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小巷故事（京华物语⑫从会馆到旅馆）

编者按：

北京城的故事，总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走在北京城里，不经意间就会和“历史”擦肩而过。人们熟知、游客追捧的，多是作为景点的历史遗迹。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历史，藏匿在古都北京的街巷花木、古旧建筑、民俗百态，甚至泛黄的纸页之间……

作为北京文化的书写者，肖复兴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常被人忽视、却带着温度和人情味的历史文化载体。此前，他已经出版过《八大胡同捌章》《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等几部与北京相关的作品。在新作《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肖复兴写出了自己对北京的历史想象与文学记忆。

在其中的《北京老旅馆》一文中，肖复兴从六国饭店、崇文门内的德国饭店和前门外的第一宾馆这三家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旅馆谈起，追溯了北京城旅馆业的发展过程，其中也不乏与当下的勾连与对话。文中，他特别提到一位住在施家胡同第一旅馆东侧的小院里，在自家墙上用铅笔描画了旅馆一角的门窗和墙体的外地中学生：“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他在北京上中学……旅馆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近在眼前，却离他很远，远得如同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以下内容节选自《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丨肖复兴

摘编丨何安安

自元代就有“饭店”这个词，专指住宿的旅馆

说起老北京的旅馆，在我小的时候，老人们最爱说的是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崇文门内的德国饭店和前门外的第一宾馆，因为离我们的住处都很近。没错，这三家都是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旅馆，而且都带有点儿洋味儿，明显地印着那个时代西风东渐的痕迹。而屹立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是这三家旅馆之后的事情了。

逝者如斯，如今，这三家老饭店，除了德国饭店没有了，其余两家都还健在，虽然改换了名称，但亦不失为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好的遗存。想当初，有人写竹枝词专唱六国饭店：“饭店直将六国称，外人情态甚骄矜。层楼已是凌云汉，更在层楼建一层。”最后一句说的是当年六国饭店刚建成不久，就嫌不够住了，又加盖了一层。当初让人叹为观止的“层楼已是凌云汉”，如今，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城，哪里还显得出来它呢？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肖复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7月

记得小时候，我对“饭店”这一称谓，有些不解。在国外，旅馆、旅店或宾馆都称为“hotel”。莫非那时候我们称之为饭店，是管饭吗？1984年，我的中学同学王仁兴所著《中国旅馆史话》出版，我看到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元杂剧《玩江亭》、明小说《醒世恒言》、清小说《儒林外史》和《三侠五义》中的材料，考证“饭店”一词并非“hotel”的转译，自元代就有“饭店”这个词，专指住宿的旅馆。

其实，在北京旅馆业中，上述三家并不是最老的。王仁兴在他的《中国旅馆史话》一书中考证，北京最老的旅馆繁华地，在卢沟桥东西两侧，元代时，那里的旅店已是鳞次栉比。因为元大都建立之后，文化、商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南来北往的人，从陆地进京，卢沟桥是必经之地。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日本侵略军就是攻打下卢沟桥后侵入的北京城。）

以后旅店业的发展，按照侯仁之先生的说法，日渐分布在更贴近城市的城郊附近。王仁兴则引用《宛署杂记》和《马可·波罗游记》，证明了侯仁之这一观点。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说：“在近郊，也许离城有一点六公里远的地方，建有许多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为来自各地的商人提供住宿。”于是，“城郊也和城市一样繁华，也有城市内的华丽住宅和雄伟的大厦，只差没有大汗的皇宫罢了”。

《中国旅馆史话》，王仁兴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

早在元明两代建立起来的这种繁华的旅馆客栈，如今已经见不到了。前些天，我特意去了一趟卢沟桥，四周已是一片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被围拦起来需要购票入内的卢沟桥，如同城市中的一个盆景。桥东新建的簇新的宛平城，面目可疑，似乎企图将遥远的历史一步拉近在眼前，和现实热烈拥抱。

追溯历史，会馆可以说是北京近代旅馆业的前身。《城垣识略》一书记载自清入关到乾隆年间，北京城共建会馆一百八十二座，全部在城南前门大街东西两侧，其中东侧八十二座，西侧一百座。这里所说的东西两侧，东至崇文门，西至宣武门，会馆全部密集地建在如今二环以内再以内的很小的范围里，因为它们离内城近，办事方便，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进京赶考的，或到皇宫觐见的、到王府办事的，自然都愿意住在这样的会馆里。

到了清同治年间，此时出版的《都门纪略》一书中记载，在京的全国各地会馆和行业会馆有三百余家，这个统计数字明显不全，到了清末，统计在册的会馆实则四百余家。从乾隆到同治、光绪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会馆数量的增加是非常明显的。这四百余家会馆，都具有和旅馆相似的职能，以各地名字命名的会馆，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地驻京的招待所，便利同乡来京的住宿。

《都门纪略》，(清)杨静亭编著。

一直到旅馆兴起后，会馆依然起着这样的作用，是为旅馆的一种替代和补充。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刚到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住在绍兴会馆，张恨水先生住在潜山会馆，沈从文先生住在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毛泽东最早到北京时，住的也是会馆，是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首次来到北京时，住的还是会馆，是珠巢街的香山会馆。这些会馆，都是他们家乡的会馆。在会馆建立前后，和会馆一样具有旅馆功能的，还有寺庙。那时候，清末重臣来京，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一些老派文人画家，如陈石遗、姚茫父、齐白石等人，都曾经在寺庙里住过。

到了清末民初，又出现了公寓。这些公寓没有会馆那样普遍，没有寺庙那样平易，可以接纳贫寒人士，因此，一般会建在比较清静的地方，环境刻意建造得园林化，以显其幽静雅致。最初，它们大多集中在西城阜成门内。清时有笔记记载说，这些公寓建得很漂亮，有亭台花木、假山水池，漫步在花晨月夕之下，不知门外有锱尘也。当然，这样的公寓，大多为来京花着公家银子的官员，或有钱的文人雅士所居住，比会馆和寺庙要高级、舒适许多。只是后来这些公寓渐废，因“士夫近多喜住东城，趋朝便也。

西城旧屋，日见其少，真如昌黎所谓‘一过之再过之，则为墟矣’者”。说得没错，清晚期东城贤良寺这样的大寺、名寺，成为外地进京大员愿意住的地方，便是明证。而到了民国之后，在东城出现大量公寓，如东四的大兴公寓、米市大街的北京公寓、海运仓的朝阳公寓等。五四时期，时兴教育，大学、中学冒出来很多，很多贫穷的学生和教师需要住处，于是公寓相应多了起来，而且，为适应需求，出租的价格便宜，大多建得能够简单住人即可，而非以前那样园林化般讲究。在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里，从当时北大学生余永泽住的公寓，就可以看出来。

只不过，那时会馆也好，公寓也好，一般只是住人，吃饭的问题，另有附近的饭馆解决，各司其职，职能比较单一。所以，那时的会馆旁边一般都会有不错的地方风味的饭馆相配套，比如南海会馆边上有南方的老便宜坊，绍兴会馆边上有南味的广和居，像我居住过的粤东会馆，最兴盛的时候，当初附近有福寿堂、东兴居这样的大饭庄和大小饭馆。这几乎成了那时京城的一大特色。

南来北往的客人，

促进了前门地区旅店业的发展

“旅馆”这个名字的出现及其日渐兴盛，还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这是和商业的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北京近代旅馆业的真正发达，以1901年前门火车站的建立为标志。火车的开通，让北京城一下子从农商时代进入了蒸汽机时代，特别让北京城南受益，由于火车站就设立在前门楼子两侧，南来北往的各地客人日渐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前门地区商业和旅店业的发展。这是聪明的商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旧时俗语说的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交通的便利，必然增进人员的流通和货物的周转，促进商业的发展，那种以乡里为轴心的农业时代传统单一的住宿格局，那种仅仅为外地官员觐见、秀才进京赶考服务的宗旨，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于是，诞生了近代的旅馆业。本来北京四百余家会馆就有三百余家在前门一带，传统因素形成的客源，还会惯性地在这一带寻找住宿。到了民国时期，前门一带这三百余家会馆，不少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再也无法起到原来“同乡招待所”的作用，无形中为新建的旅馆提供了商机。加之火车站的建立，近水楼台先得月，旅馆在这一带一时更如雨后春笋般大增，紧靠着火车站的西河沿和西打磨厂这两条老街，成为那时的旅馆集中之地，便也就是必然的了。

早在同治年间的《都门纪略》中记载，北京有旅馆一百零七家，前门一带有六十四家。到了光绪年间，《朝市丛载》中记载，北京有旅馆一百零一家，前门一带有七十五家。可以看出，前门一带的旅馆数量明显在增加。根据他们的记载，前门一带的旅馆主要集中在西打磨厂和西河沿两条老街，分别有三十家和三十二家，各占据了前门地区旅馆总数的小一半。因我家住西打磨厂街，便关心这条老街上的旅馆，把这三十家旅馆记之如下：鸿泰店、聚泰店、德泰店、同泰店、泰昌店、会成店、太古店、悦来店、三义店、玉隆店、永兴店、全盛店、复隆店、德兴店、吉顺店、升升店、恒发店、恒和店、公和店、万福店、吉隆店、宝盛合店、中尚古店、万福西栈、新大同店、兴顺车店、保安店、永平店、万福东栈、第一宾馆。

《都门纪略》，(清)杨静亭编著。

这些旅馆，很多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邓云乡先生小时候随家人来北京，最初住的就是兴顺车店，在西打磨厂街西口。有不少旅馆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旅馆则变成了大杂院，比如大同店，就在我住的粤东会馆的旁边；同泰店，在我们大院东边的斜对面。这两家都是当时不小的客栈，大门很宽敞，可以进出马车。

当然，以上的记载远远不全，漏掉了很多。仅我知道的，就有西打磨厂街西口最有名的第一宾馆，还有我家西边斜对门的淑阳旅店、我家正对门的大丰粮栈、我家西边的大有店，以及东边一点儿路北的蚨隆店。前几年，蚨隆店门楣之上女儿墙上“蚨隆店”三个大字还清晰可见。至今大丰粮栈旧貌一点儿没变，只是后面的四合院已经完全拆除。淑阳旅店一直开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门脸很小，院子很深，一直通到后河沿。西打磨厂街上的旅馆，只要是在路北的，一般都会通到后河沿，那里有后门，便于来往商人运货进来，从前门火车站东站卸下的货物，走后河沿，很近便。这便是我们这条老街旅馆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直到1959年北京新火车站建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旅店薪火依旧旺盛，因为客运移到了新的北京站，货车的运输，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前门火车站。

前门第一宾馆，

历尽烽火岁月依然还在

前门火车站的建立，成就了前门地区的旅馆业，使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北京城拔得头筹。当时的代表作，是现在依然挺立在西打磨厂街西口路南的前门第一宾馆。最初，宾馆的名字里没有“前门”二字，就叫第一宾馆，这两个字带来的区别意义非常明显：有“前门”二字，只是前门地区的第一宾馆；没有这两个字，则是北京城的第一宾馆。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京奉火车站

（现在的前门火车站）

修成，第一宾馆开业于宣统三年

（1911）

，可以说它和前门火车站是并蒂莲。出火车站，穿过鸭子嘴，一到西打磨厂，往西一望，就能望见它，当时四层楼高的它，在西打磨厂老街的一片平房中，确实有点儿鹤立鸡群，建筑虽然没有六国饭店那样高大，但一样洋味儿十足；站在它楼上的窗前，能一眼看见火车站南侧的西式钟楼，两者遥相呼应，相看两不厌，似乎彼此有些惺惺相惜。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俗称“前门火车站”。

可以说，自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这样东西合璧式样的旅馆，开始多了起来。前门第一宾馆之后，1912年，东长安街建有长安春饭店；1918年，香厂路建有东方饭店；1922年，东长安街又建中央饭店；1925年，西珠市口建有中国饭店……

有意思的是，这些当时名噪一时的饭店，如今大都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前门第一宾馆却历尽烽火岁月，依然健在。这不能不说它的命实在是大得很。在历史变迁中，它自身拥有的故事也不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逮捕了不少进步学生，那一年8月，周恩来为救学生，专门从天津来北京，就住在这家旅馆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搞地下活动，也是在这里住店作为掩护。无疑，这样的传奇，让它越发出名。

曾几何时，能住在这样的旅馆里，是一种时髦和荣耀。即便一百多年过去，还是四层小楼，还是中式木骨架的清代风格，但从外表已经看不出来了，因为墙体是用水泥沙子抹上的，柱子也都是水泥的四方形西式的。很长的一排墙向东延伸着，一扇扇窗户临街向北，窗前粗粗的、洋味儿依然的铁艺花栏杆也有些年头了，多少还能看出点儿当年的风光。

而且，旅馆里面还是很宽敞的。我小时候常见有三轮车甚至小汽车停靠在那里等候客人。院落和室内改观很大，已经看不到最早的青砖铺地和一厅一室的布局。不过，房间和走廊的样子，还是能看出那个时代的影子，幽暗的光线斜射进来，如果有穿着旗袍的女人袅袅婷婷地走过来，恍惚间，会疑为是上个世纪的情景，以为是电影中的张曼玉或汤唯和你擦肩而过。

民国时期的旅馆

大致分为客店和货栈两类

当然，包括我们西打磨厂街在内的前门一带旅馆业的飞速发展阶段，还要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的旅馆大致分为客店和货栈两类，前者专门为散客服务，后者专门为商人服务

（为洋人服务的宾馆，最早是位于前门内东交民巷的会同馆，后来有了御河桥东南侧的六国饭店和长安街的北京饭店）

。货栈大多集中在我们西打磨厂老街上，它们必须有宽敞的空场，好装货停车用。货栈，当时兼有如今的物流作业功能，在北京近代旅馆业占据着大半江山，不可小视，如西打磨厂街现存的大同、太谷、大丰旧址，当年有前后门，有宽敞的货场，后门紧挨着前门火车站的货场，都是有名的货栈或粮栈。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插图，1871年前门大街五牌楼前，绘于2018年4月。

旅馆又分几种，一种是客房讲究、服务周全的，比如位于西打磨厂街西口的前门第一宾馆，走廊轩豁，青砖铺地，一厅一室的布局；一种是鸽子笼似的，很逼仄，但价钱便宜，为下等人士居住，类似鸡毛小店。这些旅馆，又分为管饭的和不管饭的两种。民国时期的《民社北平指南》，对此有详尽的介绍：“北平自昔为文化中心，五方杂处，商贾云集，故旅店行之营业，均甚发达。大致旅店之中，或具饭菜，或备饭而自点菜，或饭菜均不备……近年旅馆客栈等之宿膳费，间有视人为转移者，如房租定价一元，备饭而不备菜，本为各栈公例，而不必以‘管饭随饭菜’为诱惑之招徕，初莅止者，以为随饭有菜，于愿已足，甚且有鸡鱼，正庆其公道，比结账时，开来清单，于所期之价，大相悬殊，甚至骇人听闻。乃至一切菜类与鸡也鱼也，均额外计价，价目亦奇昂。”

《清稗类钞》中记载，清时“京师逆旅有二种：一则备饭不备肴，肴须客自择，别计钱，饭兼米麦而言之，无论食否，必与房资合算。一则仅租房屋无饭肴，即水钱亦须由客自给”。和那时明码标价相比，后来的店家经商之道多了狡诈，为了多赚钱，不惜手段，北京店家越发“聪明”起来。更有甚者，不仅用水要加水费，连电灯电话、冬日之煤火、夏日之电扇，都需要另加费用，真的用心无所不有其极，小算盘打得哗啦啦直响。

还有一种旅店，店小且陋，为招揽客人，迎合一些人的心理，提供特殊服务。《京华春梦录》中说：“京城逆旅，旧称曰‘店’，布置简陋，聊蔽风雨，环外城北隅，栉比皆是。而艳闾毗邻，若升官、三元等店，则均勾栏龟鸨之巢窟也……他如李铁拐斜街之同和旅馆，及樱桃斜街之华兴旅馆，则逆旅之外，兼营媒介生涯，轻薄少年，群焉趋之，莫不利市三倍焉。”这里所说的“环外城北隅”，指的就是靠近前门楼子的那几条街巷。这里所说的“媒介生涯”，说得实在太客气，其实就是皮肉生意；所列举的同和旅馆所在的李铁拐斜街，和八大胡同毗邻，近在咫尺，寻花问柳，自然方便，成为旅店的生意一种。《都门纪略》里的诗句“引见还兼乡会期，店家习气最随时，老爷无事闲游好，下处堂名我尽知”是这种生意最生动形象的写照，所谓“下处”，即妓院也。

在这一段《京华春梦录》中，还说了另一类大旅馆的景象：“近顷俗趋奢侈，故西河沿打磨厂等处，多有设置旅馆者，如中西、金台、燕台、第一宾馆者，为此中翘楚。间有丽姝赁为私舍，名之曰‘小房子’，或觅得素心，避开曲院尘嚣，而借此作高阳台者。”这里所说的在第一宾馆等豪华宾馆里租赁客房的丽姝，不就是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吗？自然，这是旅店当时所做的另一种特色生意，与同和旅馆的“下处”生意分工有别。足见旅馆业的发达，和娱乐业，甚至和色情业密切相关。

在这一点上，前门一带的旅店和这里的商店、饭馆、戏园子，乃至八大胡同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当然，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前门一带商业、娱乐业、餐饮业的相继衰落，带动旅馆业无可奈何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前门一带，还能见得到一家像点儿样子的旅店吗？当初这一带最高级、最现代、最昌盛的第一宾馆，如今又能怎么样呢？十几年前，电视剧《秋海棠》和《甄三》拍民国早期的外景，还专门跑到这里来拍摄。现在的第一宾馆，还立在那里，可没有了火车站里汽笛的鸣叫和浓烟的喷吐，它就像失去了背景的衬托，像是早期电影里的默片，显得死气沉沉了。

《甄三》（1986年）剧照。

前几年，改造前门大街，将西打磨厂街西口拆除，第一宾馆突兀地立在那里，门窗紧闭，空荡荡的，又让它没有了胡同的依托，没有了人气的烘托，显得孤零零的，即便从里面还能袅袅婷婷地走出来张曼玉或汤唯，也只是迟暮美人了。

前门一带旅馆的前身：镖局、饭庄、银号

想当初，前门一带，旅馆业是那样的发达，不仅在西河沿和西打磨厂这样两条紧靠着火车站的老街，粮食店街、珠宝市街、煤市街、观音寺街、珠市口、鲜鱼口、廊房头条、长巷头条……大小旅店，也遍布在这些大小街巷中。这样繁多的旅馆，不可能都如第一宾馆那样气派地新建而成，许多是改建的。这大概是北京旅馆业发展史中的特别景象。探求这一点很有意思，往往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相关的历史，让你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道儿真是深得很。

在前门一带，不少旅馆的前身，一是镖局，一是饭庄，一是过去的银号，还有一种，是妓院。

这是因为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银行和火车的兴起，使旅馆的需求量增大，但相应的，有些行业却处于江河日下的趋势，原来专门为客人武装押送货物的镖局，即便是前门一带拥有过“大刀王五”的最出名的顺源镖局，也无可奈何地衰落，只好改作他用，其中一部分镖局便改成了旅店。而连年战争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败，必然也连带着饭庄和妓院的衰败。于是，借助它们原本合适的地方，就地取材，现汤煮现面，摇身一变，成为旅馆，这是它们最便捷的求生之路。

粮食店街现在的施家胡同第一旅馆，就是原来有名的三义镖局，所谓“三义”，指专门护送山西青云店、娘子关和阳泉这三路的货物。清末改为三义客店，一直到现在还在开张营业，北平和平解放初期，政府花了一千匹白布的价格将其收购，改为招待所，“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名为向阳旅店，现在又改叫施家胡同第一旅馆。

西打磨厂的福寿堂，原来是清末建起的一家有名的老饭庄，当年前门一带的富商，如同仁堂的乐家、瑞蚨祥的孟家、马聚源的马家，宴请客人都要到那里去，才感到有排场。卢沟桥事变之后，原料运不进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被迫倒闭，改成了旅店。现代银行出现后，很快就取代了晚清以来兴盛一时的老银号，有些银号便改造成了旅店。如我们西打磨厂街原来的乔家大德通银号，新中国成立以后改为部队的招待所，一直存留到现在。院子北面正房是座二层木制小楼，前出廊后出厦，有高高的台阶。这是典型的山西银号的格局。前些年去那里，招待所的负责人告诉我，二楼重新装修时发现墙都是双层的，当年是为了藏钱用。这位好心的负责人还让我踩着椅子爬上他们前堂的柜台，让我看看房梁下的檐檩枋板前后两层的龙纹浮雕。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插图。

施家胡同东口里面一点儿，路北的一座三层楼，现在的施家胡同第二旅馆，由原来的裕兴中银号改造而成。当年，裕兴中是整个施家胡同里最大的一家银号。它有前后两个宽敞的天井，每个天井四周的楼上楼下各有二十多个房间，看起来，还真像是旅馆。这是因为裕兴中这样的大银号，可以安排客人及其家属居住，成为他们有吃有住有玩的地方，由此，它自身就具有了旅馆的功能，改造起来更为便当。如今，裕兴中大门两旁窗户前的铁栏杆中央各有一个小圆圈，中间镂空雕出三个篆字“裕兴中”。十几年前，我去那里时，老街坊指着楼对我说，唐山地震那年，这楼有些裂纹，附近的居民都要求拆了它，后来政府用了一百吨三角铁，把楼上下好几层给牢固下来，你看上面，现在还能看见三角铁。真是幸亏用了那么多吨的三角铁，要是真的拆了它，后悔都来不及了。

一次，我去那里，还到施家胡同第一旅馆东侧的一个小院里，想看看旅馆的外墙，进院的第一间小屋房门开着，站着一个上中学的小伙子，我问他能进屋看看吗，他侧过身子让我进去。他家的西窗正对着旅馆的外墙，还能看见旅馆的外窗和大门的一角。我忽然发现就在他家西窗下面的白墙上，用铅笔画着一幅画，我凑过去仔细看看，原来画的就是旅馆这一角的门窗和墙体。我问小伙子是他画的吗，他说是。然后，我得知，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他在北京上中学，爱画画。他画得很不错，不仅很像，线条也非常流畅。旅馆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近在眼前，却离他很远，远得如同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离开他家之后，我想起问，为什么他不画在纸上，而要画在墙上呢？刚才我忘记问他了。过了两年之后，我路过粮食店街的时候，在离施家胡同很近的地方，又想起了他画的那幅画，又想起了这个问题，我拐了个弯儿，进入施家胡同，想去找找那个小伙子问问。第二旅馆还在，可他住的那间小屋和那个小院都不在了。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妓院被取缔，空了出来，肯定要改作他用。其中相当一部分渐渐成为人们居住的大杂院，一部分好些、大些的妓院，则改造成了旅馆。石头胡同的石头胡同旅馆、蔡家胡同的蔡家胡同第一旅馆、陕西巷的陕西巷旅馆，它们都在老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之内，无一不是由原来的妓院改建而成。

其中陕西巷旅馆相传是当年和蔡锷将军有一段革命加爱情风流史的鼎鼎有名的小凤仙挂牌的地方，此地先是改成醉琼林餐馆，餐馆办不下去，又改成旅店。如今这些地方都还健在，里面的格局和以前大致相仿，依稀能看到当年的影子。只不过，如果要进陕西巷旅馆看看，得花两元钱的参观费，真是借历史发财的聪明法子。前两年，我花了两元钱，专门进里面看了看，典型的民国早期妓院的格局，中间有阔大的天井，两边有楼梯，二楼有跑马回廊，回廊四周是隔开的一间间的单间，如今成了客房。整个旅馆油漆得红红的一片，阳光透过天井顶上天棚的玻璃，洒满厅堂，温暖得很，安静得很，仿佛只要老鸨站在天井中一喊，就会有好多女人挤满跑马回廊。

这让我忍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北大荒的荒友来北京办事，住在西河沿的一家旅店里，我去那里看望，那家旅店跟陕西巷旅馆的格局一模一样，也是中间一个跑马回廊，四周隔出来一间间幽暗的小屋。显然，也是由妓院改建而成的。如今，西河沿已经拆得没有一点儿影子了，这家旅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插图。

有时会想，如果把这些旅馆的故事都写出来，挂在店里的墙上，该是多么有意思。前生今世，时光错位，光影迷离，况味丛生，住一日而知百年。北京这些老旅馆，别看破旧，没准儿能够老树发新枝，让好奇的人们多一个寻思古之幽情的好去处呢。住一回这样的老旅馆，长了见识，知道了这么多和老旅馆相关的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是和住其他宾馆，尤其是新建的宾馆完全不同的感觉和体验，这店钱，花得一点儿都不冤。幸好陕西巷旅馆、施家胡同第一旅馆、石头胡同旅馆、蔡家胡同第一旅馆、蔡家胡同第二旅馆，以及前门第一旅馆，这几家旅馆还都健在，为我们留下岁月的标本，让我们能看到旅店的变迁中历史摇摇晃晃却也丰富多彩的影子。

在前门一带，这样的老旅馆，已经没有什么外来的年轻人或外国游客愿意去住了。如今时兴的由四合院改造的新式旅店，在前门大街之西的大栅栏街区和之东的草厂街区，已经陆续出现，样子貌似从前，里面的设施完全现代化。这些人更愿意去这样的旅店，品味一下“老北京”的风味。其实，这种风味，已经不再属于老北京，而只属于今天对昨天的想象、改造和挪用。

逝去的历史，如同逝去的时间，无可追回，无法如陈年老酒那样，活色生香地斟满今天的酒杯。我只是在想，这些或新或旧的旅馆，会让前门一带风华曾经的旅馆业情何以堪？它们又会沿着历史，沿着现今，沿着未来，走向何处呢？

本文节选自《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 肖复兴

摘编 何安安

编辑 徐伟

校对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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