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石岭广西古代采矿冶铜遗址 铜石岭广西古代采矿冶铜遗址

编者按：从贵港罗泊湾汉墓和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翔鹭纹铜鼓，铜凤灯、魁、盘和鎏金圆牌等大量制作精美的铜器来看，一方面说明了广西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南越国冶铜、铸铜的精湛技术。据考证，岭南地区在秦以前已有发达的青铜冶铸业。

　　那么，这些众多的铜器又是在哪里铸造的呢？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说到，南越王赵佗曾在铜山“铸铜”。一个“铸”字提醒我们，古人在铜石岭不仅采掘铜矿，就地冶炼，而且还就地铸造铜器。

层峦叠翠铜石岭

　　1965年12月至1966年1月，我们文物考古队开始对玉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据当地群众传说，在南宋时期有个叫段红玉的人在铜石岭上炼过铜，现今岭上还有铜渣。又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当地领导组织群众上山找过铜。

　　我们到达铜石岭之前，434地质队民安施工组已在那里钻探铜矿，知我们做考古调查，主动向我们提供了铜石岭冶铜的科学资料，并协助我们踏勘，使我们能深入到旧矿井中去观察。我们除在铜石岭西侧发现三处铜炉渣堆地点外，还在狗统岭和爬爪岭各发现一处铜炉渣集中地，并对其中的一处进行了试掘。

　　铜石岭又叫铜石山，“民国”《北流县志》说：“铜石山，县东二十里，层峦耸秀，石皆紫色，南面整齐无边，亭亭如伞，又名朗伞石。大小二山，远望一大者，高数百丈。山顶宽平，上有灵池，四季不涸，有稻田十余亩，别饶风景。初唐建铜州，是从此山名之，洵县城下游之砥柱也。”

　　站在十字铺的公路上遥望铜石岭，很像一座大屏风，耸立在圭江东岸，看上去很陡峭，在苍郁的林木间，一座座花岗岩滚石挺立天外，奇形怪状，咄咄逼人。

　　采矿冶炼一条龙　　

　　铜石岭地表大部分是黄土层，近顶部是砂岩石环山，石壁间异常陡峭，只有岭脚部分比较平缓。地表散布着小量孔雀石。据地质队化验得知，废铜渣中所含金属成分：铜2%、锌19%、铅10%。废铜渣中所含的铜量相当可观，比一般的工业要求高出三四倍，一般工业要求0.5%就够了。遗址内凡矿渣较多的地方，草木均稀少而且萎黄。证明地下有不同成因类型和产生不同层位、矿化不一致的原生和次生淋滤铜矿。

　　当时发现古矿井五个，都已被泥土填塞。434地质队打开一井，在井内深2米至23米都发现有梨木支架，支架木长80～90厘米，直径10～15厘米，架距约80厘米。

　　在狗统岭南面山脊开了一条260×50厘米的探沟，发现残炼炉两个。证明铜石岭是一处古代冶铜遗址。

　　1977年底，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复查，1978年1月和3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杉木山和麻风寮二地布方，开了6条探沟，揭露250平方米，发现古代炼炉14座，排水沟两条，灰坑九个，采集到铜矿石、炼渣、铜锭、木炭和陶风管、陶瓷碎片等。

　　炼炉炉底深入生土层，密布于山坡上。炉群靠山顶的一方修有排水沟。炼炉为圆筒形，炉壁由黏土掺和石英砂和稻秆等耐火材料筑成，向山下的一方开有流口，流口外有化铜池。每两座炼炉成一组，流口斜向相对，共用一个化铜池。铜矿石（孔雀石）含铜2.85%，铅1.159%，锌1.92%，铁3.72%，硅77.88%，这种矿石，只要同木炭一起加热，就可还原出铜。铜锭含铜96.64%，铅0.142%，砷0.3%，锑0.685%，而炼渣中含铜0.65%，铅1.58%。说明其冶炼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风管多为圆管形，用黏土、石英砂掺稻草制成。燃料用木炭，没有发现煤。冶炼时加石灰石作溶剂。从风箱的鼓风量推测，每个炼炉的一次产量约为0.9公斤，每天按工作20小时计，能生产铜18公斤；年工作日假定为180天，产量当为3.2吨。

　　1992年4月，我们到塘夹村南的一条冲沟内，还采集到支撑矿坑的横梁木和捶打木桩用的木槌。1997年2月，我们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吉开将人去考察时，在一冲沟边还发现了一座残存的炼炉。同年3月，我们陪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邹兴华馆长上铜石岭，在铜石岭北侧的狗统岭顶也采集到炼渣和残风管，同时还发现两个直径36厘米，深36厘米的圆形石臼，可能同捣碎炼铜原料有关。

　　铸造铜鼓何处去　　

　　我们每次到北流，都要参观博物馆。北流博物馆以收藏古代铜鼓和宋代陶瓷窑址遗物为特色。

　　北流是历来出土古代铜鼓最多的县。从历史文献来看，北流县境内很早就有铜鼓出土。据清光绪四年（1878年）《北流县志》载：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就有渔人在铜鼓潭中获铜鼓，送给本县醮楼；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又获得一面铜鼓，献给广西巡抚；嘉庆二年（1797年）六月石一里庞陂上里许溪边水潦冲激，出一铜鼓，乡人移入泗洲庵，以为更鼓。当时平陵里新圩玉虚宫、禄厚村三教堂、沙埒村护龙寺三教堂、水涌村宝兔庵均有铜鼓。道光六年（1826年）四月初二日卞一里乡民掘地种竹获一铜鼓送龙山寺；波一里龙虎掘出一铜鼓送将军庙；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初十日大雨，扶来里大伦村山崩出一铜鼓送城隍古庙。

以上仅见于卷十一“古迹”条记载的铜鼓就有十面之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修《北流县志》，除了重录上述一些铜鼓，又记录了清光绪四年（1878年）以后新发现的铜鼓六面。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见于记载的在北流县境出土的铜鼓达十四面，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土并加以收藏的铜鼓有30多面，两项合计50多面，表明北流县是广西古代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县之一。这里的铜鼓都是大型和特大型的，面径165厘米的“铜鼓之王”就出在北流石窝乡的平田村。

　　这样众多的大铜鼓是在哪里铸造的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铜石岭。我们在铜石岭进行调查时，兴上村人说；有一位94岁的老人在世时曾对人说过，这一带曾挖出过铜鼓。在我们采集到的残铜片中有一片也像是铜鼓鼓面的残片。

　　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说到，南越王赵佗曾在铜山“铸铜”。一个“铸”字提醒我们，古人在铜石岭不仅采掘铜矿，就地冶炼，而且还就地铸造铜器。

　　为了探索北流铜鼓的来源，1985年，广西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些物理学、化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铜鼓铸造地点和矿料来源课题组，对北流型铜鼓抽样进行常规分析，在此基础上采集样品中的铅，对其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测定，还到北流、容县进行实地考察，证实铜石岭不仅是采矿冶铜遗址，而且很可能也是铜鼓的铸造遗址。

　　我们很想找到铜鼓铸造遗迹。古人铸造大型铜鼓是要挖一个大的土坑掩埋鼓模的，我们在铜石岭炼炉遗址旁发现许多深而大的喇叭形的土坑，是不是浇铸铜鼓时留下来的？还需要获取更确切和更充分的证据。（文：广西博物馆蒋廷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