移居美国，镜头前只见于冬带着他和金巧巧的一对儿女风光无两。

不同于创业期于冬给大女儿起名“于天卖”的寄予厚望，上市后的于冬和金巧巧的孩子们取名小西瓜和小太阳，似乎更能体现父母的舐犊之情。

于冬与现任妻子金巧巧和女儿全家福

｜算计

“大处有谋略，小处也算计”，大概是2014年于冬那场离婚撕逼战中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一个男人对至亲的伴侣亦如此，对待工作和团队难道会更好吗？

无疑，底层业务员出身的销售思维，给了于冬敏锐的市场判断力，但也让他永远都不可能脱离底层销售的小算盘和小控制。

多年前他曾经在博纳在完成A轮融资后表示自己要站到炮火的第一线去：“以前没钱的时候我知道怎么腾挪，钱多了之后，也要有更大的布局，我跟马云、沈南鹏这些企业家学了很多东西，一个企业家不能坐在屋里看地图，还要站到听得到炮火的第一线，身先士卒。”

于冬一直在第一线。

博纳现在的一个发行员眼见于冬亲自修改电影的海报，“一部电影的卖点是什么，还没有卖的那一刻他就想好了。”

第一线的于冬也懂得“剧组的车为什么一天要加100多块钱的油这么多”。博纳艺人叶璇很感激于冬老板的“懂行”，“经常跑片场的于冬知道，车要在剧组中间转来转去转景啊接人啊，有时候演员要求休息天气冷时，车就得开着空调让人家坐在车里休息啊。”

《长津湖》杀青时，依旧有人在质疑，“拿这么多钱，拍这个？值得吗？赔了怎么办？”于冬不解释，他自己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了哪把刀刃上，“做多少坦克我是知道的，做多少衣服我是知道的，我知道2亿美金的投资用在了哪。所以一停机，我就觉得这个戏成了。”

博纳影业常务副总裁陈永雄记得2010年纳斯达克上市那一天的于冬。公司文秘已经帮他写好了发言稿，但是一直未做表态。“6点半起床，7点15分出发去纳斯达克交易所，8点半上市，但是之后8点15分他才将500字的发言稿改完，由我翻译成英文。”

于冬的这种风格在陈永雄眼里，就是“只要老板不拍板，事情永远在拖。”陈永雄笑谈，“中国电影这笔账，于冬已经算了15年了。”

于冬为什么可以和香港导演合作那么多年，也正是香港影人的职业化程度之高符合他的“算计”，“制片能力、预算控制、工业流程都非常专业”。当这些年大陆制作公司意识到工业化流程建立的必要时，于冬早就是电影工业化的受益者了。

但是《红海行动》之后，博纳的影片豆瓣评分都低于7分。熟悉一个套路后，博纳的故事被吐槽“创作偷懒”。

怎么会这样？成于控制，毁于控制。

《中国机长》的导演刘伟强表示需要两年时间筹备时，于冬提出要求：一年后上映。那导演只能按照最熟悉的套路拍：全景式流水账式。看完《中国机长》，观众大概会恍惚，除了换了个名字，阵容、主题、剪辑等等和《中国医生》又有什么不同？

于冬要控制的除了导向、资金，还有自己的情绪。冯小刚说于冬从来没有和谁闹掰能忍人，能扛事。可能这个“从来”，要剔除和前妻的那场交恶。

博纳今年A股上市和12年前美股敲钟恰有一个的巧合：老板于冬正经历着一个严峻的婚姻情感绯闻或纠纷。

大概女人是男人最难去控制的。

所以不同于纳斯达克敲钟时于冬左右的的施南生、巩俐和袁立，今年这一次敲钟，陪伴的是于冬北电时期的恩师吴曼芳、内地电影昔日领军人物韩三平，以及黄建新、徐克、陈凯歌三位重量级导演。

所以，于冬第二任妻子，没有选择在娱乐圈尤其“恣意妄为”的袁立，而是选择了他眼中“特别单纯，单纯的不适合娱乐圈的巧姐”。

大家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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