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缅怀英烈（骁勇善战歼日伪）

刘培农，张店区湖田街道办事处上湖村人。“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第三路军。“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韩复榘不战而逃，弃守山东，刘培农义愤填膺，毅然脱离“韩家军”，携械回乡，参加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员廖容标同志的警卫班副班长、警卫队队长和突击队长。1938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四团二营六连连长；11月，升任二营副营长；1939年8月，任八路军山纵第四支队基干三营（由四支队原四团改编而成）副营长；1940年5月初，升任四支队主力一团三营（原基干三营）营长；9月，任山纵一旅二团（原四支队一团）三营营长；1942年秋，升任鲁中军区直属主力二团（原山纵一旅二团）参谋主任。1942年冬，到抗大一分校学习。1943年3月，升任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二(沂蒙)军分区参谋主任。1945年3月，在沂蒙军分区祝捷暨军事比武大会上，刘培农同志在表演单杠“车轮”时身受重伤。1951年春，在位于章丘县相公庄的山东荣军总校教育疗养院（简称荣军教养院）因伤病故，时年39岁。

放弃考学机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刘培农，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旧历3月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第四区（今淄博市张店区湖田街道办事处）上湖田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士兴，行二，兄士哲、弟士龙，父母早亡，兄弟3人相依为命，成年后以农为业，耕种几亩山岭薄地，终年辛苦劳作，但收获不丰，靠勤俭持家艰难度日。

刘培农是这个大家庭（中国传统社会兄弟不分家）降生的第一个男丁，自然给全家平添几分喜悦并被寄予厚望。幼年培农生就“国”字脸，浓眉大眼，高鼻梁、高颧骨，腰圆背阔，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步履铿锵，众乡邻十分惊奇，纷纷称之为“小武官”（意小将军）。稍长，被送至本村私塾读书。刘培农聪慧过人，念过的篇章过目不忘，倒背如流，深得私塾先生的厚爱。

1924年，刘培农以优异成绩考入桓台县第四小学（简称街子四高）。这所学校座落在花山西北坡街子村，与久负盛名的“花山书院”遗址毗邻，有着悠久的书香学风，原系当地名流士绅创办的私立学校，1924年收归县属，并扩展招生范围，成为花山、四宝山一带周边名校。该校学制是四、二制，即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街子四高学科正规，纪律严明，全校按当时山东省教育大纲规范运作。刘培农是街子四高的第一批扩招新生，他在校勤奋学习，求知若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刘培农爱好广泛，在完成课业之余，经常出入学校图书室，他通读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古典名著，被书中英雄人物所吸引，经常闻鸡起舞、习武弄棒。刘培农深受“岳母刺字”典故感动，决心走“精忠报国”之路。在校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进步书刊也摆在图书室内，刘培农花费很大时间阅读了《新青年》、《呐喊》、《资本论》等进步刊物，开阔了视野，树立了奋发向上的世界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3000万同胞惨遭日寇铁蹄蹂躏，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全国人民群情激愤，自发集会游行，声讨日军的侵略暴行，纷纷请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刚从街子四高毕业不久的刘培农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武装抗日之情油然而生。他毅然放弃继续考学上进的机会，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1931年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打着抗日的旗号，在全省各地招募新兵，刘培农约堂兄刘学农及本村好友张经山、滕学曾等人，先后到周村报名当兵，被编入国民党第三路军二十二师。

刘培农身高1.70米左右，身形健美，性格豪爽，话音洪亮，口齿清楚，初次见面便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刘培农身材虽不高，但圆浑粗壮，冲击力强，常与本村几个彪形大汉摔跤，不需几个回合，便将对方撂倒。

刘培农从军后，很快适应了军营环境，他怀抱救国之志，苦练杀敌本领，在军事训练，如射击、投弹、刺杀等项目考核中，功夫过硬，门门优秀；在军体项目，如木马、单杠、双杠、腾跃等科目中，每次考评均为优等。刘培农有文笔功底，能写善辩，主持正义，为人正派，又无烟酒嗜好，深得部队官兵的赞许，当年就担任班长，历经磨炼，几年时间就被提升为排长、连长。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疯狂全面侵华，华北大部迅速沦落。日军集结重兵沿津浦线南下直逼山东。刘培农所在部队调往黄河以北，在齐河、济阳一带布防。当时，防守黄河的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韩复榘任总司令，下辖第三路军、东北军五十一军及海军陆战队，总兵力10万余人。

日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黄河以北的鹊山要塞，担当黄河防务的韩复榘，被日军汹汹气势所吓倒，在国家存亡的危难关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于1937年12月，悍然下令黄河以北驻防部队，全部撤往南岸，黄河防务形同虚设，不久又率部撤往济南、泰安。

日军兵分三路渡过黄河，南侵山东腹地。韩复榘的10万大军，又弃守济南、泰安，向鲁西南撤退。刘培农所在部队第二十二师，先从济阳相继撤到邹平、周村等地，此时，日军尾随而来，并用飞机轰炸了长山县城和周村火车站。刘培农随二十二师一部由博山南退，经大汶口到济宁、兖州一带布防，并准备撤往河南境内。“韩家军”不战而逃，山东大部陷落。

韩复榘倒行逆施，国民义愤填膺。跟随韩复渠军队溃逃的刘培农，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眼见从戎报国的愿望化为泡影，深感犹豫徘徊。身为国家军人，面对日寇大举入侵，占领济南和自己的家乡，却不去杀敌，一味退却逃跑，观战避战，仇不能报，国不能保，何以为止？

其实，早在两年前，“一二·九”运动期间，23岁的刘培农其所在部队驻防济南，他深受学生的爱国情怀所感染，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对日寇操纵华北五省“自治”、拼凑什么“华北国”切齿愤恨。

1937年初，刘培农所在部队移防张店、周村一带。趁回乡之际，他同本村好友、武艺高手、地下共产党员刘玉玺多次密谈，商定一旦有不测事变发生，他们将揭竿而起，自己拉队伍，保家卫国。想到这些，他毅然决断，脱离“韩家军”，回乡组织抗日武装。

刘培农找到堂兄刘学农，结果不谋而合，一番密商，选择在队伍从兖州、济宁一线撤往河南的一天晚上，兄弟二人携带自己的武器，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出走。他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经辗转，历尽艰险，于1937年旧历腊月17日，安全回到家乡上湖田村。

携械回乡参加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

“卢沟桥事变”后，湖田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7年12月初，在益都县第九小学（驻上湖田村）召开了益都县第四区教育界抗日后援会会议。会议由洪沟党支部委员高光宇作主旨演讲，报告的主题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张赵村共产党员赵振干主持会议。会议选举邢辑五（军屯村人）为益都县第四区教育界后援会主任，张雨田（上湖田人、小学教员）任副主任。会后湖田一带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上湖田的刘玉玺早年参加讨袁护国军，后回家务农，1932年任农民协会会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田一带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张雨田，出生于湖田的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北平国民大学毕业后回到本村（益都九小）任教，他积极宣传抗日，拥护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孙凤文，是湖田一带入党较早的老党员，年轻有为，活动广泛。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定志向使他们走在了一起，他们在湖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成立自卫团，筹集武器弹药，准备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12月26日，日军攻占了周村和张店并企图从胶济铁路乘车东进，但胶济铁路早已被抗日救亡组织带领下的当地群众，破坏得无法通车，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一步步沿公路行进。

12月底，日本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板垣师团，进犯青岛途经上湖驻休。这批日本侵略军自山西来到山东，由于他们长途跋涉，日夜兼程，士兵疲惫不堪，躺下不一会儿，个个就睡得象死猪一样。站岗的侵略军抱着枪，席地而坐也酣然入睡。有的村民从日兵怀里抽出枪，退了子弹也未被发觉。刘传成从住在他家的日本兵枕头底下抽出枪栓，把子弹都拿走了，敌人也无反映。两个挎东洋刀的日本侵略军军官住在滕文礼家，因为天气太冷难以忍受，就把小凳子放在生着火的炉台上，然后躺在炕上，把腿搁在炉台的凳子上睡着了。滕文礼想惩罚他，就在鬼子的脚底下放上木柴，引着火，然后自己悄悄地溜了出去。不多时，把两个家伙烧得嗷嗷直叫。

日本侵略军进村后，逼迫村民给他们杀猪、宰鸡、拾柴干些杂活等。村维持会会长张瑞三发给干杂活的每人一个“白袖标”，证明是良民，可以在日本侵略军住地进出。傍晚，几个被日兵抓去干杂活的小伙子，跑到村北头的山沟里，向孙凤文、刘玉玺等汇报了村里的这个情况。孙、刘二人听后大喜，立即召集张光祯、张奎友、李登春、孙玉山、刘建德和刘建顺等人共商夺枪大计。孙凤文说：“我们拉队伍没有枪，现在日本侵略军给我们送上门来了，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从日本兵手里夺枪！”最后，大家讨论确定：趁深夜敌人睡熟之时进村巧取。

午夜时分，行动开始。李登春进村后，蹑手蹑脚地从熟睡的日军哨兵面前走到院子里，见屋里的敌人睡得正香，枪支横七竖八地放着。他毫不迟疑地拿起一支大盖枪，悄悄地走出大门，顺着一条小胡同急忙来到村围子墙边，越墙而过，一口气跑到玉皇山脚下，身上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刘太水回到村里，爬过邻居家院墙，从住着日兵的屋里拿了一支“马大盖”，藏到棉大袄里，一口气跑到北山沟。刘建德知道自己家里住着日兵，他越墙而入，同刘建顺用“二仙传道”的办法也拿了一支大盖枪。张奎友拿了敌人的枪，先放到墙上，然后越墙而出，带枪直奔村外。

青年魏臣忠受到孙凤文、刘玉玺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早就打算扛起枪同他们一起干，就是没有机会弄到枪。这次，他被敌人抓来干杂活，进出比较方便，所以他处处留意敌枪。他发现门前大车里用篷布盖着半车枪，便伺机行动。晚上，日本兵吃饱喝足后躺卧在地打着呼噜睡熟了。魏臣忠悄悄地从大车里取了一支“马大盖”，溜出东南寨门飞奔炒米村弟弟家，把枪藏了起来。

这次行动，一共夺得大盖枪两支，“马大盖”三支，史称“巧取五支大盖枪”。

刘培农、刘学农兄弟二人带着两支钢枪回到家乡后，受到刘玉玺等人的热烈欢迎。村自卫团自从夺了日军部分武器后，由于缺乏军事常识，一直不会使用。一筹莫展之际，刘氏兄弟的到来，真是雪中送炭，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刘培农、刘学农兄弟二人成了传授射击、刺杀以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军事知识的教官。刘玉玺把抗日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分期分批培训，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刘培农、刘学农等成为湖田一带抗日武装的骨干。

1937年12月底，长山中学60余名师生及长山九区、桓台二区的抗日志士共100余人，在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的主导下，在长山中学党小组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的率领下，在黑铁山西麓的太平庄，举行了著名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之后，在马耀南、廖容标等领导的指挥下，夜袭长山城，计伏小清河（击沉日军汽艇），血战白云山，三战三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威名大振！

黑铁山上红旗飘，点燃了淄博长桓地区的抗日峰火，吸引着周边各方面的爱国进步力量，汇聚成滚滚的抗日洪流，一场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在鲁中大地上蓬勃地开展起来，从此，揭开了淄博地区革命历史崭新的一页。

1938年1月，刘玉玺、张雨田等赶到抗日第五军驻地太平庄，面见廖容标司令员，希望接受第五军整编。廖容标、马耀南等五军领导表示非常欢迎。当月，湖田一带的抗日武装被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一、二中队（原长山县保安大队在黑铁山起义后投奔抗日第五军，被编为一、二中队，后因恶习难改贪图享乐，受不了部队纪律的约束而自动溃散），不久其中的一部分骨干被抽调到五军直属中队三中队，刘玉玺、刘培农分别担任分队长，张雨田担任五军司令部军械科长。

在部队里，刘培农看到我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一块学习，充分发扬民主，自由的抒发各种意见，与他在旧军队中完全是两个天下。活生生的现实，给他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刘培农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在日后随司令部攻打金岭镇车站、淄川城、周村面山子及邹平等地战斗中，他带兵有方，指挥得当，有勇有谋，得到了领导及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1938年3月初，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廖容标司令员、姚仲明政委率领一、二、三、四、五、六等中队，组成南路军，跨过胶济铁路，开辟淄川、博山、益都等新的抗日游击区。在行军途中，为了保证首长安全，随时处置突发事件，从各中队抽调军事素质过硬、年轻力壮、机智勇敢的10名战士组成警卫班，廖容标司令员慧眼识才，亲自点名由刘培农担任警卫班副班长。从此，刘培农同志跟随廖容标司令员纵横驰骋，转战南北，逐步锻炼成长为敌后抗日战场上的一名闯将。

3月下旬，五军进驻淄河流域益都县长秋一带。为控制战略军事要地太河镇，五军先进后撤，反复与土顽司令吴鼎章周旋。为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五军决定由廖容标司令员亲自到太河镇面对面和吴鼎章谈判。姚仲明政委考虑到吴是封建帮会头目出身，一身匪气，反复无常，不得不防。决定从警卫班挑选出4名武艺精湛的勇士，跟随廖司令前往。张捷三、刘培农、柴裕兴等4人每人配备手枪、驳壳枪各一只，四枚手榴弹别在腰间武装袋内，个个精明强壮、威风凛凛，廖司令在前，4人紧随进了太河镇。

吴鼎章正在抽大烟，听到禀报，懒洋洋地出外相迎。寒暄过后，让座叙谈。吴鼎章一看廖容标司令员不卑不亢、气势非凡，4名卫士寸步不离，威严挺立，顿感矮了半截，底气不足，腰杆不硬，岂敢有非分之想，只好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诚意商谈，一再表示愿意和五军联合抗日。双方商定由五军攻打淄川城，吴鼎章率部攻打博山城，给立足未稳的日军当头一棒。

3月15日，五军践行与吴鼎章的约定，攻打淄川城。十四中队竖云梯攀登城墙，偷袭敌卫兵打开城门，埋伏在城外的我部战士蜂拥而上，包剿伪县政府。正在熟睡的汉奸维持会，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全部缴械投降。攻进城内的部队砸开监狱释放在押犯人，并开仓放粮赈济贫困市民，后在淄川城内张贴告示，号召全民团结抗日。

在攻打淄川城的同时，刘培农率部攻克了日军设在洪山的新据点，为成功拿下淄川城扫清了障碍。战后吴鼎章率部攻打博山城并留在博山一带活动，刘培农随五军主力进驻太河镇，开辟淄河流域抗日游击区。

1938年4月初，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淄川西南马棚村，与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胜利会师。

四支队司令员洪涛、政治委员林浩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员廖容标、政治委员姚仲明四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两军会师，上下欢庆，四支队抽调十几名党员干部充实到五军基层，洪涛司令员特意把四支队从日军手中夺得的一挺新式机枪赠给五军。刘培农向廖司令推荐曾在旧军队中学过机枪射击的堂兄刘学农担任五军的第一位机枪射手。

两军会师后，商定共同南进攻打莱芜城。五军负责攻打东门和北门，刘培农带领突击队攻陷北门，突进城内和兄弟部队会合，冲锋攻坚，活捉莱芜县伪县长谭远村，取得莱芜大捷。后按省委指示又返回到博山、淄川地区。稍事休整，五军集结兵力在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下，破袭铁路支线及胶济铁路辛店至周村段。刘培农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他优秀的军事素质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多次获得廖容标司令员、姚仲明政委的表扬，在两个月内被连续提拔担任警卫队长、突击队长，并于1938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中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南路军在创建淄河流域和磁窑坞（磁村）两片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南征阶段性任务后启程北返。按预定计划赶到邹平与马耀南、赵明新率领的北路军会合。当北返部队行进到周村西、邹平南的面山子时，遭到周村、邹平两据点的日伪军合围突袭。

廖司令沉着应战，命令刘培农带领突击队正面迎敌，尽最大努力拖住日军主力，掩护我五军司令部机关及其他部队奋力突围。刘培农亲临主阵地，指挥突击队全力反击。刘培农来到机枪射手刘学农身旁，要求机枪狂射，吸引日伪主力。当敌人发现我五军还有新式机枪这一先进武器时，慌恐的日本指挥官下令集中全部火力攻击我机枪阵地，瞬间枪炮轰鸣、烟雾弥漫。

鏖战正急之时，机关枪弹梭夹突然崩坏了，形势十分危急。司令部军械科长张雨田奋不顾身，立即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迅速将机枪弹梭夹修好。刘学农接着向敌人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

正当刘学农紧握机枪怒射群敌时，罪恶的子弹飞来，刘学农身中数十弹，鲜血染红了衣裤，倒在了血泊中。正在指挥作战的刘培农发现机枪哑火，几步蹿到机枪前，发现刘学农同志已经牺牲，好似万箭穿心，他强忍悲痛，满腔怒火，一把抓过机枪，复仇的子弹倾泄而出，突击队员的步枪也弹如雨下，我军的强大火力网一下子把日伪军阻击在阵地前。刘培农一面派人抬着刘学农的遗体马上转移，一面继续用机枪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战斗进入僵持中。当发现廖容标司令员已率部队主力安全转移，刘培农下令突击队集中投掷手榴弹，制造大团烟雾，然后果断命令战士们抬着机枪，顺着山沟钻进密林，安全撤离，最终在长白山南麓的蓦间村与北路军胜利会师。

当廖容标司令员得知我军唯一的机枪手刘学农为掩护司令部突围而牺牲后，强忍悲痛，亲手为刘学农整理遗容，并在当地购置了上好棺木将其入殓。刘玉玺、张雨田、刘培农等老乡和战友站在刘学农遗体前鞠躬致哀，发誓一定要抗战到底，为刘学农报仇。至此，刘学农成为湖田地区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第一人。

形势略有好转之后，廖容标司令员亲率一营兵力将刘学农的灵柩护送至其家乡上湖田村，并面对刘学农高堂老母行跪拜大礼，感谢刘学农同志在这次战斗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

上世纪70年代初，张店区湖田公社修建烈士墓园，把湖田地区的散葬烈士集中安葬，以供人民群众瞻仰纪念。当工作人员在刘氏茔田将刘学农烈士之墓掘开时，发现棺材底部除刘学农烈士灵骨外，还有一大捧机枪子弹弹头，足见当时鏖战之紧急和刘学农同志斗争之坚决、牺牲之壮烈。刘学农烈士的亲人们目睹此景，无不失声恸哭。刘学农烈士是为反对外敌入侵、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的，他死得其所，重如泰山，虽死犹荣。

1945年春，刘学农烈士之胞弟刘慎农同志，于婚后第二天便参加了八路军，跟着队伍上了前线，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刘慎农同志牺牲之后，其湖田乡下湖村的战友将其和同时牺牲的另外6名烈士掩埋在一棵大树下并做了明显的标志，但因战况紧张，竟然忘记了这棵大树所在的具体位置，以致于至今仍未找到刘慎农烈士的遗骨，刘慎农烈士将永远长眠于淮海大地。

刘慎农之妻赵氏没有生育，按照旧中国的传统做法，打算为刘慎农烈士守志，因其特别喜欢当时尚不满6岁的四侄儿刘传颜，计划将其过继做养子，但在刘氏族人的再三劝说下，其于1954年前后改嫁到了现在的张店区沣水镇北沣水村。

1938年5月下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邹平城举办“鲁民抗日军政干部训练队”，抽调五军200多名排以上干部参加培训。训练队由五军特务营营长叶更新任队长（叶更新以后担任三支队参谋主任，1940年牺牲），五军组织科长王若杰任指导员，五军领导姚仲明、马耀南、赵明新等亲自授课，系统培训了五军基层干部，提高了其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刘培农以军政全优的成绩从训练队圆满结业，结业证上有马耀南司令员的题字“不怕流血，不怕流汗，抗战到底，才是好汉”。姚仲明政委的题字是“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不犹豫、不彷徨，死而后已，为祖国争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王之谦 刘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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