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登山（古人也爱登山）

2020年5月27日11时03分，八名中国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此行的目的是时隔45年为珠峰重新测量高度。登山是一项既锻炼身体又考验意志的运动。在古代，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登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 政治驱动 封禅颂德

在中华文明萌芽时期，人们对山岳怀有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山岳给人们提供栖身之所和果腹食物，另一方面山岳瘴毒猛兽横行，山洪落石肆虐，人们对山岳存在着既感激又敬畏的情感。《礼记·祭法》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表达了人们对山岳的崇拜之情。

崇拜山岳的最好方式是祭祀。《韩非子》中记载：“黄帝合神鬼于泰山之上。”这一行动显然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山岳的认识日益加深。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向山神占卜的内容。进入春秋战国，诸侯举办的登山祭祀，达成消弭灾祸、确立储君，相互结盟等目的，明显带有政治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他亲临泰山封禅，意在歌功颂德，彰显权威。以后，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五位皇帝先后在泰山封神。女皇武则天独树一帜，亲封嵩山。皇帝登上山岳，搞一场政治直播秀，无疑是为了巩固统治。

• 情怀维系 登高励志

在文化精英眼中，关注的是山岳的人文价值。山岳是国家的象征。《孟子》有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通过登泰山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汉末枭雄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经河北昌黎碣石山，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千古名篇。

魏晋时期，政坛暗战，战争频仍，许多士人只得将报国壮志转变成寄情山水。以陶渊明为首的隐居派，用“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的态度，表达对“桃花源”的渴望。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游山派，借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的“禊事”，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以谢灵运为主的抒情派，写下了“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诗句，抒发深厚的山岳情结。

登山还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诗仙”李白喜好游历名山。他遍游岷山、紫云山、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成就了《蜀道难》《登庐山五老峰》《登峨眉山》等诗文佳作。北宋文豪苏轼游览庐山，写下了《题西林壁》，成为千古传唱的名诗佳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著有《小石城山记》，开创了山水游记的先河。在文人的参与下，登山有了清新高雅的文学气质。

• 宗教修行 普渡众生

古代宗教历来有“山中修行”的传统。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神仙思想和灵山崇拜。《汉书》指出: “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当时在五岳修行的道士有1000多人。时至南北朝，民间入山求道的人日益增多。《南雍州记》称：“武当山……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驱逐。”

随着佛教普及，中国继承了印度凿山造窟的传统以及“行脚游学”的理念。十六国前秦时期，人们深入山岳，凿窟立佛，其中尤以莫高窟最为重要。它历经千年，建立了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成为千年以来的佛教艺术圣地。

事实上，山岳见证了佛僧对“行脚游学”的坚持。三国时期，僧人朱士行西行于阗，抄录了《大品般若经》。晋代佛僧法显跋涉万里，翻越葱岭，到达印度，取经求法。而唐朝西行取经的玄奘更负盛名。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 ，他从长安出发，途中时常陷入“山路崎岖，蹊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的境地。许多高山“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贞观十九年( 645 年)，玄奘回到长安，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宗教的盛行，进一步拉近了山岳和精神之间的距离。

• 登高探险 兴趣盎然

明清以后，登山的意义发生了改变。随着登山活动的推广，出现了专业的登山器具和从业人员。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时，特别注明了“钉鞵”：“ 以皮为之，外施油蜡，底著铁钉。”钉鞵的功能和现在的登山靴类似。明人谢肇浙在《游黄山记》中曾记述“募开道者，得二樵夫”，还准备了“舆人”和“糗糒”(粮食)、“铛”(锅)和“襆被”(铺盖) 等物品。

除了装备的改善，成熟的登山技巧已广为人知。明朝探险家徐霞客爱好登山，先后到过泰山、雁荡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名山大川。他还发明了攀冰的方法：“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后人纷纷沿用这一方法，效果甚好。清朝学者曾唯在《广雁荡山志》中列举了“游山十八法”，实用性很强。登山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这项运动更具娱乐性。

• 民俗演化 约定俗成

在民间，登山还是一项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农历九月九日，二九相重，寓意长久。据西汉经学家刘歆的《西京杂记》透露，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宫中流行九月九“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的习俗，并且“三月上已，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拔楔登高”。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与钟繇书》也曾直言：“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从而佐证了汉魏时期重阳登高已蔚然成风。

西晋冯翊太守孙楚在《茱萸赋》中坦言：“有茱萸之嘉木……历汉女而始育……疗生民之疹疾。”将登高和养生保健相联系，使重阳民俗更接地气。唐朝诗人王维的名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足以证明重阳登高在民间的重要性。民俗元素的加入，保证了登山运动的旺盛生命力。

作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自1921年有攀登记载以来，成功登顶珠峰的人数已超过4800人。对它的高度各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登山队此次登顶“测高”，代表着国家测绘技术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测量结果有助于结束国际上对珠峰高度不一致的混乱局面，对地球动力学、板块运动等领域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文：计白当黑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登山活动的历史发展研究》 姚路嘉、袁宏、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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