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儒家主义九论之三
科学儒家主义(九论之三)——人类社会演进之三元素论
影响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至少应有三个:自然环境、科技水平、人性需求。
1、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亦或是在相当长的未来,人类都是以物质生命的状态生存的。所以,自然环境会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影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西方有著名的地理决定论,中国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语。
回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在采猎文明时期,全球人类都是纯粹的靠天吃饭——不管是采摘还是渔猎,大家都是完全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所以,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人类不管是“一点发源”还是“多点发源”,不管是因人口增长还是因地理改变与气候变化,最终都因对食物的追寻,逐渐遍及了人类依靠脚步或简单工具就可以到达的地球各个角落。
后来,随着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提高,人类逐渐进入了农牧文明时代。然而,不管是农耕还是游牧,其出现都是自然条件影响的直接结果。如果一个地区没有草原,游牧就没有出现的可能。而农耕发达的地区,则几乎都处于四季变化明显的温带地区,尤其是大河两侧的冲积平原地区——究其原因,无非是寒冷的冬季逼迫人们去研究种植,肥沃的冲积平原适合种植,野生植物品种中有可供驯化的品种,等等。
再后来,人们所谓的黄土文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等等,无不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演进产生影响的结果。
而在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虽然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越来越小。但,诸如“资源诅咒”这样的经济发展规律,依然让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深深打上了自然环境影响的烙印。而,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与资源状况,也依然深深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可能。
至于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一般情况的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也必然会进一步的日益降低。但,如果地球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则一定会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带来毁灭。比如,剧烈的全球气候变化、一定体积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太阳“死亡”、宇宙热寂等等。
同时,如果人类想要离开地球去开发宇宙,首先面临的就是对宇宙自然条件的征服。而当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人类可以进入星际文明时代,各个星球的不同自然环境,也依然会是影响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因素。
2、科技水平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
不管是必然,还是偶然,当今人类都选择了科技文明的发展之路。所以,科技发展水平就成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主导因素之一。
一方面,科技发展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并决定了人类的文明形态。
从学会用火,到制造工具,到无数大大小小的发现与发明,一步步将人类社会从采猎文明推进到了农牧文明,又从农牧文明推进到了今天的工业文明。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
只有当人类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个人的生产活动所获得的食物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能够有剩余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才有了脱离原始部落状态进入国家模式的可能,也才有了以社会分工与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社会的可能。
同时,当人类社会进入国家形态之后。只要不是全球都是一个国家,那么就必然会存在国家之争。国争之胜负,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其总体趋势却是哪种国家制度更能促进科技之进步,哪种国家制度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尤其是,当科技发展出现代差之时,降维打击之下,科技落后一方只能是待宰羔羊——农耕文明因科技的进步,使得人口数量得以暴增,从而实现了对采猎文明的国争碾压;工业文明因科技的进步,使得战争武器摆脱了对人的力量与数量的限制,从而实现了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国争碾压。
未来,如果人类的科技水平发展到,物质生产完全由机器完成,而人只从事精神生产,或者人类可以脱离地球去开发宇宙,或者人类可以以精神状态“永存”,那么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一定会再次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3、人性需求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
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所以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要受人性的影响,这应该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在这方面,科学儒家主义主要研究的是,人性对文化表现和社会制度模式的影响。
人性之所以能够影响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因为社会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却是由一个个的单个人所组成的。所以,一个社会制度必然要在某些方面满足单个人的某些根本性的需求,否则就根本无法存在。
科学儒家主义认为,人性中推动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最主要因素是,人的自然属性中的“强者多得”与人的社会属性中的“追求公平”,在人的自然属性“传承”的影响下所产生的矛盾。
人类先天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单个人在自然界中是很难生存的。所以,人类在自然法则的逼迫下不得不选择了群居生活。
当人类的聚居形式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时,由于获取食物的能力有限,为了更好地维持整个集体的生存与延续,只能选择“集体劳动,按需(集体所需,而非个人所需)分配”的社会制度——即,原始共产主义。
后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当单个人劳动所能生产的食物,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消耗之外还可以有剩余时,人们就可以留下战俘不杀而从事生产,进而产生更多的剩余。而更多的剩余就可以加快部落的人口规模扩大与整体实力增加,从而就能继续通过战争等手段滚雪球式地扩大部落的规模,最终形成超出血缘关系的社会形态——国家。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食物短缺对人性的束缚被打破, “按需分配”的制度模式,就逐渐被人性中的“强者多得”所取代。自此,在人性中“传承”这个自然属性的驱动下,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就进入了人的自然属性“强者多得”,与人的社会属性“追求公平”,二者之间互相博弈的时代,直至今日。
为什么,是“强者多得”取代“按需分配”,而不是“追求公平”取代呢?
因为,“强者多得”与“追求公平”之间的矛盾,是由“传承”造成的,二者之间是因果关系,是有先后顺序的——“强者多得”在“传承”的作用下,产生了对于后人而言的种种“不公平”,于是“追求公平”才能得以产生。
所以,当人类社会从部落时代走出,开始构建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国家)时,首先就是“强者多得”开始全面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奴隶社会制度。
在部落向在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人在社会中的身份,便被分成了奴隶、平民、贵族、国王四个等级——奴隶的最初来源为战俘,是战利品,所以等同于物质财富;平民,就是一般的普通部落成员;贵族,主要来源于部落首领,和在战争中涌现出的强者;国王,也是部落首领,只不过其部落是所有部落中最强的部落而已。
然而,一旦当人类社会制度中出现了基于人之身份的三六九等之分,人性中的“追求公平”就开始在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中发挥作用——我父母是奴隶,是因为他们被打败了,是弱者,应该当奴隶被剥削。对此,他们能接受,我也能接受,可凭什么我也要当奴隶被剥削?我又没被打败,我的能力又不比那些平民和贵族差?我是强者就必须要多得才公平,所以我要反抗!
于是,这种基于人的身份传承的不公平,开始一级级的被逐级打破。奴隶觉得不公平而进行反抗,于是人类社会制度就从奴隶社会演进到贵族社会。平民认为凭什么管理国家的只能是贵族,于是人类社会制度就从贵族社会演进到只有皇帝的身份才能传承的帝制社会。最终,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制度才在国家中彻底消灭了这种身份传承的不公平。
为什么,这种打破是一级级进行的,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打破?
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是活在比较当中的,平民的日子虽然比起贵族来要差,但最起码要比奴隶强多了。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遥遥领先于西方20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从秦朝开始就进入了帝制社会,逐渐消灭了贵族传承,而只保留了皇帝传承。而西方国家虽然一直没有消灭贵族阶层,甚至有的国家还一直保留着奴隶制度,但却因文化与科技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资本力量的崛起,最终直接一步推翻了所有的“身份”传承,跨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并用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农耕文明进行了降维打击——这一点,也证明了科技对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作用。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虽然消灭了基于身份传承的不公平,但基于财富传承所造成的不公平却成为了新的主要社会矛盾——中国社会进入帝制社会之后,为什么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朝换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以土地为代表的财富不断集中,最终造成了普遍性的圈层固化,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从而不得不通过改朝换代来予以打破重来。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财富传承的不公平,但西方国家却保持了300多年的稳定,并达到了今天的繁荣?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终结。
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
在主观方面,因为西方文化是偏个人主义的。所以,人们认为优胜劣汰是正常的,反抗意识较低。这一点,从西方国家相对于中国而言,在历史上很少发生改朝换代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客观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保持今天的稳定与繁荣,其实质,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对多数不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剥削的国内矛盾转移之上;是建立在现代武器的发展已经不可能靠着两把菜刀就能闹革命之上;是建立在有钱人也意识到需要给底层民众一定的福利保障来安抚民心之上;是建立在虽然实际上被资本所控制,但表面上看起来却很“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体制安排上;是建立在资本一元化下的“官”可以随便被民众痛骂而成为民怨的出气筒、背锅侠之上;是建立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大部分人吃饱饭已经基本不成问题,大家争的只是享受之利的多少,从而导致底层的反抗意愿不再是生死之争之上;是建立在现代雇佣制度让普通人也能获得与自己能力大小相对应的看似公平的收入之上;是建立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尤其是如互联网等还没有来得及被资本所垄断的创新行业的出现,穷人仍然有破圈的可能之上;是建立在……。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完美制度,并不是不存在不公平,只不过是其不公平还没有发展到引发制度革命的地步罢了。
在这里,我们虽然无法准确预测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将在什么时候到来,会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推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除了可能来自于其内部矛盾的爆发外,也有可能来自于更能促进科技进步的新制度的出现。
因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不仅仅只是被人性所推动,而是还有另一个因素——哪种社会制度更能促进科技的发展进步,哪种社会制度就会在制度之争中胜出。或许,这种竞争在同一个科技代际中并不明显,可一旦出现科技代差,就会是致命的。
曾经,中国历史上的帝制社会制度就出现了即使改朝换代也无法在内部萌发资本主义革命的超稳态,最终只能被外来的先进科技文明被动打破。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与繁荣,也出现了超稳态趋势。所以其最终结局大概率也会类似于中国帝制社会制度的结束,被外来力量从外部摧毁——不一定非得是发生战争,也可能是因比不过其他制度的综合发展水平,而出现由自我否定走向自我革命。
当然,能够在科技竞争中获胜的社会制度,未必就一定是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是在打破身份和财富传承的不公平上领先,而在科技力量起主导作用的武力建设上不行,在战争能力上不行。那么,哪怕别人在打破身份和财富传承的不公平上不如你,但只要武力比你强,就一样可以打败你——当然,如果这种打败不是“野蛮”的彻底消灭“文明”的,就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果想长久维持,“野蛮”一方的社会制度就必须要向“文明”的一方靠拢。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元朝与清朝的建立与发展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忘战必危——毕竟,我们这个地球上,目前还是有国家和民族之分的,而不是全球一村万族和谐的大同世界!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人类社会除了已经出现的身份与财富传承所造成的不公平之外,是否还会出现其他新的不公平,我们这里无法预知。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只要有不公平的存在,就一定会有反抗。
因为,这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是永恒的——除非某一天,人类基因发生自然突变或者人为改变,使人在基因层面就能形成可以稳定遗传的三六九等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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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儒家主义系列文章链接如下:
1、《科学儒家主义——中华文化重构之底层逻辑探索》
2、《科学儒家主义(九论之二)——人性之双重属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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