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前是恐龙家族最昌盛的时期（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

作者：曹明明

游记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体裁，特殊人物在特殊时期的游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杨钟健先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恐龙研究专家，被业内尊为“中国恐龙之父”。除专业研究之外，他涉猎丰富，不仅精通英语、德语，还熟悉拉丁文和希腊文，热爱诗词和散文写作，在长期的野外考察过程中，非常重视记录自己的所行、所见、所思和所想。他一生所作七部游记，分别为《去国的悲哀》《西北的剖面》《剖面的剖面》《抗战中看河山》《新眼界》《国外印象记》《访苏两月记》。这些记录的“剖面”，此中含义一为实际观察到的地层剖面，反映其地质构造和科学内涵；另一则为人生的剖面。三联书店此次将其合并为三本出版，以飨读者。

杨钟健与巴伯、舒尔茨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参观（1944年）。资料图片

《去国的悲哀》是杨钟健第一部游记，记述了1923年去德国留学以及归来的经历。旅途从故乡陕西华县出发，经北京、上海，以海路赴欧，在船上途经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到达欧洲之后，在慕尼黑、巴黎、柏林、伦敦、瑞士游历博物馆以及做地质考察，后从慕尼黑取陆路经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再由西伯利亚入东三省而归国。前后历时近五年。年轻时的杨钟健，求学之余喜欢参观欧洲的博物馆和著名的大学，对欧洲科学人文的发达、人民的外貌和精神状态，都感到新奇。而国外国内云泥之别的境况，也令他备受刺激。诚如他所言，此次旅程充满了“欣喜和悲戚”，并不能完全融入求学旅途的欢乐，也不能完全畅怀。杨老一方面对国内情势终抱乐观态度，但同时也对胜利的一日何时到来充满未知感。他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大力发展科研、科普宣传的必要，但同时又以自己不过得一博士“虚衔”自卑，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慨。这种心情为此书带来一种时代的沉重感，的确与书名中“悲哀”二字紧紧相扣。

“杨钟健游记集”杨钟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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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于1929年初版时，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包括封面的绘图者姬德邻先生，以及为本书作序并画插画、题写卷首诗的王德崇先生。他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与杨钟健相识于“共进社”，任《共进》刊物主编，一起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痛斥军阀。1939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在农业经济学术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农场管理学》等。他自幼聪敏好学，是一位进步青年，且颇有胆识勇气。杨钟健先生与之交情甚笃，视其为“相知”。《去国的悲哀》前面几部分即是以写给王德崇的信件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字里行间可见二人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默契。

书中提及与作者有交谊的人物，皆为一时之秀。在此，举一人为例。孙云铸先生为我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留学于德国哈勒大学，1927年，与杨老在哈尔茨地质旅行途中相会，二人计划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此实为我国古生物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杨老写完《去国的悲哀》，将稿件交与北平平社编辑出版，就又出发了。他受翁文灏先生嘱托，去往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旅行调查三个月，又去东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古二连浩特东部一带，最后是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由张家口出发一直向西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杨老将这四次旅行的经过和感受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灏作序，于1932年出版。杨老称“几乎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等等”，无一不“或深或浅地切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考察团和中法科考团这两次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杨老作为亲身经历者记录的详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剖面的剖面》记录了杨钟健先生于1932—1936年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两广等地所进行的地质、古生物考察和调查活动。杨老照以前一样，将旅途中所观察、感悟到的内容记述下来，成为一部游记。何为剖面？正如翁文灏在序中所说，“就是把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解剖开来”。关于此游记的内容，杨老概括有三：第一记地质知识，第二记沿途风景，第三记民俗风物。特别强调，旧时有的游记，有着很美的文字，也是不朽之佳作，然而描写并不合乎事实，如言山必定壁立千仞，说月无非玉兔嫦娥；更有甚者，游龙门必提夏禹，过吐鲁番必称火焰山。因而新式游记则须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对每一地的地质背景、地理状况和人情风物，均予以正确的记载。这种写作意图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更为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被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沦陷，杨钟健带着悲痛的心情于当年11月离开，经湖南、云南、四川、陕西，再游新疆，至回到北平，前后历时六年。此次野外旅行是在国土沦丧、时局艰难中进行的，杨老尤感我国山河之美、物产之丰，用“锦绣山河”“地大物博”并不足以说清楚，而应该以实际的描写和科学的解释予以记录。更重要的是，杨老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自然地理均有翔实考察记录，而我国边疆地区丧失多年从不见有相似书籍出现，不免惊心，深感地质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要。

这两部书的出版都颇为不易，《剖面的剖面》尤其充满波折。此书完稿于1937年，交付禹贡学会的顾颉刚，拟送商务印书馆加入“禹贡丛书”出版。是年恰逢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商务无法印行，原稿也不知踪迹，直到1950年方才找回。1973年，杨老高龄，仍念念不忘此稿出版，曾求助于同人，甚至称“用纸可以次一些，印的份数可否压缩到三百份或四百份，插图和图版加价太昂可以去掉”等等，言辞卑微恳切，令人闻之心酸。即便如此，仍未能如愿。直到2008年该书才首次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今次随另外六种游记一同再版，真有回归之感，令人不胜唏嘘。而《抗战中看河山》虽然写完即交由独立出版社出版，但也非常不易。按照作者原来的计划，会在书中加入路线图和风景照片若干，也因战时艰难未能如愿。而翁文灏先生忙于政务，也未能拨冗赐序，颇为遗憾。但杨老仍然对慷慨帮助过的卢逮曾先生表示了诚恳的谢意，意识到“目下此等困难情形下，印刷这个似乎不重要的书籍，是不容易的”，显示出学者的豁达。

中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翁文灏先生说，“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锥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寻远古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头之外，所经地方的山川形势人情物产种种都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往往与我们的石头有关”，“这些游记正是杨钟健先生科学观察而通俗写作的结晶，也是许多读者借此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6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