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的落寞（日本武士的谢幕演出）

1867年1月30日，支持公武合体的和平改革派天皇孝明天皇统仁御崩，明治天皇睦仁即位。

如若将这件事儿放在日本平安朝之后与黑船来航前的任何时期，大抵都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毕竟日本皇族中拥有“天照大神”血统的人能从北京站排着队一直站到八宝山，再随便拎出来一个当傀儡，只要能听话就可以了。

明治天皇

只是，这次与从前情况完全不同。

嘉永六年，时代的风暴第一次撕啸着吹过日本国这位老头子脸上。

这年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将四艘军舰航至江户湾口，以武力迫使德川幕府开国，史称“黑船来航”。

一、远道而来的黑船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震撼

黑船来航震惊了包括天皇与幕府将军在内的日本全上下民众，对于幕府（日本当时实际掌权者）来说，来航的四艘军舰上搭载有六十三门巨炮，而江户湾能够勉强与其射程威力相近的海防炮，堪堪有二十门而已，大致来说，这四艘军舰能够将幕府将军的大本营——江户城本丸顷刻间轰为齑粉，其威慑力不言而明。

黑船

1、美国的黑船让日本幕府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对于日本寻常百姓来说，亲眼目睹够航行数千海里，并且嘶吼的汽笛能够让脚下的土地都为之颤栗的巨型铁甲船，简直就是一次彻底的降维打击。

美方赠送给幕府方的礼物是彰显着工业文明伟大光环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日本的回礼，只能是一些大米而已。

传统农业文明与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碰撞是多么的可悲，日本竟只能命力士来将大米搬运至美军军舰上来彰显自己可悲且孱弱的国力。

美国恐吓日本，若不开国便令军舰开火，幕府方只得以等待天皇批准接受条约来拖延时间，因而幕府恐惧各藩发出反对的声音，便打算以日本天皇的名义缔结条约，以保全自身的政治优越性。

嘉永七年二月十三日，第二次黑船来航，日美双方签署《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开国。

虽说幕府处处小心谨慎，但它的所作所为依然为其种下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缔结条约后幕府即刻被各强藩冠以“软弱无能、卖国求荣”等恶名，幕府为稳固其统治，发起“公武合体运动”，企图依托天皇之名稳固其统治，同时压制当时的尊皇攘夷运动，以避免幕府倒台。

实则，公武合体是幕府、朝廷与强藩之间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协的矛盾产物，虽说朝廷和强藩互相制约幕府权利，但始终不改幕府其一家独大的本质。

德川庆喜

2、幕府刚刚转危为安，孝明天皇却死了

眼看幕府便要一家独大的这么坐下去的时候，支撑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却死了。

明治天皇继位后第二年，便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号召日本统治权回归天皇，并强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没收幕府领地。德川庆喜则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就此挑起了戊辰战争。

明治元年一月二十七日，萨摩藩、长州藩的五千天皇直领军与幕府的一万五千余军士于京都交战，幕府军败北于萨长联军，德川庆喜败走江户。

这一次，全日本的人们都看清了幕府外强中干的本质。

明治元年五月三日，江户无血开城，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江户城，幕府彻底败北。明治元年十一月初，御军平定东北诸藩。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北海道虾夷共和国覆灭，日本全境一统。

就此，明治天皇南面称帝，王政复古。

幕府

二、废藩置县与“废刀令”的血与泪

明治初期，其新政府的政治与军事实则是掌握在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四大藩手中的，幕府并无直领的军事力量，幕府的军事力量实则是参加倒幕战争的萨长联军藩兵，而政治上也是萨长土肥四家中的政治人才轮流坐庄，若幕府与四大雄藩发生利益冲突，那么新政府将势必再次沦为政治傀儡，而各雄藩从某种以上来说，将成为下一个幕府。

1、新政府迫切需要的东西

而明治政府此时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上下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资源，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再加上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与赔款，政府财政赤字加剧，岌岌可危，而此时各雄藩竟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幸而，国家危难之际，竟是忠烈辈出之时。

新政府中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等开明派一干人等意识到，此时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方为上策，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令各藩将领地奉还给朝廷，而使新政府得以支配并真正的统治日本全境，才能不让戊辰战争以来的一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明治政府要求萨长土肥四家雄藩向朝廷贡献兵力成立“御亲兵”，并实施废藩置县令，在各藩中不论出身提拔人才，并且开启全民募兵制，使军人阶层中不再有士族子弟一家独大，同时行使“废刀令”，使武士阶级不再有佩刀特权。

2、士族的生存出现了危机

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组建镇台军，解散各藩藩兵，编制政府军。

自平安朝以来，武士便是日本的贵族阶级，多数不事生产，仅参与战争与政治，而其赖以生存的根本由农民给养，但一系列政策的下达后，士族不仅没了俸禄，同时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本来源——参军。

俸禄与奉公相互依存，但藩都没了，奉谁家的公，又拿谁家的禄？

可以说，废刀令与废藩置县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咔嚓”一声断送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根本与作为武士最后的荣耀。

明治九年八月，政府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武士俸禄。

这就是一场狂风骤雨之夜的前奏。

废刀令之下，武士开始消逝

三、没想到一次对外进攻的讨论却埋下了内乱的种子

早在日本战国时期，日本便对朝鲜半岛有所觊觎，丰臣秀吉发动两次文禄庆长之役，均无功而返。

提到征韩论便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西乡隆盛（西乡吉之助）、大久保利通（大久保正助）。

两人均是萨摩藩藩士出身，明治维新的功臣。

事实上，征韩论两方均认为应当对朝鲜发动战争，两方的争执点仅在于是否应当立即对朝鲜发动战争。

西乡隆盛认为应当立即向朝鲜遣使，以谋求开战借口。

大久保利通认为应当立足于当下明治新政府的稳固，待日后再考征韩一事。

两者的分歧，后人都难评：到底哪一种好，哪一种坏。

西乡派认为，日本国内的旧士族与农民阶层矛盾日益加重且积重难返，若利用对外战争吞并土地，并由此消耗旧士族人口基数，便能利用对外战争解决国内不可调和矛盾问题。

而大久保派认为，国内目前的矛盾问题是可调和且较为容易解决的，当下应立足于日本新政府的稳固并从长远角度着想循序渐进地将朝鲜吞入自己口中，同时避免第三国干涉吞朝一事。

经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天皇采纳大久保派一系的意见，推翻西乡派征韩论，西乡隆盛、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五人下野，史称《征韩五参议》。

日本武士的合影

四、拔刀队之歌与最后的武士

由西乡隆盛为首，因征韩论而下野的政府官员及军官们多数是鹿儿岛（原萨摩藩）人。返回鹿儿岛后，西乡表面不理政事，表面上过着耕田钓鱼喂鸟儿的田园生活，实则此时在西乡内心深处，早已酝酿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西乡认为，自征韩派下野后，明治政府日益腐败，国家再次走入了曾经那个黑暗混乱的时期，于是西乡与征韩派返乡官员于鹿儿岛建立了多个私立军校。

其一的目的是为国家输送军事人才，抵御外国势力入侵本国而为。

其二的目的是日本各地士族不满之意日盛，若日后叛乱，自己必然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有机会利用强有力的军事实力再次对日本政体进行改革。

不出西乡所料，明治九年，日本多地发生旧士族叛乱，虽说西乡并没有以此时起兵，但其巨大的军事基数早已引起了明治政府的警觉与恐惧，西乡是明治维新中功劳最大的将军，如若各地士族拥立西乡隆盛进行叛乱，新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大久保利通派遣密探前往鹿儿岛侦查西乡的私人军校情况与西乡隆盛的本人意图，同时计划暗杀西乡隆盛，出于削弱鹿儿岛西乡军的实力，明治政府打算将鹿儿岛陆军仓库中的武器与弹药等运到大阪，但期间被西乡私立军校的一些青年军官所发觉。

西南战争上最后挣扎的武士

明治十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西乡隆盛不知情的情况下，军校学生对鹿儿岛的多处火药库发起了袭击并抢夺辎重，同时在鹿儿岛市内多处放火，鹿儿岛地方政府慌忙派军抓捕军校学生并迅速采取了平息事态并追责的态度。

虽说西乡明白，此刻完全不是起兵的时态，但若再不起兵，自己便会失去最后的机会，于是便不得不被萨军拥立为首领，起兵反抗政府。

萨军发动反政府武装叛乱后，决定强取熊本城。

朝廷对萨军的叛乱早有防备，陆军卿山县有朋迅速奉明治天皇军令组成五万余人的征讨军团，并于期间吸纳收买亲明治政府的旧士族阶层，组成“拔刀队”。

旧日本的陆军军歌就叫做《拔刀队之歌》，对此，“拔刀队”的在西南战争中的历史意义可见一斑。

政府军的武器

在西南战争的前期，萨军实际上是得了甜头的，而后期却因为其武器落后等原因，一路败退。

二月二十三日，萨军包围熊本镇台，于当地激战，夺取政府军联队军旗。

值得一提的是，被夺联队旗的指挥官，就是在旅顺攻略战中葬送了无数士兵，曾作诗“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马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的长败将军乃木希典，司马辽太郎曾在自己的著作《坂上之云》中怒斥其为“皇国之耻”。

以三千人包围熊本城后，萨军开始一路北上，企图遏制马关和长崎两个交通要道，阻碍政府军南下，而此时政府的两个旅团早已南下至此处等待多时，萨军为政府军所击破，此后在吉次和田原坂的两次交战中，双方的伤亡几是接近了四成，血流成河，死伤满地。

于田原坂战役前后，政府此时果断组成了“背后冲击军”，使萨军形成了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必败局面，萨军此时颓势已定，残部逃入鹿儿岛城山中。

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西乡军发起了最后的自杀冲锋，西乡隆盛下达“冒死前进”的命令，萨军一个个的倒在曾经与自己参与戊辰战

争的战友子弹下，战至酣时，西乡隆盛右膝中弹，不能行动，自知回天无力，于是向东方遥拜，自杀殉国。

日本西南战争

结语

其实，武士的谢幕之后，日本仍旧波涛汹涌。西南战争作为日本最后的内战，本质上是旧士族阶级与新政府的资产革命冲突，自西南战争政府军胜利后，由明治天皇为主导的新日本必然性地滑向了军国主义封建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

虽说日本的武士阶级从此沉寂于历史的尘埃中，但日本昭和时期为推行其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当权者再次将武士道精神摆上台面成为了为巩固军队与忠君思想而服务的精神支柱并存续至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士的消亡，恰好是武士道精神于日本大众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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