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辅助管理决策 也谈智能化指挥

3月26日贵版刊文《慎谈智能化指挥“自主决策”》，作者对“人在回路外”这一指挥方式的风险分析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对于是否应该让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一事，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科技发展史也是人类不断把自身功能逐步让渡给机器的过程。在军事领域，人把四肢的打击功能交给了枪炮、导弹等打击武器，把眼耳鼻等感官的感知功能交给了望远镜、雷达等侦察设备，把双腿的行走功能交给了车辆、舰艇、飞机等机动平台。指挥决策作为一种高级思维活动，也是人的功能之一。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并深入渗透到作战指挥各环节全过程，可以预见，以往完全由人来完成的指挥决策活动，未来战争中将逐步转向由人机混合智能体来完成。人把一部分决策功能让渡给人工智能，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

首先，多数战术指挥权正加速向人工智能让渡。“秒杀”是未来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但战略战役战术级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速度是不一样的，其中战术级OODA循环最快，机器反应速度快于人类速度的优势体现得最为明显。战术指挥权主要是对武器平台和系统的控制权，主要包括开火权、目标选择权、目标打击排序权等。未来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战术级行动，其指挥权只能授权给智能化指挥控制系统，由人来指挥控制将因人的反应速度过慢而导致失败。201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教授就指出，“当拥有纳秒级OODA环的机器人开始屠杀拥有毫秒级OODA环的人类时，再多的争论都无济于事。”2016年7月，美空军“阿尔法”人工智能超视距空战系统在人机对抗中完胜资深人类飞行员，其运用遗传模糊算法，战术调整速度是人类的250倍，从传感器搜集信息、分析处理到做出正确反应，整个过程不超过1毫秒。需要指出的是，未来战争中一些政治敏感度高、目的特殊、作战环境复杂的战术任务，仍须由人直接指挥控制，如特种作战等。

其次，部分战役指挥权将让渡给人工智能。战役指挥权，主要包括战役发起和结束时机选择权、战役级指挥员任免权、主要次要战役方向决定权、作战编组与任务分配权、重要技术武器控制权、战役目标选择权、作战资源调配权等。未来战争战役时间缩短，作战筹划和任务规划要求提高，战役指挥权中的目标选择权、资源调配权、作战编组与任务分配权等权力可能将逐步移交给人工智能系统。例如，美军规划20分钟的空中作战行动，通常需要40～50人花费12小时完成，而人工智能支撑的自动规划只需要1小时。美军战役规划评估，原来需要20人工作多时，现在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只需6小时。

最后，战略指挥权必须由人类牢牢把控。战略指挥权是对战争中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权，主要包括战略指挥员人事任免权、战争发起和结束时机选择权、战略资源调配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生化武器)控制权等。战略决策往往是宏观的、综合的，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事关重大，决策难度大、风险高，人工智能只能发挥辅助决策作用。因此，即使将来到了强人工智能阶段，战略指挥权也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人类手中，不会让渡给人工智能。