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武官员品级图（大名鼎鼎的庶吉士）

邵光亭：大名鼎鼎的“庶吉士”

读过《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书的朋友，很多人都对“庶吉士”这个职位感兴趣。“庶吉士”一职最早设立于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八年，一直延续到清末，植根于科举制度，与翰林院的关系十分密切。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几个等级。一般而言，殿试考中进士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授以官职，二是通过选拔成为庶吉士继续加以深造。

明清科举“会试”取中被称之为“贡士”，然后还需要再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经过“钦赐”“传胪”，按照一、二、三甲确定名次。其中一甲三人，就是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修撰一职是专门为状元而设的，其他人员不能升任。殿试二甲的第一名俗称“传胪”，有时亦可入翰林院任职，例如康雍乾三朝重臣张廷玉的胞弟张廷珩，于雍正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即以传胪特旨授为翰林院检讨，与一甲三人同入南书房。

而其余的二甲、三甲进士，则必须以各项考试取得的等级为依据，分别授予官职。成绩优异者，一般由皇帝在名单上圈点，选入翰林院附设的庶常馆学习，入选者即称为庶吉士。因此，入选为庶吉士又被称为“点翰林”。其余不入选的进士，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委任为为主事、中书、知县等官职。

明清两代，庶吉士制度实质上是高级官员的职前培训制度，“储才教养，以待大用”，是士人由科举跻身统治集团上层的重要途径，相当于明代官员的储备库。选拔庶吉士被统治者视为“储才大典”，极其重视。

明朝的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进讲经书、草拟诏谕等高级文墨工作。翰林官虽品级不高，但由于接近朝廷中枢，地位自不言而喻。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丞相制度，阁臣均是从翰林中简拔。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甚至“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据统计，明代宰辅共计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出身的占到十分之九。在清代，翰林院供职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通称翰林。但是，庶吉士并不能算是正式的翰林，要在庶常馆里学习三年，视其学习成绩而定。

庶常馆由大学士、尚书等充任大教习，另有资深学优的翰林官六人为小教习。庶吉士在翰林院、承敕监（掌诰敕起草之事）、中书署等近侍衙门观政，带有实习性质，亦称“观政进士”。最初庶吉士不专属翰林院，明永乐二年甲申科开始，才专隶翰林院管理和培养，就学于文渊阁，由阁臣督课，三年期满进行考试，谓之“散馆”。散馆考试成绩优异者留用，二甲出身授编修、三甲出身授检讨；成绩不合格的外放科道或知县等职官。

庶吉士制度草创于明朝洪武、永乐时期，到弘治四年，趋于健全和完备。“馆选”的时间、衙门、程序和对象从此“立为定例”，由内阁会同吏、礼两部共同考选，内容为“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为止。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视讫，编号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词藻文理有可取者，按号行取。本部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转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以预选；若其词意钩棘而诡僻者，不在取列。中间有年二十五岁以下，果有过人资质，虽无宿构文字，能于此一月之间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许投试。

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进，亦在备选之数。”而庶吉士由“内阁同史礼二部考选以为常，遂为永制。”对于庶吉士的考核，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每月要交“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翰林院“立案”，以作日后“散馆”时授职的依据。借用现代教育的观点，除了关注结果以外，也非常注重过程和习惯培养。

严密的管理和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使得“预列者无循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庶吉士在学期间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薰陶，又可通过观政获得实际从政经验，经过特殊培训，有利于年轻进士脱颖而出，成长为朝廷重臣。庶吉士的挑选和散馆考试极其严格，例如，顺治十二年的庶吉士殷观光等三人被革退；康熙四十二年仅十四人授职编检，其余二十人罚令再学三年，另有三人因文字俱劣而遭革斥。

清代庶吉士散馆考试落选改任其他官职者，一般不得复入翰林院任职。而且，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和知县，虽然都是七品，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极大的区别。七品知县晋见督抚要上手本、称卑职，行庭参礼，而同是七品的编修、检讨，简放为主考、学政，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来往时则可平起平坐。由此可见翰林的地位之尊崇。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共任用汉人大学士二十五名，大都是翰林出身。所以庶吉士一旦被留馆为翰林，就有当宰辅的希望。即使是一般的翰林，也因为可以入值内廷，接近帝王而掌握文柄，从而获取巨大的声名。

明代由庶吉士入选翰林，最终升迁至六部侍郎、尚书以至阁臣、首辅等朝廷重臣者很多。据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统计，明代164位阁臣之中，庶吉士出身的128人，达到78.04%，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与清代不同，尽管在清朝，庶吉士的社会名望很高贵，但大部分人只能浮沉于中低级职官。清代的大学士是“满汉两途”，“满蒙汉军大学士不必尽由翰林出身”。自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军机大臣更是远非一般翰林所能企及。钱实甫教授编著的《清代职官年表》统计，清代庶吉士总数6216人，只有2470名（占总数39.75%）成为高级官员，其余的60.25%的只能担任中低级官员。清代8451名高级官员中，庶吉士出身者只占总数的29.23%。可见清代庶吉士的政治命运和仕途地位远不如明代。

明代庶吉士仅次于一甲进士，是明代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82.48％的庶吉士出自非进士家族，即便是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一般也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绝无超过三代者，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而且庶吉士主要经“考选”产生，成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地位低于一甲进士但高于一般进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形式公平贯彻到最高水平。

考察明代庶吉士的地域分布，对于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变革，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明代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区域广泛，但不同地区之间相差悬殊，各省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省份之间拥有庶吉士的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处于前5位的省份是浙江、江西、南直隶、北直隶和福建，共有880名，占总数的61.97％；其余10省共有庶吉士540名，仅占总数的38.03％。庶吉士的分布与当时各省的人口和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大致吻合。比如在人口方面，据《明会典》记载的明弘治四年各省人口数，浙江达到530万人，而贵州只有大约25万人。

看来类似于现在高考的分省制其实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全国各省都有庶吉士分布；某些科次还采取指定区域考取的措施，以保障边远和落后地区的进士入选；明朝宣德以后的科举实行南、北、中地区分卷录取制度，各自规定的录取率分别占总数的55％、35％和10％；天启、崇祯年间甚至实行了按省分配名额的办法。

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庶吉士出身浓厚的家族承袭色彩。通过对明代自永乐至崇祯52科14763名进士的统计，有1902名进士出身于进士家族，占统计总数的12.88％。出身于进士家族的庶吉士249名，占庶吉士总数的17.54％；成化以后平均达到24.8％。

总体说来，大部分普通人群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愿意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家庭环境对人才的成长也有着决定性影响，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良好的文化积淀和氛围更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和支撑力量，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风尚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前后相继、日积月累的陶冶和塑造着家庭成员的性情。在自古以来的中国家庭中，“诗礼传家”、“励志勉学”都是重要要求。

希望当今社会少一点功利主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找到文化之根、精神之魂。德慧相长，才能获得持久的改变命运与时代的力量。

(作者简介:邵光亭,知名学者、经学史专家,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在诸多研究领域皆卓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